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霞教师幸福的实现

三、斯霞教师幸福的实现

教师幸福是合于教师德性的实现活动，是教师个人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式。这就是说，教师德性或者教师幸福与教师个体对于教师职业或者教师角色的认知与理解有着内在联系。在笔者看来，教师对于自身职业或角色的理解是建基于个体生命或生活实践活动的，个体生命或生活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展开的。一个实现了教师幸福的人虽然可以在选择之初并非出于意愿，但在个体生命和生活实践过程的展开中，个体必然会对教师职业与角色的理解和体认发生很大变化。这至少预示着，要了解斯霞的教师幸福，必须要了解斯霞个人命运的变化，考察这一变化过程在何种意义上形成或者改变了斯霞对于教师职业、角色的看法。

对教师角色意义的认知，即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来定位教师角色的社会意义和个人价值，这既因教师德性修养之不同而有所区别，也因自身之区别而反映教师德性修养之不同。大致说来，教师之职业角色定位可以有三种主要的情形:或者以教师为一种谋生手段，或者以教师为一种自我实现手段，或者介于二者之间。事实上，这样的界分也仅仅出于分析的需要。在笔者看来，“谋生”本身与实现“自我价值”有对立的可能性，却并不必然对立。同时，随着个体生命和生活实践活动的展开，个体教师角色定位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

斯霞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而迈向现代社会的“振荡”时期接受教育的。她1910年12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东南的一个山村里。她尚未正式读书之前，跟随“姑姑叔叔们到私塾去”，虽然没有正式入私塾读书，但因为私塾先生“非常喜欢小孩”，斯霞也就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这段经历使得她在到了念小学的年龄，直接插班上了二年级。学校与私塾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储继芳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记述:“斯民小学和私塾有明显的区别。学校有严格的上下课制度，开设的课程也多，有国文、算术、修身（高年级开，相当于后来的‘公民’‘政治’课）、体操、唱歌等课。学校先生也不像私塾先生那样尽叫学生念书、背书。学生也都感到既新鲜，又轻松。”^[34]

斯霞在杭州女师受到了很好的教益。“勤、敬、洁、朴”是当时杭州女师的校训。斯霞在这里既得益于纯朴、友爱、宽容的校园文化，因为其时的斯霞相比于同龄人年龄上较小，尚不足12岁，并且比别人少上了一年学，因而“成绩平平”。当时杭州女师开设的课程非常之多，主要包括:文（国文）、算（算术）、史、地、生物、英语、音、体、美、缝纫、烹调、教育学、教育测量统计等等^[35]，这对于一个年仅12岁（借来的文凭上是15岁），直接从小学考入师范的斯霞来说，困难可想而知。斯霞也从当时杭州女师的老师那里获益很多，后来她在很多地方都提起当年的老师。对她影响较大的老师主要有教生理卫生的女先生（姓名已无从考证）、教数学的许老师、教体育的孙征和先生、教图画的周先生等等。当时杭州女师的一些教师后来成了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如教教育测量统计的老师俞子夷，后来成为妇女运动活动家的沈兹九，全国政协常委的徐逸樵等等。据斯霞的回忆，给她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些老师“讲课教态自然，口齿清楚，语言生动，概念明确，讲的内容容易为学生接受”，^[36]此外，这些老师“讲起课来总是笑嘻嘻的，态度亲切和蔼”，“态度非常诚恳”，“亲切关怀”，“平易近人”，^[37]以至斯霞那时就想“将来一定要当个像他们那样的教师”。^[38]

1927年8月，斯霞毕业以后，便开始了教师生涯。斯霞最初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更多地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希望有一份工作，至少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我那时认识比较肤浅，年纪也小，不足17岁。初到浙江绍兴的一所小学教书时有几点朴素的想法:一是我读了师范，就应该去教书；二是教书就要像师范学校的先生们那样把学生教好；三是我从此可以自立于社会了。^[39]

尽管在学校里受到很多教师的濡染，立志当一名好的小学教员，但毕竟生存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在当时，小学教员是非常不被看好的职业，社会上对于小学教员的工作有很多偏见。

到小叔祖父那儿告别，小叔祖父却很不客气地说:“当小学教员是没有出息的工作，人家都称之为‘孩儿王’、‘萝卜头’。干这工作太没意思。我们斯芳明年高中毕业了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可以做法官，做县长。”小叔祖父的话，斯霞听过多次，心里想:“你们有钱，可以上中学，上大学；我读师范都不容易呢！读了师范，应该做教员。做教员，也是一种职业嘛。”^[40]

这是斯霞在去绍兴五中附属小学工作时，向族里的长辈辞行时遇到的尴尬一幕。同样的情况出现在1929年斯霞离开五中附小回乡时的路上:

这一年暑假，斯霞回乡。先到了诸暨县城。县城到陈蔡，有五六十里的“县道”，通人力车。斯霞雇了一辆人力车。拉车的是位忠厚健壮的中年人。他仔细打量了斯霞一番，问:“是回家吗？”“嗯。”“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做小学教员。”斯霞平静而又带点自豪地回答。不料这个拉车的叹了一声:“唉！好端端的姑娘，怎么做个小学教员？”和善的口气中透出无限惋惜的神情。^[41]

这不仅仅是斯霞个人的遭遇。从当时的整个教育发展背景来看，各种教育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首先，就师范教育来说，1922年学制改革以后，中国师范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师范学校数、学生数、教育经费急剧下降，一些省份取消了师范生的公费待遇，无形当中使师范学校失去了独立性。^[42]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凋敝。其次，学校教育还没有完全走上制度化的轨道。不仅师范学校发展面临着危机，小学教育的发展也大大受到阻滞。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1924年10月，《第十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之《督促师范毕业生实行服务办法案》指出:近年各处师范毕业生，因初级小学收入菲薄，不肯俯就，以至师资缺乏，妨害教育普及，莫此为甚。爰拟督促师范毕业生服务办法如下:

（一）由教育部通令各省区教育长官，督促师范毕业生实行服务。

（二）凡师范生毕业后，如有赋闲未得服务者，主管教育官厅，须设法予以服务之机会。

（三）在服务期内，如有规避情事，得追缴修业全期内之在校费用。

（四）师范毕业生，有能自行筹设初级小学校经视学考核认为合格者，由主管官厅从优褒奖，以资鼓励。^[43]

可见，当时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师范生毕业后不愿意到小学从事工作，原因是小学教师的工资极其微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到1928年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时，很多与会代表纷纷提出议案，呼吁增加教师的薪金，改变教育的现状，并且认识到这种情形倘若再不加以改变将会对于增进教育的效率、提高国民素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1928年5月，张乃燕、郑宗海在《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小学教师薪水亟应增高并须订立原则以作全国奉行标准案”，“我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各地小学教师，因欲改善生活而要求增加薪水者，不一而足。据前数年之调查，江淮区域小学教师之月薪，有仅及六千文者。此处物价藤贵，生活日艰之时，吾人诚不能不承认其要求为正当；若不急谋救济，势将危及国家根本。”在议案中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订立最低限度之薪水；订立根据学历之薪级表；订立根据经验之加薪数。^[44]

同年，黄统在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中也提出“从优规定全国学校教职员最低薪额以谋教育效率增进案”中提出，“吾国现今各校教职员之薪额，大半仍系十年前之规定，非特无增，反或减成发给。”“查近数年来，各省生活程度较前增高数倍，教职员薪俸亦宜比例酌增。否则教职员往往以薪俸微薄，不足赡养，常致中途改业。即或勉强服务，辄为生活所迫，不克尽职，实为教育效率增进之最大障碍。”^[45]

黄统的分析揭示了小学教师社会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教师工资仍旧维持十年前的标准，不仅如此，还有克扣教师薪俸的现象。这样，教师的薪俸连维持教师生计都比较困难。经济地位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可以想见，斯霞当年选择小学教师的职业是面临着很大压力的。一方面受到家庭经济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源于女性对于自身的认知和期待，再加上斯霞已经能够觉察到当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而寻觅比较“简单”的生活，不愿意参加“钩心斗角”的争斗，斯霞选择了当小学教员的工作。微薄的经济收入使得斯霞的生活非常艰苦。

此外，笔者前面提及当时的小学教育尚未完全走上制度化轨道。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颁布了各种关于教育的法律和法规，并将教师的聘任、薪资规定等通过法律和条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但事实上，小学教员的聘任与否很少受到立法的限制，基本上取决于校长的意愿。“那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校长一换，所有的老师都得换，因为新的校长有他的一班人。他一到校，他的一班人马也就到了学校，原来的教师就得自找门路。所以，解放前，我做了十几年的小学教师，就换了好几个学校。”^[46]斯霞在绍兴五中附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绍兴第五中学的校长调换了，附属小学的教师也得全部换走。”1929年，斯霞受聘于浙江嘉兴县集贤小学，不久也因为校长原因而失去了这份工作。1930年冬，斯霞转到浙江萧山湘湖师范学校任音乐老师，“不料几个月后校长调动，教师又得全部解散。”^[47]从1927年至1933年短暂的6年时间之内，斯霞先后换了7所小学。其中一次是因为斯霞的婚姻原因（1931年斯霞结婚后应聘南京东区试验小学）之外，其余多为校长被解雇、调动或者因战乱逃难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而从1927年至1949年前，除去几年赋闲时间之外，斯霞先后任职的学校达11所。足见当时小学教员不仅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工作根本没有保障。

1937年夏，我放暑假回诸暨老家。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中央大学试验学校被炸，我在学校里的家具也全被炸毁。我就留在家乡，和乡亲们一起做背心、鞋子等慰问品支援前线，希望赶快打败日本侵略者，重返学校工作。可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使得大片国土沦陷，杭州也危在旦夕。这时父亲又患破伤风病故。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在诸暨斯宅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母亲叫我跟叔叔、姑姑们赶快外逃。1938年春，我带着大孩子，跟着家乡的几个年轻人，从浙江经江西逃到湖南长沙。我找到当时在长沙市立第五小学做校长的老同事，就到她的学校工作。几个月后长沙告急，不得已，我们姑侄几个只好各奔东西。我逃至爱人的单位所在地重庆（导淮委员会已迁至重庆），之后又跟随他们机关到四川雅安，西康天全。因导淮委员会无淮河可导，就改建川康公路。我就在他们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后来，他们单位又转到贵州赤水从事赤水河工程。这时，我爱人患了肺病，心情不好，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加上工作繁忙，贵州山区又缺医少药，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的病情就愈来愈严重。当时我们已有四个孩子。在那里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没人可托，无业可就，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服侍病人，日子真难捱呀，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家园！流落异乡，想到国难家愁，真是度日如年！我嫉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深忧国家民族的危亡，痛感家庭生活的艰辛，每到深夜，只有对天长叹，暗暗落泪。^[48]

与此恰成对比的是，斯霞1947年重新回到中央大学附属小学以后，一直工作到1995年退休。她亲身经历了一个旧的社会的衰落，同时也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的崛起。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处于百废待兴之中。到1951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召开时，全国的初等教育已经有很大发展，“全国共有幼儿教育机关2 146所，有儿童共145 900人；共有小学438 711所，学生35 872 667人。”^[49]这次会议提出了“大力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万人民教师”的任务，会议确定全国小学教育“稳定、巩固并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的方针，即“首先使现有的学校稳定下来，并在稳定与巩固的基础上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小学教育的经费必须作适当的解决，小学教师的待遇必须有适当的改善。”^[50]会议对于小学教育发展的两大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决定，特别强调小学教育经费应当贯彻由地方政府统筹和依靠群众办学相结合的方针，提出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应该适当提高，小学教师的政治待遇与社会地位应当有合理的改善和保障，全国人民应该尊敬人民教师。1956年，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关于1956年普通学校和师范教育的工作计划”，计划继续明确了小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继续强调全国人民应当尊敬人民教师。

新旧社会小学教育、小学教师地位身份的变化给斯霞带来了全新的感受。斯霞在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时说:“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物价稳定，生活幸福，教师工作有保障，这就更有条件搞好教学工作。我住在学校，以校为家，精力集中，从早到晚，吃饭走路，和亲朋好友谈话，都离不开教学工作。我每次开课，都得到听课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所以，搞好教学的客观条件极好。”^[51]

正是对于教师工作意义认识的变化，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及客观环境，斯霞的教学发生了质的飞跃。1956年，斯霞被评为南京市先进工作者，4月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这是当时小学教师最高级别），同时还在1956年的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斯霞以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类拔萃的业务水平，接受了江苏省教育厅的安排，参加了新中国的学制改革试点任务，尝试将小学六年制缩减为五年制。这场改革是呼应从1958年开始的各条领域“大跃进”运动而产生的。用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1960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报告中的话说:“教学必须改革”。当时的基本设想是:“从现在起，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我们准备以十至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52]改革的动因是教育工作的发展仍旧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需要，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教学中还有严重的少慢差费的现象。^[53]建国初期的学制是从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国民党的学制又是“从美国抄来的”，“中小学的年限太长，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困难。学制太长，程度又低，对于国家建设，对于学生，对于我们的后代，当然不利。”^[54]参加这项建国以后首次重大学制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党和政府对于斯霞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承认，意味着党和政府对于斯霞的信任，因为，这已经不仅仅单纯是一项学制改革，同时也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同解放前散兵游勇式的小学教师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生活上也比较清苦，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但是，一方面生活基本上是处于稳定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斯霞对于教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得到了提升。

斯霞仍旧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工作，但不再仅仅将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局限于只是对自己教的几十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负责，而是逐步看清了这项工作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的关系。“我真正认识到教师工作的重要意义，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看到祖国光明美好的前景，新旧社会小学教师待遇的不同，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关怀和尊重，使我真正体验到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55]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通过斯霞在新旧社会中教师生涯及境遇的对比，试图论证斯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1956年以后对于教师职业之社会意义与价值的变化，从而扼要论证斯霞教师幸福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