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瞬间

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瞬间

苏　冰

苏冰，回族，1915年6月生。离休前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主任。曾荣获国家“三八红旗手”、宁夏“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称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干部，苏冰对党的民族政策及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

我从小生活在河南南阳瓦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做小买卖的父亲去甘肃做生意，被土匪打杀在半路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少数民族群众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更谈不上什么民族平等了。乡下的日子实在难过，土匪围寨，小偷挖墙，我们孤儿寡母整日胆战心惊。后来，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举家迁到新野县城里。城里的秩序稍微好些，母亲在街上摆个摊子，卖点袜子、手巾、镜子之类的小杂货，勉强度日。

原宁夏妇联主任苏冰

虽然家境清贫，母亲还是支持我读书。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我争取到母亲的同意，到开封读公费师范学校。母亲把家中的两个戒指当掉给我做路费，我带着这些钱，独自到40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准备考取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回民女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在别人眼里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我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刻苦学习，第二年就考进了开封女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许多流亡学生从北平、天津涌到开封，我们这些开封学生就与平津学生一道，热血沸腾地走出课堂，到乡下宣传抗战、到前线参加抗战。后来日本侵略者逼近开封。开封女师南迁，我没有随学校南迁，而是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其中几段与民族工作有关的经历尤其难忘。

一、在延安，毛泽东亲自为清真寺题写了牌匾

1940年初，延安各界回民同志为了推动延安地区回民救国运动，积极促进抗日工作和边区回民文化发展，由八路军政治部金浪白，马列学院马文良，中央党校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马尔撒和当时在女子大学做教员的我，代表各自机关学校发起组织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

在协会成立大会上，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发言说：“这个协会是全国回汉民族团结的象征。过去回汉之间互相不信任，完全是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压迫结果。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民族平等，陕甘宁边区内的回民已得到自由独立幸福的生活就是证明。全国回民应争取回回民族在宪法中的民族平等地位。”协会决定本会全体人员参加延安宪政促进会，争取回族在宪法中的平等地位，并决定建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延安建立清真寺、延安回民食堂。组织回族问题研究会，并在会议上选举产生理事会，金浪白为理事长。

理事会在延安文化沟选取一处地址，在沟内的山上打了一排十几孔窑洞，并在半山腰平出一块地，盖了一座清真寺。窑洞住着回协干部、机关人员和阿訇、满拉。这座“清真寺”3个大字牌匾就是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内战爆发后，胡宗南部空军轰炸延安时。这座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清真寺被夷为平地。“文化大革命”中，不知从哪里来两个“造反派”。一闯进我家门就拍桌子瞪眼睛，大声审问道：“你们搞的什么鬼，为什么在延安还修清真寺？”我不慌不忙地说：“是啊，我们当时是修了一座清真寺，这寺门石牌坊上清真寺3个大字还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怎么了？”两个造反派听了这话，扭头就走，什么都不问了。

回协成立后曾组织几个巡视团分赴各地区视察，金浪白同志就曾带领关中巡视团在关中待了几个月，做社会调查，宣传民族团结，支援抗战。金浪白同志回到延安后，写了调查报告，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报告中反映关中地区经过土改，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同时报告中也反映了关中群众由于水质问题而导致普遍患有大关节病，请求边区领导解决这一困难。后来边区政府专门派了水文队和医疗队，去往关中地区调查大关节病的致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

二、陕甘宁边区的回民首先得到了民族平等权利

1940年10月，全边区的回民代表大会研究抗战救国问题，大会开了1个多月，大会的召开表明了陕甘宁边区回民已先于全国回民得到了民族平等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平等，回民参政，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鲜维俊同志（回族）为边区参议员，还有3位阿訇成了边区政府的委员；在关中、陇东、三边地区的回民聚居乡镇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选出本民族的领导人物，如三边分区定边县的回民乡选举了彭华庵同志为乡长；经济上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不受剥削和压迫。边区政府还帮助从边区以外新迁来的回民安家立业、开荒种地。

那时，因逃避抓兵派款而举家逃到陕甘宁边区的宁夏回民很多。定边县西门外原本是一片荒地，由于跑来的人多，边区政府规定：对这些从宁夏迁来的回族群众，政府发给救济粮、救济款，拨给他们土地耕种。这样就陆续在西门外筑起了一条街，起名叫新华街。迁来的回民有的种田，有的开饭馆，有的卖肉，有的卖菜，一条街上回民群众安居乐业，热热闹闹。

边区各地还建立起了小学校、识字班和清真寺，各省投奔延安来的回族青年分别在抗战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延安鲁艺等校学习，许多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工作。

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等回民的节日，回协就去边区财政厅领来麦子、油、羊等物品，筹办聚会庆祝活动。当时边区财政十分困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从贯彻民族政策出发，仍尽量批准我们的活动经费、节日聚餐等。

当时延安各机关学校有回民干部七八十人，他们经常在回协聚会。西北局的有关领导、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也常来讲讲话，讲政策，分析形势。当时，李维汉同志就经常来我们这里作报告、讲民族问题。

三、在西安回干班学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人难忘

“回干班”即回民干部班培训班，是新中国建立前在陕西省西安市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举办的。“回干班”学员有数十人，学习虽然不到3个月，而它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是当年延安中央党校举办的“三七班”优良传统的继承。

延发“三七班”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举办的，那时中央党校把参加长征的回族战士集中起来给予培养，班主任是回民骑兵师师长马青年。“三七班”里的回族战士大部分人文化水平较低，以学习文化、政治理论为主。延发三七班的举办为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和提高打下牢固的基础。

西北局举办的“回干班”正是吸取了“三七班”培养回族干部的经验，结合了当时西北地区革命发展形势而诞生的，班主任是后来曾任国家民委委员的宗群同志，我和彭华庵（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作为宗群的助手。“回干班”里的学员都是回民知识青年，他们有的是从革命大学毕业，有的是从华北大学毕业，还有几个是原北平回教经学院毕业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都是20岁上下，朝气蓬勃，革命热情很高。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在国统区参加过“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来到“回干班”后，他们风趣地用“大米白面反饥饿，小米窝窝扭秧歌”这样的话来表达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回干班”通过讲课、作报告、发讲义、组织自学、班组讨论、进行党团和妇女活动等形式进行学习和授课，通过这些活动让学员们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党的方针政策，同时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对“回干班”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经常听取汇报，发出指示。记得他有一天亲自来到班里，呆了整整一天，详细地看了学员们写的心得体会。学员们即将毕业的时候，习仲勋还对大家讲话说：“我不能保证你们不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你们要从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继续前进！”

“回干班”学业结束后，学员们被分派到各地不同工作岗位工作，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工作磨炼，都成为民族工作战线上的优秀干部。

四、在宁夏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恢复开放了1000多座清真寺

改革开放后，宁夏民委成立，我们组织了民族政策检查团，分赴银北、银川、银南、固原几个地区，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带领几个同志来到银南地区，发现有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民族干部被打倒，清真寺也被毁掉、被拆掉。银川南寺本是明代所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了；另外，银川中寺虽未被拆毁却被工厂所占用，像这样的问题是很多的。还有的群众反映，“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念经，家人去世，请不来阿訇念经，亲属只能自己偷偷在家里念了经，把亲人埋掉。

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既然要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要允许有宗教活动和活动场所。一开始，我们决定在城市和交通沿线恢复少量的清真寺，我们第一次研究决定在全区开放104个清真寺。然而，群众要求恢复清真寺的呼声和热情非常高，各个地区都有群众不断上访，要求开寺。有的干部和群众向我们提意见，批评我们思想不够解放，曾经有的群众这样说：“像同心这样的县，山高沟深，按照你们的规定只开14个清真寺，家离清真寺远的群众骑上毛驴3天才能到寺里，这和伊斯兰教规的距离太大了。”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我们又研究讨论，陆续增加清真寺开放的数量，最后一共恢复开放了1000多座清真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后来我们开始筹备一个民族公学，当时有人说我们思想不解放，办学就该办一个民族学院，而不是只办小规模的公学。后来国家民委批准办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全都由国家民委投资。当时很多省市地方都希望能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办在本地，后来国家民委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校址定在宁夏银川。如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已成为西北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