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3.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20多年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为中国新时期科技发展解除了许多体制上的束缚。但是，不庸否认，这些科技体制改革实践仍然留下许多遗憾，需要进一步解决。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20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总括当时的一些论点，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²⁾

（1）过多地强调改革制约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对本土科技储备和创新能力提高注意不够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科技界自发进行的探索试点阶段进入到有领导的全面展开阶段。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改革的特点是大刀阔斧、重点突破，强调市场化方向。然而，长时间中，科技界常常将科技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制约，比如将科技实力下降归因于投入不足，将科技与经济不能紧密结合归因于企业有效需求不足，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不够归因于配套制度改革滞后等。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国家迫切需要科学技术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需求、提供新的增长点，当政府和企业加大了科技投入时，遇到的突出问题却是本土的科技资源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撑。储备不足，创新不力，扩散不.成为突出问题。应该说，将科技发展缓慢、实力下降、科技与经济不能有机结合完全归于科技体制的外部环境，归于企业的需求不足，归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认识上的片面性。事实上，20多年来，国有企业在不断的变革，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入人心，国企改革步伐加快，科技需求和创新动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大量非国有企业和新型的股份制企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完全靠自己在市场中奋力拼搏而生存和成长，一批民营高技术企业异军突起，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着科技与经济的断层，而且都有着强烈的对科技的内在渴求。由此可见，改革制约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是需要的，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强烈需求科技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突出本身的科技储备和科技创新，以及如何将创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建设服务。事实上，我们不能不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的大批科技成果先天不足，要么是科研选题偏差；要么是科研成果成熟度很低；要么是科技成果总体水平不高，因此，出现了表面上科技供给远大于求，实际上有效供给不足。

（2）过多强调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技术向生产转移，忽视了科技体制应保证科学技术充分发展这一前提

我国科技与经济脱节，是在一个长时期中形成的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背景，造成了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失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格局，强化了科技与经济的断裂；强大的历史惯性导致实现两者的结合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是，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复杂性，只是简单地认为通过行政安排，只要给科研机构“断奶”，自然会驱使科技进入经济，从而强行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们把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技术向生产转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却忽视了这一目标的前提是科技体制首先要保证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此虽有认识和调整，但采取的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是改革的目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却是以部分牺牲前提为代价的。同时，把科学的功能完全地生产力化，这对基础研究的冲击很大。特别是在周边环境未有充分改善之前，单一建立“面向经济建设”的机制，强制性地迫使科研体制转轨并弱化对其资源投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还会引发科技界已积累的资源流失，导致国家科技总体力量布局的失衡与资源配置的失效，进而影响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

（3）过多地侧重科技发展的微观运行机制的改革，突出政策指导，而对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不够，导致科研管理效率较低

就科技体制内部而言，不仅要推动科研机构改革，面向经济建设，更要改变条块分割的封闭科研管理体系，对内对外开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外部来讲，科技体制改革必须与其他各项改革配套。始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着重在微观的科研机构，特别是在基层的科研机构，对宏观科研管理体制的触动直到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才被提到议事日程，缺乏科技体制改革所必需的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套，由此导致了科研管理效率的低下，严重阻碍了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还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政府缺位、错位与越位的现象时有发生。科技体制改革设计上缺乏协同观，是导致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根本性原因。

（4）科学人才评价体系上存在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其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倾向，阻碍着科学发展上高质量和创新成果的取得

人才评价的标准直接左右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现存的我国人才评价标准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评价标准繁多，二是标准量化过细。比如高校，不仅有晋升博士生导师标准、晋升硕士生导师标准、晋升教授标准、晋升副教授标准，还有业绩考核标准、竞聘岗位标准，同时还辅助于：科研项目（纵向、横向）分级标准、学术期刊分级标准、出版社分级标准、科研奖励分级标准等等。而且各类标准往往“政出多门”，还不断变更，时常出现不协调，让人无所适从。同时，为了便于行政部门在晋升和考核中的操作，各种标准的量化很细，计算繁琐，如业绩考核标准中，权威学术期刊0.6，一级学术期刊0.3，5万课题经费1.0，10万字著作0.6等等；再加上各种换算系数，如国家课题经费折算为横向课题经费1.4等。据估计，仅晋升职称标准中，需要核算的标准就涉及93项之多，而以上所列10大标准的各种量化指标（系数）多达数以百计。有学者指出，这种人才评价标准“本质上是用管理体力劳动者的标准化‘泰罗制’的管理方式和计件工资制的激励方式来评价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者——大学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教学科研能力及其成果，形同经济建设中的陈旧发展观——以GDP数量论英雄。必然导致教学和科研中出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轻长期，重中间指标（课题、经费）、轻最终成果等扭曲行为。更为严重的是，长此以往，会在高校中培养出一批‘学术经营漂亮、学术水平平庸’的学术投机分子（MAB）。这些人没有科学创新精神，缺乏科学兴趣，只会败坏科学研究风气，最终导致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沦丧。”⁽³⁾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与科学人才评价体系的技术化倾向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并存的，还有人才管理上的“行政主导”倾向不断强化的严重问题。其表现也是其后果是，优秀的学者、具有真正学科带头人潜质的学者，如果缺乏各种与行政职务相关的头衔，也就缺乏支配教学科研公共资源的机会，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相应的学术研究梯队。换言之，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科研管理部门行政的权力太大，学术民主制度残缺不全。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指出，中国当时的高速增长容易掩盖它的缺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时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资推动出现的，并不是自主开发、日积月累的结果。在外力推动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像乘坐自动扶梯一样一直往上发展。但是，就如有研究者对比中国和印度的不同时指出的那样，印度的发展主要通过更有组织性和更自主的开发，因而，科学基础扎实，可能比靠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中国更有发展后劲。中国与印度从基础上一点一点建设不同，中国一直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这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上的问题。

基于以上情况，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任务仍然极为艰巨。一些专家指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建立新的体制，建设和完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需要主体推进、全面配套，强调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同时，改革必须深入到宏观层面，要加强基本制度和规划的建设。显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需要改变以往的线性思维，多方面的改革配套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