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腾堡革命

3.1　古腾堡革命——西方活字印刷品的出现

如果让你选择在过往千年的世界史上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你会选什么？或许会让你感到意外，1998年美国著名杂志Life选出的第一位，是德国人古腾堡^[1]在15世纪用活字印刷技术大量印制了《圣经》！

在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在纸张上印刷文字的技术曾经给世界造成了怎样巨大的影响。在本章里，我们首先介绍在活字印刷品横空出世、逐渐普及的年代里，这种革新技术给当时的社会所带来的冲击。

在15世纪中叶的德国，从事金属加工业的古腾堡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并且结合经伊斯兰传入欧洲的中国造纸术，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印刷的速度，而且降低了书本的制作成本。因此这项技术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据保守统计到15世纪末，运用这种技术印刷了35 000种合计2 000万册的书籍。

“西方活字印刷术”

在古腾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以前，欧洲主要使用木版印刷和铜版印刷，并且出现了木制活字印刷。但是与木制活字相比，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主要成分是铅、锡和锑）具有容易制作、容易控制大小并且方便组合等优点。其实早在13世纪，朝鲜（原高句丽）已经出现了铜活字印刷^[2]，但是因为汉字种类繁多，并且该技术与铸币技术一样被视为机密，因此未能得到普及。古腾堡印刷的《42行圣经》在经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使用数字图像技术处理后，现在因特网上被公开展示（参照http://www.humi.keio.ac.jp）。

在此之前，书籍的出版主要是通过人工逐字逐句地抄写。虽然有教会的僧侣和被称为“写字生”的专门人员承担这项工作，但是显然用这种誊写方式制作的书籍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书籍（包括其中记载的知识）在那个年代是只有圣职者和贵族才能拥有的贵重物品。以15世纪的英国为例，一本宗教方面的书籍相当于当时中产阶级下层家庭一年的收入，换算成现在的日元，大约需要几百万日元^[3]！

活字印刷术促进了书籍的大量生产，因此原先被一部分特权者独占的知识从此向广大的一般人群开放，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触到《圣经》、圣典和学术书籍，有人认为这为接下来16世纪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4]的著作几年间的销售量据说达到30万本以上，而短时间内能够出版如此多的数量，这要归功于古腾堡的发明。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马丁·路德所批判的天主教发放的免罪符也是用古腾堡发明的技术印刷的。此外，活字印刷术还被认为加速了起源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并且促进了17世纪近代科学的诞生，等等。

但是其实，将活字文化从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手中传递给一般大众的，不仅仅是古腾堡发明的技术，人们自身识字、读写能力的提高也是一大必要条件。通过现在残留的历史资料虽然无法直接了解当时人们的识字率，但是根据推测，在17世纪前期能够写出自己名字的英国男性只有20%～30%，在17世纪后期的法国也不超过30%，女性的比例则更低。虽然也存在不少能读不能写的情况，但即使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欧洲各国，普及识字也是等到18、19世纪完善了教育制度以后的事情。顺便一提，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识字率依然很低，在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只有40%^[5]。因此从全世界来看，因特网带来的“数字落差”^[6]固然值得重视，但是在那之前文字读写能力的差距已然存在。

随着书籍走向大众，人们的读书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17世纪以前的欧洲，像《圣经》这般数量稀少的书籍，人们一般只有在家庭聚会或者教会通过音声朗读才能“听”到书的内容。但是到了18、19世纪，面对丰富的书籍，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流行独自默读。而这些都是在书籍大量生产、大量流通的背景下才能够实现的，因为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各种各样的书籍。从音读到默读，从少量精读到大量滥读，同时从集团到个人，渐渐地形成了与今天相类似的近代化的读书方式。

文学研究家马歇尔·麦克卢汉^[7]和杰克逊·昂基^[8]认为，从音读到默读的变化可以看成为脱离声音文化、形成文字文化的表现，同时他们强调这个变化具有极大的意义。昂基通过全面比较靠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和活字印刷技术普及以后的文字作品，指出活字文化具有更为优越的抽象、分析等表现能力，意思是说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促使人们的思考方式，以及对知识的领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文字脱离了“状况（context）”的束缚，例如，在说话的时候，“这里”是指哪里，“现在”是指什么时候，即使不作特别说明，会话双方根据当时的状况就能心领神会；但是如果换成文字表述，在非现在进行时的情况下就很难作出判断了。因此，文字表述与现在状况的脱节，促进了人们的抽象思维以及分析能力。

继承了昂基理论的桑德斯^[9]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只有默读才能诞生近代的“内省的自我”。用声音发出的语言即刻消失、无法回顾，只有当语言变成文字以后才能够实现保存。桑德斯认为，与被保存下来的文字进行深层对话，也就是默读，方能敦促自我的反省。

除昂基和桑德斯等文学研究者以外，社会学家里斯曼^[10]也将这种从声音到文字的交流方式的进化与人格类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由面对面的对话形成的小团体里，人们往往根据某种默认的规则采取行动或者作出判断，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指向型人格”。与此相比，活字文化将文化从外界带入到传统的小团体当中，提高人们的内在素养，因而培养出来的是“内部指向型人格”，也就是思想意识能够独立于小团体的近代人类。补充一句，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体提供的图像交流方式对应于“他人指向型人格”。

根据上述理论，概括来说，可以认为活字媒体促进了近代人类合理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以往的理论过于强调活字的可保存性和不依赖现时状况等特点，其实默读早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普及开来。此外，人类最早的文字——苏美尔文字近似于图画，并不具备可以用声音阅读的条件，只能选择默读。所以，如果认为默读文字创造出了具有合理思维方式的、内省的自我，那么根据这个理论，似乎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诞生了近代人类。

因此我们认为，昂基等人的理论忽略了与活字文化普及相关联的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例如教育方式。在现在的学校教育中，除了文字的读写以外，还要学习其他多种科目。如果让不识字的人直接去解方程式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认为通过识得文字就能提高数学的思考能力，这种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欧洲正是在活字的普及期，尤其是在18、19世纪，实现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开始实行将文字读写与其他知识技能相结合的现代化教育方式。

日本的社会学家佐藤俊树^[11]认为，在近代法律制度和经济产业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内省的、自律的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们为了表现内在的自我从而产生了活字这种特殊的近代文化。在传统社会里，文字仅仅用于“记录”，换言之是为了帮助“记忆”，因此，能否逐字逐句正确地朗读、抄写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例如在17世纪美国的清教徒社会中就有教文字读写的教育，但是却没有帮助人们用来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作文”教育。所以，桑德斯将文字读写与内省的个人相结合的这种想法本身，其实也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古腾堡发明的西方活字印刷技术为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随后近代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巨大的原动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力并不仅仅源于其技术的先进性。例如在与欧洲相邻的中东伊斯兰地区，虽然早已获知活字印刷术的存在，但是迟迟未引进这项技术。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伊斯兰教视真主的“声音”如同真理，因此对活字文化充满了敌视^[12]，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东地区，社会没有具备接受活字文化的土壤。媒体技术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它需要在与各种社会条件和变化的磨合过程中才能逐渐显示出它的影响力。牢记这一点，让我们继续追寻活字媒体发展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