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读书编书写书,我和妻子以书为伴,日积月累,家中到处是书。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家搬进六中宿舍,将一间正房中安排几个书架,落落大满的书本,才有了各自安身之处,算是有了一间真正意义的书斋。
书斋窗外有小院,院中有高齐屋檐的一株芭蕉和一株樱桃。每到春天,芭蕉长叶摇绿,樱桃繁花满枝。茅盾文学奖得主古华和莫应丰常常不期而至,坐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诗意中谈天说地。
这天,老莫携夫人前来小酌。席间,我谈起我的母亲名蒲姑,是个初识文墨的农村妇女,在艰难困苦中抚育了八个儿女,个个成材各有建树。可母亲在浩动中离世,没有一个儿女能够给她送终。老莫停杯投箸,沉思良久,忽然酒杯一顿,酒水洒了一桌,大声说:“来来来,快拿纸笔,我给你题个斋名!”
老莫神态凝重,挥毫而书, “蒲菰子斋”四个大字赫然在目。他说:“你伟大而苦命的母亲值得永久纪念。母名即斋名,激励你朝暮用功。蒲菰二字,古诗中有出处,谐意为雅,避免直白。”
我素爱老莫的书法,这四个字肃穆而灵动,令我爱不释手。恰逢汩罗作家甘征文来访,见字赞叹不已,说:“我朋友中有善雕刻者,将此刻成匾牌,是件大好艺术品。”不久,用老竹片拼排的竖匾刻成,悬挂于书斋之门。自此,我发表作品,多用“蒲菰子”笔名。
九十年代初,我与老书法家胡六皆先生过从甚密。六爹住城南东瓜山公寓,每天站在那张文夕大火劫后余生的破方桌前(为防止摇晃,有两只脚钉了洋铁皮)作书不休。熟识的人只要转过那个屋角,便能见到那扇窗中的一头白发,如一朵云絮在晃动。六爹古文学功底极深,常即景吟诗,或为人作嵌名联,能脱口而出。六爹常与我谈唐诗宋词,不出几天,便有电话打来:“你来一下啰。”刚进书房,他必拿出一幅对联或条幅,写的是上次谈到的内容。
那天,六爹刚完成一幅大中堂,闲坐桌边啜茗小憩,兴致勃勃地说:“你们夫妻都是书虫,名字中有一‘村’一‘庄’,合而为一,恰成绝配。来,我为你们书一斋名。”放下茶杯,展纸挥毫,书出“村庄书坊”四字。又说, “你夫人名字中的‘岘’字,许多人念成‘砚’字,你们又收藏了一百个砚台,不如将错就错……”老人又写下“一百砚庄”四字。
六爹书写的这两个斋号,我们视为传家之宝,“一百砚庄”刻成木匾悬挂于墙,又选取一块大三叶虫化石,请石刻艺术家林长棉精刻“村庄书坊”于其上。
去年金秋,我们搬进宽大新房,夫妻各据一间书斋,湖光荡漾于窗外,杂花生树于阶前。在鸟语花香之间,我们坐拥书城,在读书编书写书之余,我练书法,妻弄丹青,各得其乐。这块三叶虫化石板刻的斋号镶嵌于墙壁之上,1.5亿年前的巴掌大的三叶虫,伴着“颇有仙气”的胡字,为书斋增添异彩,见者无不艳羡。
那些年,每见六爹作书,自己便觉手痒。六爹知我有意学书,便说:“看你的基础,当先学隶书;当今隶书,首推王超尘先生。”并介绍我与超尘先生相识。
1997年春,书坛巨擘胡六皆先生故世。遵六爹意愿,我学书于超尘先生门下。王老身体孱弱,讷于言辞,轻言细语说:“你认真习字,先写十年再说。”
我为王老博大精深的书艺所陶醉,朝暮浸淫其中。已出版的《王超尘隶书岳阳楼记》、《桃花源记》、《醉翁亭记》是我案头必备之帖。王老原是省湘绣研究所的画师,年轻时在学校教过音乐、美术,有全面的艺术造诣。他的“王隶”受到大陆、台湾及日本书坛的高度评价,行书也写得极为娟丽灵秀,全国有一百多处名胜古迹由他书写的碑刻。这期间,我写了《听超尘先生唱歌》、《看超尘先生写字》等散文,发表于报刊。
在我们搬迁新居时,王老为我写下新的斋名:望尘山房。四个沉雄古拙的隶书大字下,先生用他特具艺术个性的“破体”写下一段小跋:
余年八十有三矣!与作家李渔村、易岘庄夫妇结为忘年交。二人酷爱余之书艺,朝暮临习,寒暑不辍,孜孜八年,刻“超尘门外”以自恭,书“望尘莫及”以自叹,名书斋“望尘山房”以自勉,并求题其额。余嘿嘿而笑未置可否。夫妇求之再三。人生难得一知己,余感其诚,欣然命笔,或为一段佳话。戏题。时为丙戊岁末。
三湘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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