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度下的廉政

私有制度下的廉政

数千年来，劳动人民渴望官场清明、政治廉洁、社会安宁。我国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我发誓离开你到没有吞噬谷物的乐土去，那里才是我安居乐业的居所)，道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在有识有作为的君臣中，不乏主张廉洁公正并身体力行的人。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所谓的太平时期。但是，纵观旧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中经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直到民国，官场宦海贪官污吏成群结队，腐败政权绵延不绝，世风每况愈下。总体上看，旧中国的肃贪是屡肃屡贪，倡廉是倡而难廉。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过多地追究那些实施廉政的官吏们的个人责任(在贪官污吏面前，他们是值得时人拥戴、后人称道的)，而应当从问题的实质方面作分析。可以说，廉政是与剥削制度相对立的，在剥削制度下，廉政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尽管历朝历代不乏廉吏和清官廉政之策，但终究无回天之力，逃脱不出官场腐败—政权衰灭的轨道。只要剥削制度存在，这种历史必然性就不能改变;廉政，这一对从政行为的客观要求，尽管也有被实践的方面，有被实现的时候，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局部的、短暂的，其规律性更多的是通过统治集团背离它遭受惩罚而体现出来的。在这里，廉政始终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是社会的一种理想，是难圆的梦。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抓住剥削制度这个要害，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剥削制度下的廉政问题，了解它的不可改变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首先，剥削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少数人凭借经济、政治的统治权力无偿占有大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制度。这种社会是与廉政不贪不贿公正清明的本义根本对立的。这种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国家机器或政权机构，本身就是剥削、压迫民众的工具，庞大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由民众的血汗和社会财富所供养的。如此，要实现整个社会的廉政，确实是难以实现的。

奴隶社会，天子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支配社会的一切，包括民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如列宁所说，“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列宁，1972b)⁴⁶这是一个极为野蛮的剥夺与被剥夺的社会，廉政是根本无法成为基本的社会现实的。

封建社会标榜“天下为公”，但天下实质上是皇帝的家天下。“朕即国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于上”，“公”实际上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大私。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样是建筑在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农民的劳动成果之上的。这集中表现在赋税上。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1995a)⁶⁹⁷可以说，离开吸食农民的血汗、侵吞社会的财富，地主阶级及其政治统治就不复存在。总的来看，为官从政的宗旨，是谋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是为了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样，官吏贪污，官场腐败，就不能不成为社会的衍生物和顽疾。“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仓老鼠大如斗”，正是对封建官僚敲诈勒索、聚敛财富、欲壑难填的生动写照。“无官不贪”，尽管是人民的激愤之语，但却触及了封建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其与中饱私囊紧密相连。清乾隆年间当政20余年的军机大臣和珅，招权纳贿，是窃国盗民大贼，家私估银约八亿两，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八倍。在北京的六部官员，号称“清苔”，实际上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馀”，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也利用兴建大工程渔利，其中唯礼部无污可贪，但礼部官员在科举时又往往徇私受贿，同样有不义之财。历史上大大小小封建官吏种种恶行丑闻，史书不绝。

资本主义制度较封建制度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样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伴随商品经济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一切也都变成了商品，良心、名誉、权力，都可以与金钱交换。政治，实质上是围绕金钱这个魔棒或轴心在旋转。从政府到官员与经济界、金融界、商界之间的权钱交易，是司空见惯的事。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财富是间接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马克思，1995d)¹⁶⁹在官员贪污受贿谋取钱财方面，资产阶级政客比封建官吏有过之而无不及。“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个杠杆。”(马克思，1995c)⁴⁰⁸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时，就伴随着官员贪污受贿公行这一社会灾难，以致政权陷于危机之中。

在法国，早在资产阶级刚上升为统治阶级时，腐化就随之而来。18世纪末，法国军队之所以在法国人民抗击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督政府的官员们大肆贪污军需物资和款额，使法军前线军队供给严重不足，陷于苦战的困境。督政府的丑行，激起军方及民众强烈不满，最终为拿破仑政权取代。19世纪末，美国的托拉斯来势如潮，彼此间竞争激烈，一个共同的策略，就是重金贿赂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司法人员，以寻求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一时间，贿赂成风，社会动荡，以至发展到迫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对大公司的各种活动予以监督。

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疯狂地聚敛财富，把国家政权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私利的工具。国民党政府，是地地道道的腐败政府，大小官员假公济私世人皆知。比如，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7年，搞了个所谓“十年建设”，实则是用十年时间积聚私财，肥了以自己为首的大财团，而国家仍是贫困不堪。又如，陈果夫、陈立夫以抓国民党党权入手，以经营党的事业为名，营构个人财富大厦，是典型的立党谋私。在四大家族中，他们聚财起步最晚，但凭借党权，短短数年，就可以与孔、宋豪门相提并论。

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管理方式发生了不少变化，在廉政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实效。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并没有改变，腐败问题并没有解决，官员贪污受贿行为依然存在。正如列宁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官吏的财富、教育等特权也就愈多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官员贪污受贿的趋势，是向深层、高层发展。最高政权机构、最高权力者卷入贪污受贿案的事件屡有发生，由此导致政府首脑下台、政权危机的情况不乏其例。

其次，剥削制度下的廉政，只是在这种制度所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存在，始终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势单力薄，举步维艰。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面前，官吏贪污受贿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那些出污泥而不染的行高志洁之士，反被视为不入时、孤傲、愚笨。在我国古代，廉吏清官遭嫉恨、诽谤、打击、陷害的事例屡见不鲜，有人甚至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宋吏欧阳修秉性刚正，揭露弊政，弹劾奸佞，直言不讳，引起一伙奸臣贼子恼怒。他们无中生有，诬陷欧阳修，终使欧阳修下狱、贬官。明初官吏周新刚正不阿，不避权贵，严明执法，得罪了权势，被告御状，招之冤杀。另一明吏于谦，亦因公正刚直，得罪权贵，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杀害。

再次，廉吏清官自身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封建官吏是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臣”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与被统治者老百姓之间的一个中介，他与皇帝是一体的。两者命运相关，谁也离不开谁。为了取得臣僚的忠心和支持，皇帝常常给他们种种优厚的特权和待遇，以示“皇恩浩荡”。如北宋时皇帝实行“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予万民者，不留其余”的做法。又如，清政府征收钱粮或捐税，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供官吏额外开支，叫做“陋规”，这是把贪污行为合法化。官吏所享有的这类特权，实际上是阶级的特权，即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特权。官吏，包括清官廉吏吃俸禄，行特权，那就或多或少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果实。清官廉吏仍是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们所倡导、推行的廉政，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他们的“廉洁”“民本”等观念，与“忠君”观念是一致的，如海瑞说:“为民，为朝廷也。”廉吏清官的作用大小，是以皇帝是否开明以及开明的程度为决定因素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是他们不可能逾越的。因此，他们所主张和实行的廉政措施，只是针对革除某些腐败现象，而不可能触及孕育腐败现象的根源——剥削制度;即使是这些措施，也很难彻底实行，封建等级制度是它巨大的障碍。总之，廉政在剥削制度下无法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