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

恶习源于无知和狭隘的教育，模仿和习俗使其根深蒂固。

——玛丽·阿斯特尔

因循守旧会在方方面面阻碍人类的进步。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你已经习惯了约定俗成的东西。

习俗和制度似乎是不可避免且预先注定的，这种观念似乎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这种感觉有时虽然虚幻，但仍会给人们日常遵循的习俗和制度以源源不断的非理性支撑——即便人们后来发现这些习俗和制度已经不再发挥积极的作用了。这也正是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对此心知肚明。这个问题太过显眼，让人难以将其他因素纳入考虑。习俗和制度与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复杂的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存在习俗和制度的世界。

如果我们怀有深入改革教育制度的愿景和希望，将教学与当今的真实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对教育理念的认知就需要产生很大的飞跃：我们必须明白，教学不一定要按照当代主流的教育模式展开。教育模式是人类构建的，会按照特定的发展方向而演变，但其实，其他的发展方向一样行得通。有些我们认为不可违背的原则，比如一节课的时长、小学或高中的学习年限，实际上缺乏慎重周详的考虑，甚至可以说是当初拍拍脑袋随意确定的。如今我们眼中的“规范”，在过去很可能是具有争议性且过于激进的。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想要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理念和习惯绝不容易。一方面，传统会约束并限制我们的想象范围；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还与其他习俗和制度联系密切，休戚相关——教育制度的改革会导致社会其他方面的改变。就短期来看，教育改革必定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与焦虑，不过我坚信，从长远来看，教育改革一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我想用类比的方法阐明我们正面临的巨大挑战，想象一下，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习惯。是我们的生理条件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吗？为什么不吃两顿、四顿或者五顿饭呢？有些佛教徒每天只在中午时吃一餐。近期还有证据证明，隔日禁食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饮食选择。

我们的祖先最初形成了一日三餐的习惯，但他们的体力劳动量比我们大得多，那为什么如今我们大多数人还愿意维持这一习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们一直这样，每天吃三顿饭，这和我们总是会把孩子送到特定的学校、在特定的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是一个道理。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

此外，由于人类是群居生物，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很多方面与其他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一日三餐的习惯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密切相关。例如在工作日，公司会安排一个小时吃午餐。当一家人坐在一起用餐时，这段宝贵的闲暇时光能让他们聚在一起交流畅谈、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基于种种原因，改变大众一日三餐的习惯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改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就连职场的节奏也会随之改变。所有行业都不得不为适应这种改变而进行调整，连电视节目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正如我们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一样，形成已久的教育制度也是如此。现行教育制度的持续和稳定是现如今部分大型行业，甚至是所有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其他社会机构，如大型出版商以及考前辅导机构，都与其息息相关。一种教育方式意味着一种教学目标和特定的考试形式，而考试反过来又对人才招聘和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性使然，那些在特定体制中收获颇丰的人往往会成为其坚定的拥护者，也就是说，真正有权力的人往往会选择维持现状。如此一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不容撼动，再加上它与我们文化中的很多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导致教育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尽管很难，改革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我们要重新审视有关教育的最基本的假设，还要摒弃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关注简单、基础却又重要的核心问题：哪些方式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并寻找其中的原因。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对西方标准化教学的基本要素作一番审视。让我们打开尘封已久的教育史，回顾一下当今的教育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此外，我们要意识到，如今围绕教育的所有问题和争议在过去都已经被无数次地讨论过了。从有教学活动开始，同样的问题就吸引着充满激情和对教育怀有理想的人为之辩论不休。

标准教育模式的基本要素极为统一而死板：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无边而又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学生们被“困”在了一种根深蒂固而又安于现状的教育环境中，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作品《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情形。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这就是当前教育的基本模式，其框架竟然如此简单，却遮掩甚至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本应无限复杂的内容。尽管现今的教育模式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与其他潜在的模式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是现存的、正在实行的，人们相信教育非它不可。

然而，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便不难发现，现存的教育模式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预先注定的。就像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体制一样，教育仅仅是一项发明，并且需要不断地作出调整以达到完善。它是特权阶级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工具，在不同时期会反映出当时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状况。简而言之，教育模式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只是有时教育体制的改革并不及时，一部分不幸的年轻人并没有得到所需的教育，从而无法拥有缤纷多彩的未来，这样的教育体制往往会浪费年轻人十年甚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现行的教育制度必须有所改变。实际上，这种改变早就应该列入日程，但如果想清楚地了解教育制度未来的走向，我们至少要充分地了解过去的教育体制是怎样的，以及现在又处在什么位置。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即，教育从何而来？

一位名为埃兰·墨菲（Erin Murphy）的学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网络期刊《灯塔》（Beaco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对早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简短的阐述，称那只不过是“依葫芦画瓢”。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以狩猎为生，父母会通过亲自示范来教授子女生存技能，并尽可能地在这个过程中加入游戏的元素。不管是对狮子还是对早期人类来说，教育都有着重中之重的地位，学会并掌握所需技能的后代才能够不断地繁衍生息、壮大族群，而面对热带草原恶劣的气候，那些精力不集中或没有学会技能的动物幼崽无法存活太久。失败直接就导致死亡。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技能，它从根本上改变并扩充了我们分享信息的方式，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社会也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化，很多领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超出了父母的能力范围，他们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将一切都教给子女，于是，不同形式的学徒制教育应运而生。在人类历史上，学徒制教育的出现首次将教育的部分责任从父母身上转移了，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和外界的教育机构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学徒制教育摒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并首次明确了师父/老师和学徒/学生之间的等级差别——师父制定规则、传授知识，学生遵守规则、学习知识。

学徒制与被动吸取知识的教学方式存在很大不同。学徒制的基础是主动学习——也就是通过实践来学习，即学徒观察并模仿师父的技巧和策略。就这一点而言，学徒制教育合理地延续了原始的学习方法，即子女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来学习。

学徒制教育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学校教育模式。在职业学校中，学生学习的是一门手艺，在某些领域，这门手艺通常如艺术般受人景仰。在很多人心目中，学徒制教育往往都与工匠有关，比如铁匠或木匠，但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看到，学徒制也是培养未来学者和艺术家时采用的主要教育方式。实际上，今天的博士生课程采用的也是学徒制，初级研究者（即博士生）需要在教授的带领下展开研究并从中学习。住院医师的实习项目采用的同样是学徒制。

学徒制代表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教育应该具有实践性，其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技能、获取信息，使他们能够谋生。这种教育方式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而被人们沿用至今。与之对立的理念是，教育应该具有神圣性，是一种对知识的崇高追求和对自我满足的实现。

后一种理念的杰出代表群体当然是古希腊的雅典人。在对话录《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柏拉图受到他亦师亦友的哲人苏格拉底的启发，作出了这样的描述：放弃众人向往的荣誉，我自为追求永恒的真理。显然，这句话具有挑衅意味，批判了对教育实践性的单纯追求。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开篇即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他并没有提到哪些技能符合市场需求，也没有谈及获得一份工作需要怎样的证书，他所说的是要为了追求知识而学习，他认为追求知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属性。然而，从技师、工匠、医生等学徒制学习转换成为追寻知识而学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学习作为深入探索真理的途径，这一点无疑很吸引人，事实上，这种学习心态也正是我希望通过视频课程传达给学生的，但传统的希腊教育模式仍然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当时只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才能走进学校——比如今那些专属于精英的预科学校还要夸张。那些有时间聚在一起讨论真理的人是一群贵族，他们拥有奴隶。那时的学生根本不在乎如何收获庄稼和纺织品，他们对真正的工作，甚至需要智力的工作都不屑一顾。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更具破坏性，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一旦对真理的单纯探索被视为学习的最高境界，那么只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就会被人们忽略。实践性学习，也就是能够帮助人们做好工作的学习，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这种偏见实际上还影响了很多具有实践意义的学科，比如金融和统计学，这些学科需要杰出的智慧，同时也富有挑战性。

作为一项遗留问题，追求真理的知识学习和为了实用与生存的技能学习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别，这一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欧洲大学采用的理念进而影响了美国早期的大学，这种两方对立的偏见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在此期间，大学发生了变化，成了那些传统意义上不需要工作的人的专属地，这些人包括未来的神职人员、富人的子弟，还有那些将毕生献给了艺术和文学的人（这些人通常都会得到富裕家庭的赞助）。那些需要非凡才智的职业，比如法律和医学，通常都不属于大学的科目，而是通过学徒制传授的（不过，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这些领域内已出现许多学位课程了），直到19世纪末，法学学位证书才在美国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在当时，只有完成了研究生课程的法学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律师。不过， “任何职业的工作都需要大学文凭”这一理念还较为新颖，是在大约100年前诞生的，而“大学是每个人走向社会前的必经阶段”这一理念也只不过是几十年前才出现的。

在此，我想澄清我谈到上述事实的目的，我并不是在说人们不应该上大学。我所关注的焦点是：那些试图在大学里寻找自己职业目标的学生与大学的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这一矛盾必须得到解决。社会上的普遍看法是，大学教育是学生进入职场的大门，而与之相矛盾的是，教育的成果往往与职业需求相悖。

显然，在如今的大学中，抽象和实践、知识和技能之间一直存在着本不应有的断层，而大学也在设法进行弥补。为什么学校不能在教会学生技能的同时让他们获得理论知识，或者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过程中掌握理论知识呢？学校面对的困难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如今所面对的机会与挑战。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相关历史。

除了语言外，文字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人类能够将知识在大脑之外进行储存和归档。文字的出现使信息得以完整地代代相传，大量信息实现了统一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传播者无须记住这些信息）。

文字的确让信息传递向前迈了一大步，但它也带来了意外的后果。不论在何时，每当有新技术涌现，必然会出现有人能接触到而有人不能的现象，新技术无疑拉开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能够看到且看懂早期文字（不管是印在古埃及的古本手卷还是天主教的羊皮纸上）的人自然会从中获益，但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识字，因此，与其说文字的出现消除了精英主义和社会不同等级间的隔阂，不如说它在一段时期内加大了这种差距。那些享有特权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也就拥有了更大的权力。

为了说明书籍在其出现的早期到底有多么脱离大众，我们只需想想它们是如何制成的——这些书籍是由那些字迹美观的人手抄而成的。你只要想一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抄书人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抄完一本书（比如《圣经》），就能基本了解早期的书籍有多么昂贵了——其价格大概相当于如今一所高档的住宅。如此一来，你也就不难想象，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书籍，更别提阅读了。

在这之后，最早的书刊印刷出现了。熟练的工匠将文字和图片刻在木块上，用木块蘸取墨汁再印在纸上，这种方法更先进一些，但书仍然很昂贵。由于印刷数量增多，印刷出版需要的人力也大大增加了。如今，我们很难衡量七八百年前的东西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真实价值，但如果仅仅根据所需人力来计算，一套书籍的价格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一辆豪华轿车，所以在当时，只有那些富裕的家庭才买得起书，书籍绝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东西。

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的一座城市，那里的人们说德语。1450年，在斯特拉斯堡发生了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名52岁的铁匠约翰·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简化书刊印刷流程的办法。他摒弃了手工雕刻每块印板的印刷方法，而将单独的字母刻在金属块上，并将这些字母拼成所要印刷的页面。排字机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使人工成本大大降低了。与此同时，由于独立的字母会被重复使用，人们就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字母样式的统一上，字体也就应运而生。另外，独立的字母板是铁制而非木制的，使用寿命更久，印刷机也可以运转得更快，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到更多的书了（尽管在当时，古登堡大量印刷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著作《古登堡圣经》仍旧非常昂贵）。印刷行业的变革使得印刷并传播《圣经》和古典文学著作之外的文字成为了可能，大约在印刷机出现的150年后，古登堡所在的斯特拉斯堡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出现报纸的地方，这一事件绝非偶然。

实际上，活字印刷术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而且比古登堡早了几百年，然而古登堡是历史上采用铁板雕刻的第一人，这与如今使用的印刷工具非常相近。另外，与11世纪的中国和13世纪的韩国相比，活字印刷术似乎在15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更大的改革潮流。

到了18世纪，活字印刷术趋于完美，大大缩减了书籍的成本，使书籍降到了合理的价位。到了19世纪，教科书已经成了主流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教育和政治方面来讲，书本的大规模刊行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而这些问题和困难到今天也仍旧是教育改革争论的前沿议题。

在书籍广泛发行之前，教育领域内没有所谓的标准。老师们教授的都是他们知道的东西，并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因此，每个老师都是不同的，当一名老师因其具有智慧、创新能力或令人称道的演讲术而享有盛誉时（有时这些信息并不一定准确），学生就会蜂拥而至，拜其为师，比如村庄里的拉比（犹太教的学者）或牧师。在大众看来，学生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知识是无法从其他地方学到的，尽管有时这些知识会有谬误。

书籍的大规模出现彻底改变了上述情况，而这一点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教育史的研究者们的重视。老师再也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也不是某一个知识点的绝对权威，在一个专家背后还会有另一个专家，就像老师一样成为知识的源泉。老师掌控着教室，但教科书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了老师在教室中的作用。如果老师所讲的内容与教科书中的内容相悖会怎么样？书本对于知识的正确性具有最终的裁定权。从另一方面来讲，教科书能让老师帮助学生了解来自全世界的最新的思想，它们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在课前做好准备，好在课堂上跟随老师的指引，更为深入地理解知识点。

显然，书籍的大量出现让人类进入了教育标准化的时代。相隔遥远的学生们可能阅读的是同样的诗歌和谚语，学习的是同样的历史事件，了解的是同样的国王或将军的名字，解答的是算数中同样的问题。

标准化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日趋复杂且联系紧密的世界，标准化实际上是实现包容性的方式，它为教育提供了一个测量标准，至少为实现真正的英才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那些劣质教育更容易被识别，从而消除了其影响与危害。学生不会再被单一的观念或错误的解释所误导了。

然而，我们仍面临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教科书出现之初就已经产生，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今的网络教育之中：我们应如何在有效利用标准化学习工具的同时不削弱老师独特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