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霞教师幸福的给予性

（一）斯霞教师幸福的给予性

幸福的实质在于给予还是在于索取？这是一个关涉到对幸福理解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站在客观主义幸福论的立场上，将幸福理解为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在现实活动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贡献优先于权利。幸福并不是指涉与他人的关系，而是更多地关涉个体自身。但是，幸福的实现却是与他人密切相关的，因为离开他人，个人的幸福也无从实现。如果一个人身处不幸的群体，或者身处一群不幸的人当中，我们很难想象他会是幸福的。出于同样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尊重别人为人，视别人为独立、自足的有价值的个体存在，从而值得自己为之而付出一切，这样他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相反，如果个体生活在一群并不值得为之付出的人当中，个体的付出也将显得缺乏意义甚至毫无意义。这样看来，幸福虽然是关涉自身的事情，但终究还是与别人相关联的。离开了别人的幸福，自己的幸福也会荡然无存。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群体或者生活在一群幸福的人中间，将会更加有助于实现自身的幸福。幸福是有条件的，似乎也蕴含着这个意思。幸福是一种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教师幸福是合于教师德性的实现活动。教师德性的实现活动“只有当自愿并且自由地给予才能产生幸福。”^[57]

德性的根本在于它的给予性。这是因为，一个人倘若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就必然涉及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独自一个人，鲁宾孙式的生存，是难以实现自己的幸福的。毕竟，理想本身并不是先赋的，人生价值与理想的形成本身离不开周围的人，人生的价值与理想就是在与他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建构并实现的。离开了他人，个人的理想就无法形成。更进一步说，一个人理想的实现离不开他周围的群体。他人自身构成独立自足的存在，同时也构成“我”实现自身理想与价值的条件，“我”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与帮助。“我”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与理想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他人为人。只是将他人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与理想的工具，也必然会被他人视为同样的工具。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互相利用，失去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精神和心灵的共通感，个体随时可能因为自身的需要而打破这个平衡，从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反过来，他人也随时可能打破这样的平衡，为实现他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我”的利益。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需要条件，从而需要索取，这似乎是一种常识的见解，这样，除了可以凭着机运之外，从根本上无从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凭借机运的实现毕竟是偶然性的，这不仅因为它意味着个体自身与他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并且由于忽视他人的幸福或者造成了他人的不幸，即便实现了所谓的“幸福”，终究也还是不幸的。当把幸福不是理解为一种索取，而是付出和给予，不仅看得更加长远，而且使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一个普遍性的基础之上，这样，幸福的实现就不再是凭借机运，而具有了必然性。以给予为基础的幸福，不仅过程本身是符合德性的，而且结果也是合于德性的。只有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所以，赵汀阳说:“如果不让他付出，他将反而感到失望甚至痛苦，所以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代价，它不被用来交换任何东西，因此，自成目的的行动就具有了纯粹性。”^[58]

教师的幸福也必须建立在教师的给予基础之上。首先，教师的幸福可以理解为以教师作为个体自身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活动。从而，教师幸福的实现，也必然要求教师的给予与付出。其次，教师实现自身的幸福必然建基于对于教育内在利益的追求，这既是合于教师德性的需要，也是教育本身的必然要求。教师德性体现为对于教育内在利益的追求，倘若纯粹追求教育的外在利益，必然导致教育的异化，异化为教师个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教育活动作为人类以培育后代为目标的实践活动，有着特定的内在的善的寻求，这是教育存在的根本性依据。显然，离开对于教育活动内在善的寻求，一个以教师职业作为实现自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人，既不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也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同我们对于人的幸福在于他的给予性的实践活动的论证一样，教师的幸福也是建基于教师的给予基础之上的。惟不同的是，教师是生活在儿童群体之中，这会对教师幸福的给予性提出特别的要求。

在论述教师爱时笔者曾经提出教师爱的给予性，并且强调了爱的本体性，反对爱的工具化。这里将从幸福的角度审视斯霞教师幸福的给予性特征。

斯霞的幸福是建基于对教育内在利益的追寻之上的，她所追寻的是教育活动、教育效果的卓越性。教育效果的卓越性是很多教师的追求，并且也不乏取得绩效者。问题在于，作为教育内在利益的充分实现，并不仅仅意指教育效果的显著和卓越，同时还意味着教育过程的卓越。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硬生生地分离这二者，就必然破坏作为整体的教育的内在利益。斯霞不仅寻求效果的卓越，更追寻通过卓越的教育过程内在地、自然地保障和实现教育效果的卓越。一个教师可以使用外在的、强迫的手段，迫使学生朝着自己所理解的方向“驱赶”学生，也可以内在的、启发的手段帮助和引导学生自己选择、确定并走向教育目标。教师实现教育内在利益的方式是否符合德性，这从根本上关涉到教师幸福。在这里，斯霞与大部分教师产生了差异，这个差异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凸现了斯霞教师德性的卓越性，同时也使得斯霞的教师幸福实现得更为充分和自足。这里将从给予的对象、给予的条件两个基本层面分析斯霞幸福的给予性。

如前所论，人自身的幸福与他周围的人幸福密切相关，这意味着谋求他人幸福的实现本身就是谋求自身的幸福。德性内在地要求将他人幸福的实现作为自身实现幸福的重要方式，这样的幸福就是给予性的。斯霞是以学生的幸福作为实现自身幸福的根本方式，这是斯霞教师幸福的内在要求。对这一点，我们在教师爱中的分析可以作为重要的依据。当以学生的幸福作为实现教师幸福的根本依据时，对于教育、对于儿童的理解、情感、态度乃至信念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孙复初（斯霞长子）:1964年就已经开始批判“童心”“母爱”。她一直就想不通，教师爱学生有什么错？工人要爱机器，农民要爱土地，老师要爱学生，难道爱学生错了吗？“文革”期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跪搓板，到厨房劳动，搞卫生，批斗得很厉害。她说让她扫厕所都不怕，最伤心的就是不让她上讲台。所以，她经常在劳动之余站在教室外听，而且经常流眼泪。所以伤心就是因为不让她上讲台，并不是劳动。后来，她带着我大弟弟的女儿小彤。当时小彤生病很厉害，瘦得皮包骨头。我二弟和二弟媳妇当时正在农村，无法照料她。上面在这时通知她上课，她非常高兴。

郑秀媛（斯霞长媳）: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秀媛，不让我当小学老师已经快十年了，六五年挨批时就已经不能正常上课了。我现在恢复了当老师的机会，可彤彤生病很厉害，能不能请你母亲帮忙，帮我照顾彤彤。我真的不想失去这次上讲台的机会。我一辈子很少求人，但我不能失去当老师的机会。”我母亲当时是一个退休工人，她俩感情不错，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不仅是亲家关系。我母亲就帮助我们照顾彤彤。事后我们才知道小彤病到什么程度？一个耳朵已经基本聋了，抗生素打得屁股两边都成了硬块。到北京时吃了一百多剂中药才调理过来，当时饭都不能吃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要当小学老师。她每次和我母亲见面都说:“是你给我了又一次当小学老师的机会，你帮助了我。”她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她当时心里是非常矛盾的，最后还是选择了当小学老师。^[59]

斯霞在很多场合都说到，罚劳动对她而言算不得什么，挨批斗至少也能够忍耐，最令她不能接受的就是迫使她离开讲台，讲台构成了她生命和幸福所依系的舞台。离开讲台意味着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儿童，离开了自愿选择的实现自己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教育生活。“童心”“母爱”概括了斯霞教师德性的崇高境界，而“童心”正反映了儿童在斯霞的心目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这一隐喻形象地表达了斯霞对儿童的认识。

斯霞认为，儿童是值得自己倾心付出的。一方面，儿童要成为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不仅是基于一种学理的分析，更是一种基于实践的体验。斯霞认识到儿童具有发展的两重可能性，从正面来说，儿童具有人类天性当中所具有的善良，他们天性天真、活泼、率真，富有童真和童趣。相比于成人之间相处时所产生的种种利益计较和为确保自己利益而展开的种种谋算，儿童之间的相处更多的还是出于天性的、自然的状态。虽然偶尔也会有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因为儿童自身天真率直的特点，儿童很容易化解和处理这些分歧。从反面来看，正是由于儿童所处的特殊时期，理智方面没有发达，好奇心强但缺乏自制力，极容易受到不良的影响，故而教育对儿童起着何种作用便显得至关重要。儿童能否成为人，与教师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儿童还是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斯霞能够将对儿童的理解与认识自觉地上升到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这在小学教师中是难能可贵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传部门的理论说辞，尚未进入教育工作者真正的内心世界。对教师来说，一旦消融进教育的日常生活之中，便“不识庐山真面目”了，不能够与自己的实践保持距离。对斯霞来说，儿童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关系，不仅进入自己的意识深层，而且成为指导自己工作的重要原则。因此，我们在斯霞的拼音教学、识字教学、阅读教学、作文教学中，随处都能够发现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观点的教育、道德品质的教育。^[60]

我为什么这样热爱我的工作呢？我觉得这个工作有意义。就拿我现在教的一年级儿童来说吧，他们刚入学时都是七岁左右的孩子，原来一字不识，连铅笔也不会拿。他们不懂得怎样学习，怎样劳动，没有集体观念，更不会明辨是非。经过将近一年的教育，他们已学会了汉语拼音（有的比我还熟练），能读、能写、能算、能参加简单的劳动，眼看他们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在逐渐成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61]

斯霞所追寻的是教育内在的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内在利益的实现构成了对斯霞最大的报偿，这种报偿是精神性的。对于一个一心追求教育内在利益的人来说，这种精神性的报偿是不可替代的。正是这种精神性的报偿，激励斯霞多少年来“和孩子们在一起，有时为小鸡从鸡蛋里破壳而出发出天真的笑声，有时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正是这种精神性的报偿，激励斯霞——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系着洁白的小围裙，头发上扎起蝴蝶结，两手叉着腰，唱着跳着。”^[62]在斯霞的眼里，再没有比儿童更为重要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她才在自己的孙女处于极度病痛之中的时候，在自己的丈夫处于病危状态的时候，舍下自己的亲人，坚守在讲台上，坚持和孩子在一起。不理解她对儿童真挚的爱，就无法理解她面对亲情时所作出的抉择！

斯霞的德性与幸福从这里奠定了最深的根基。幸福在于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就是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与理想，也就是自我实现。斯霞快乐着儿童的快乐，幸福着儿童的幸福。对自己最珍爱的教育对象——儿童的倾情付出，毫无疑问奠定了斯霞幸福的根基。

仅仅有爱的对象，仅仅说爱儿童，这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的。教师的爱作为教师的一种品质，关键在于实现活动。奥运的桂冠永远只属于那些参与竞技的人，却并不属于最强壮、最漂亮的人，这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一种从未实现的爱并不是爱，而只是一种“想爱”，“想爱”和“爱”并不是一回事。爱如何实现？关键在于给予。斯霞的幸福是给予性的。

给予是有条件的，这在幸福及其实现条件中多有阐述。如果我们把教师的幸福理解为教师合于德性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的实现活动，则不难理解这种实现活动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亚里士多德显然更加看重的是人的德性本身，外在条件只需中等即可。他并未言明是何种意义上的中等，是相对于客观标准的“中等”呢，还是相对于各个人自身情况的“中等”呢？笔者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谈论幸福的条件意在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同时还能够保障人的“给予”。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想帮助别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从而使自己成为具有慷慨品质的人，问题在于，经济上的困窘往往会使他无缘成为慷慨之人。

笔者以为，“中等”这个词的模糊性，恰恰符合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否则，德性与幸福将成为一个机械的概念，失去德性与幸福中的人性和人道的含义。即便大家都拥有所谓比照客观标准而产生的“中等财富”，也不意味着大家都能够奉献同等份额，原因很简单，每个人的人生境况不一样，需要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与抱负而支付不同的财富。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的实现活动需要有中等财富，并不是说要限制人的财富，一个人拥有充足的财富而又乐于帮助别人，不同样是一个慷慨的人吗？亚里士多德的考虑是要使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而德性是一个整体，倘若不追求财富，如何能够拥有充足的财富或者成为巨富呢！倘若一个人追逐财富，他就失去了节制的美德。由于美德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节制通常会败坏他的整体德性。这不仅是出于逻辑上自洽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对于生活哲理的深刻洞察。

孙复初:斯老师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非常艰苦，仅仅是粗茶淡饭。在附小时用的是烧煤的小炉子，后来烧的是蜂窝煤。住的就是在两层楼之间。家里只有一个碗柜，一个锅。她每天早晨都这样:五点钟到菜场，买点小青菜。然后饭煮好了，一天吃的东西就都在里面了。不到六点就到学校里面去了，直到晚上回来。如果有子女在，她就把换洗的衣服洗掉。南京的夏天很热，坏了的饭菜都舍不得倒掉。生活很苦，她没有一点怨言。她也有最喜欢的菜——霉干菜，是从老家带来的。再有就是表弟寄过来的笋干，只有过年过节才做一点。平时就是青菜、豆腐之类。1948年底回南京就一直住在阁楼里，直到“文革”时期，所以，我们放假回家没地方睡，就睡在教室里。家里只有一张解放前的双人木床和一个箱子。一个武器柜，用了几十年。当时试验班的很多教案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的。办公桌和椅子都是从学校借用的，没有任何财产，她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当时的工资很低，而她有一些稿费都给附小作了奖学金了。

郑秀媛:她平时在桌上吃饭从来不浪费。开人代会时，一桌上有十来个人，她就说桌上的饭菜不能浪费，就把剩下来的菜饭给分吃了。她在生活上很容易满足。在上课和到北京开会时，她外面的穿着非常整齐，这些都是子女买的。但里面的衣服都很破了，包括文化大革命时，不懂事的孩子在她衣服上倒了墨水，她都舍不得扔掉。她说穿在里面别人看不到。家里的柜子坏了，抽屉都拉不开了，我就把它换了，她不同意。我后来说找个木匠来修一修，她同意了。她认为衣服不一定要好，但一定要整齐，颜色要鲜艳一点。我曾和她开玩笑说:“妈妈的衣服比我们的衣服还漂亮。”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和孩子们更接近。”^[63]

教师幸福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中自然包含着物质财富。就教师的收入来说，且不论是否处于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有一点可以肯定:并不富裕。这似乎满足了“中等财富”的要求，这样看，节制的美德是有的。事实上的确是这样，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教师是一个清贫的工作，追求财富的人是不会安心在这个岗位上的。所以，坚守教育战线的老师本身就意味着是节制的。当然这得排除那些不得已而为之、暂时跻身于教师行列中的人。一种实现活动，如果符合节制的美德，至少具有了实现幸福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一个不节制的人，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成为幸福之人的可能性。

对于幸福和德性来说，一个教师拥有中等财富，并且能够在生活中给予“所应当给予的人”以“所应该给予的”份额，这就实现了他的慷慨的品质。但是，当一个人虽然只是具有基本的财富，甚或少量的财富，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尽己所能地给予，与那些具有“中等财富”的人相比较，他不仅具有节制的美德，还具有勤俭的美德，同时这也反映出他的德性境界。斯霞的身上正体现着这样的美德和境界。她用微薄的工资收入资助了很多人，同事、学生、亲人，以及很多处于困难中向其求助的陌生人。

孙复初:我们为什么要在墓碑上写这几个字？从她的志向看，最初顶住社会舆论的反对和歧视，然后包括在抗战时期，解放以前，“文革”期间，到后来让她担任副局长，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仍然当小学教师，这不是被迫的，不是违心的。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小学教育上。她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她感到非常自豪。她讲这句话从这些背景材料中可以看得出，她的确以一辈子当小学老师而感到自豪。所以，我们就把这句话刻在她的墓碑上，正能够反映出母亲的精神境界。

孙复初:她的心里装的全是学校和学生。她见到孩子，精神就完全不一样，完全焕发出来，大家都非常地惊讶。在住院时，她病得很重，我们去看她，喊她，她没有什么反应，有时点点头。但她学生去看她，喊道“斯老师”时，她就能醒过来，有时还能说出名字，连医院的护士都很奇怪。她和孩子的心灵是相通的，这一点非常突出，我们子女都有明确的感受。她对学生的爱，胜过爱自己的子女和家人。^[64]

需要注意的是，“给予”并非完全限于财富上的“给予”，一个善意鼓励的微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孩子间纯真无邪的交往，对孩子身心全面发展的关怀，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等等，这些在斯霞身上都体现了一种“给予”。她通过给予，深刻了解与把握住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深刻了解与把握住了儿童发展规律，使得儿童不断从不成熟状态走向一个身心健康发展的人，从而有效地实现了教育的内在利益，斯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教师幸福，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一辈子做小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