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古登堡

19RIVALING GUTENBERG对抗古登堡

约翰·托比（John Tooby）

进化心理学创始人，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进化心理学中心联席主任和人类学教授。

在6 500万年前，一颗撞向现今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陨石引发的冲击波打乱了整个地球复杂且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几乎消灭了一切物种——硅藻与恐龙、珊瑚与甲壳纲动物、菊石与两栖动物，万物在炽热的熔岩中瞬间化为乌有。重要物种灭绝、群落结构崩塌，在发生这些转变和灭绝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会，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以其逐渐增强的适应性以及其他新物种的产生改变了生命世界——并且最终为我们这些哺乳动物以及人类空前强大的大脑开辟了通路。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互联网和依靠其运行的万维网，以类似的爆炸性影响冲击了我们这个种群的信息生态环境，对我们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科学，甚至是认知领域造成了波动。

要理解将要到来事物的本质和重要性，我们可以参考古登堡印刷术带来的影响。古登堡独创性地将葡萄压榨机和油基印墨结合起来，以其特有的方式发明了廉价的铅活字印刷术。在古登堡之前，书籍数量稀少且价格昂贵，生产单个副本就需要一个熟练的制作者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于是不可避免地，书籍成了贵族和牧师们的名贵物品，因此书籍内容也大多服务于其拥有者单一而无用的身份和宗教诉求。变化缓慢的船只承载着古老且传统的遥远回响，书籍只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缺席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于是，书籍成了过去的传承者而非当下的揭示者，装载着知识或愚昧。在严格与原始的意义上，欧洲的思想意识是教区性的——仅限于教区中获得的直接经验。

但在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的几十年里，数百万书籍涌入欧洲，其中许多都是由书籍创造出的新兴中产阶级所撰写或收藏，这些书饱含新知、艺术，鼓励辩论和探索。人们曾经与物理视野只相距几公里远的精神视野一下子得到了开拓。

在过去，所有种类的知识由权威控制，并嵌入等级制度中，书中的观点和意图毫无变化。伴随着书籍复制成本的大幅度下降，这种静态和固化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新文艺复兴作品和新古典主义著作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在欧洲出现。印刷术也催化了科技革命的发展；同时，印刷术所带来的技术和商业的变革，今天仍在持续加速发展。印刷术点燃了过去被浪费的人的智慧——倘若没有印刷术，这些人可能将目不识丁地死去，在这世上不会留下一点他们的声音或遗产。

印刷术召集了不断增加的形形色色的知识主体，增加了劳动的生产力分配，促成了新职业的产生，也极大地扩展了中产阶级的数量。印刷术催生出了拥有知识和生产力的新精英阶层，并去挑战掌握权力和宗教的传统阶层。简单来说，印刷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庞大、崭新的知识生态系统。这个新的知识生态系统密集多样，飞速地变化与增长，凌驾于个体思维和政权控制范围之外。

在过去的1 000年里，欧洲的异教徒永远是被排挤的。毫无疑问的是，正统观念定义了美德并使之具体化、简单而明确。但是在古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后，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者拥有了印刷出版的途径，因此他的作品快速而大范围地传播，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得以吸纳足够多的社会新成员，以抗衡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的上层阶级。因此，由单一制度的神化权威掌握单一正统观念的设想被粉碎，而且没有任何恢复的可能性。

有很长一段时期，教堂有权将那些把《圣经》翻译为大众语言的人进行折磨拷问，再将之定为死罪。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为其将《圣经》翻译成英语的行为辩护时，如是说：“我反对教皇以及他所制定的所有法律；如果上帝饶恕我的生命，我会让犁地的少年比教皇更了解《圣经》。”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权威态度的彻底改变，以及社会底层阶级对思想的重新评价。在廷代尔的译作被印刷出来之后，他被逮捕入狱并最后被处以绞刑。非神职人员，甚至是犁地的少年现在也可以接触到《圣经》了，他们既可以看懂，也买得起，他们可以自行理解这些神圣的文本，而不再需要教堂作为书和读者的中间媒介。人类本性暴露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宗教战争，为某种学说（以及精英）在某一区域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斗争。

比如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造成约1 000万人丧生，国土完全遭到毁灭，它使欧洲人逐渐认识到不容忍新教的代价。从持不同态度的新教群体开始，评判是非的特权开始移交到较小的组织中，最后这些特权落到了每个个体的手中（至少在某些社会中可以实现，不过总是遭到统治者的阻止）。

思考和言论的自由是印刷出版带来的意外产物，它们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政治思维被反转了，政治的合法性应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而不应该由统治者单向决定。科学就是印刷术最为激进的成果之一。

在过去，“对正确观点进行社会认可”是当地权力阶层的特权，这一切建立于传统之上，致力于服务权力阶层。甚至连自然哲学中的争论，也会以参考被尊敬的先人们，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文本而告终。哪里还有什么可选择的空间呢？但是，当宗教和世俗权威的统一战线开始破裂，逻辑和证据就开始发挥作用。科学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在这项人类活动中，逻辑和证据（人们有所怀疑，是因为其存在颠覆权威的可能性）至少对某些主张进行评估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颇具争议的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受到了酷刑的威胁，并被软禁。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科学信念，而是因为他用以验证知识的更深层次的主张。他提出，除了可能被错误解读的《圣经》外，上帝还写了另外一本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他以数学的方式来写，是给所有人看的。这本关于自然的书中的内容，可以用实验、逻辑和数学的方式来研究。这种激进的提议威胁到了传统权威在事实分析中的角色。相较之下，廷代尔的目标群体是受过教育的公众，而伽利略却使用意大利文而非拉丁文撰写他的全部著作。伽利略去世20年后，皇家学会将“Nullius in Verba”（“没有人是权威”）这句话作为会训，这与前古登堡时代有着显著的不同。

现代人思维中的假设（如，我应该在思考和怀疑任何东西上都是自由的）、方法（如，实验、统计推断、模型建立）以及内容（如，进化生物学、量子力学、思维的计算理论等），与生活在古登堡时代之前的祖先们认知极为不同。所有的一切，简单来讲，只是因为书籍生产成本的降低。

互联网已经将我们吞没，那么我们的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互联网及其控制的产物，将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时间、精力成本降低了好几个数量级。只需轻点几下鼠标，各种知识（和虚假信息）就会在线传输过来。

只看第一层次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发现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革新，足以挑战和超越印刷术带来的那场革命。比如，消除了距离和延迟后，科学、技术和经济革新的连锁反应得以加速。斯大林说，数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质量。互联网将“本我”的野兽释放了出来——我们逐步进化的心理更易被图像而非观点所触动，新一轮的宗教战争就利用了这一事实。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这个转变。所以即使认知潜意识被意识所掩盖，我们至少还是可以凭借直接经验来判断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我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浏览网页的情景：不断点击着链接，连续24个小时，我徜徉于这种不断探索无尽可能的快乐中——这是我今天仍能感受到的。

现在，我以两种思维状态浏览网页。第一种是，大范围、快速、凭直觉的浏览。在这种没有目标的状态下，我感觉十分自由，既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科学和文化意识，又不至于沉溺于漫无边际的海洋中。第二种是，有目标、集中精神的探索。在这种状态下，我仔细地剔除掉政治偏向和个人偏好，摒弃自己的同情和厌恶，将无关的东西统统剥去，只留下因果性的信息和潜在错误及进行检验的方法。

就像库恩主义，我尝试给予我喜欢的理论中的反常现象以特别关注。因为我可以进行广泛的搜索，对它们的识别也变得更为容易。更广泛地说，我研究的视野似乎变得更为广阔和深入了，因为这两者的成本都较以前变得更低。最后，我的思维似乎已与互联网互相交织，我的大脑中所储存的信息，似乎越来越多地成为我进行理解的元数据，而这些理解都储存于互联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