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敦煌史研究述評

陳光文（蘭州大學）

敦煌通史之研究，按時代大致可劃分爲漢唐時期和西夏元明清時期。由於敦煌遺書多抄寫於唐五代，加之敦煌在當時是溝通中西交通的樞紐，因此百年來學術界利用敦煌遺書對唐五代宋初時期（在敦煌分别對應唐前期、吐蕃、張氏歸義軍、金山國、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的敦煌歷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諸如日本學者於20世紀80年代集體編撰的《講座敦煌2·敦煌の歷史》一書，該書對敦煌歷史首次進行了通史性研究。對敦煌通史的斷代研究，以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一書堪稱典範。2013年，由大陸中青年敦煌學家集體編撰的“敦煌講座”書系由甘肅教育出版社陸續出版，其中張德芳《河西漢簡與敦煌社會》、陸離《敦煌的吐蕃時代》、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楊富學《回鶻與敦煌》等著作，利用漢簡與敦煌遺書並結合傳世史料，分别對漢代、吐蕃、歸義軍、回鶻統治時期的敦煌歷史進行了深入鈎索。但與上述成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於西夏以後無敦煌遺書可徵，加之敦煌地位的日趨下降，因而學術界對西夏以降的敦煌歷史不夠重視，缺乏深入和系統性研究。毋庸置疑，西夏以降的敦煌已失去漢唐時代的重要地位和繁榮文化，逐漸淪落爲位處西陲的普通邊城，甚至明代還以嘉峪關爲界棄置敦煌。郝春文先生敏鋭地指出：“古代敦煌興起、興盛的過程，就是以長安爲都的中原王朝把它建設成爲一個具有與内地經濟、文化水準相當的邊防軍事重鎮的過程；其衰落的過程，也就是由邊防重鎮逐步下降爲塞外小城的過程。”（《略論古代敦煌的興衰與邊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以此觀之，西夏以降的敦煌無疑屬於後者，但即便如此，西夏以降敦煌歷史的研究，不論對彌補敦煌通史研究的完整性，還是對促進敦煌學學科的全面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目前學術界對明清兩代敦煌歷史的研究成果尤少，因此本文在此一併進行總結與述評，並提出今後研究的一些看法。

一、明　　代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年號洪武，元朝滅亡，明軍繼續對元朝殘餘勢力進行追剿。洪武三年（1370）春，任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馮愈、湯和副之，分道北征。五年（1372）六月，“馮勝克甘肅，追敗元兵於瓜、沙州”。因此在洪武五年以前，瓜、沙二州尚被故元勢力控制，莫高窟第464窟有元“至正卅年（1070）五月五日甘州……”的題記。但明軍敗元兵後並未佔據瓜、沙二州，蒙古殘部又開始在瓜、沙一帶遊牧，莫高窟第465窟中又出現了北元“宣光三年（1373）淩住罕到此”的遊人題記。馮勝率軍東返後於肅州西設嘉峪關，控守西域，屏蔽河西。此後，明代又相繼在嘉峪關以西設置了安定衛、阿端衛、曲先衛、赤斤蒙古衛、沙州衛、罕東衛和哈密衛，由蒙古貴族擔任首領，稱爲“關西七衛”或“蒙古七衛”。位處敦煌境内的是沙州衛（處沙州）、赤斤蒙古衛（處瓜州）和此後在沙州衛故城上建立的罕東左衛。但在明代中後期，由於吐魯番勢力的崛起和進逼以及七衛的互相襲擾，明代最終關閉嘉峪關，棄置了整個敦煌地區。因此，明代敦煌史的内容，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敦煌三衛的設置、變遷與廢棄的歷史，以及三衛的蒙古等諸少數民族活動與人口遷徙的歷史。

學術界對關西七衛的研究較多，對赤斤蒙古衛、沙州衛、罕東左衛的地望也進行了討論。赤斤蒙古衛、沙州衛的地望比較清楚。關於赤斤蒙古衛的地望，《明史·西域傳》記載：“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騸馬城，並設墩臺，置了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漢敦煌郡地，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元如之，屬沙州路。”沙州衛位於赤斤蒙古衛以西，《明史·西域傳》記載：“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達沙州。漢敦煌郡西域之境，玉門、陽關並相距不遠。後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後没於吐蕃。宣宗時，張議潮以州内附，置歸義軍，授節度使。宋入於西夏，元爲沙州路。”赤斤蒙古衛是西出嘉峪關後的第一個衛，在今玉門市赤金鎮，唐元時屬於瓜州；赤斤蒙古衛往西經過苦峪、瓜州後到達沙州，沙州衛即在今敦煌市。瓜州、沙州在元代時並屬於沙州路。唐景紳《明代關西七衛述論》（《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3期）對赤斤蒙古衛、沙州衛的地望，與明代的茶馬互市、貢使貿易以及沙州衛廢弛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高自厚《明代的關西七衛及其東遷》（《蘭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結合《明史》記載，對赤斤蒙古衛與沙州衛的設置、東遷及其殘破進行了梳理，指出赤斤衛在今玉門市赤金堡，永樂八年（1410）建衛，正德八年（1513）徙居甘州；沙州衛在罕東衛之北，治所在位於今甘、新交界的故沙州城，永樂二年（1404）建衛，宣德十年（1435）徙苦峪，正統九年（1444）徙居甘州。

學術界對罕東衛的地望爭論較多，有西域説、西寧説、敦煌一帶等説法。《明史·西域傳》記載：“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敦煌郡地也。……（洪武）三十年，酋鎖南吉剌思入貢，詔置罕東衛，授指揮僉事。”但不少學者對這段記載的準確性提出質疑，認爲《明史》誤將罕東左衛的地望串記入罕東衛。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東四衛考》（《金陵學報》第6卷第2期，1936年）一文通过對文獻的細緻梳理，對曲先、阿端、安定、罕東四衛的名義、地望進行了詳細考辨，認爲罕東衛不在青海，而在新疆和闐以東430里的克里雅耳。不過有更多學者認爲罕東衛在青海境内，鄧瑞齡《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等衛雜考》（《歷史地理》第2輯，1982年）首先指出《明史·西域傳》在記載罕東衛時混入了罕東左衛的記載，否定了岑仲勉將罕東衛定在新疆克里雅耳的判斷，認爲“罕東部衆大致駐牧於青海湖東側，北以青海湖北諸山口爲限，南則以黄河爲限”。唐景紳《明代關西七衛述論》（《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3期）認爲明初罕東衛在西寧西北，仁熙、宣德以後由於部落矛盾和明政府壓迫，罕東人越過祁連山來到酒泉西南，在安西、敦煌一帶放牧。此後在《明代罕東衛地望小考》（《青海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一文中又補充了資料，作了進一步論證。吴均《安定、曲先、罕東、必里等衛地望及民族瑣議》（《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對諸説進行了辨析，認爲罕東衛轄區“不僅以青海湖北及其東側，南至歸德境黄河爲限，實際擁有南至巴顔喀拉山南北、西至海西香日德河流域，以青海湖爲中心的遼闊地區”。高自厚《明代的關西七衛及其東遷》（《蘭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對西域説和西寧説均予以批駁，認爲明初罕東衛“西接曲先衛，西南接安定衛，北接沙州，東界祁連主峰與西寧相望”，而明中葉吐魯番東侵，罕東衛損失較大，隨後於嘉靖七年（1528）東遷至甘州南山。雖然關於罕東衛的地望還存在爭論，但唐景紳、高自厚等從時空變遷的角度動態地去考察罕東衛地望，這種研究方法無疑是正確的。由於永樂年間罕東衛發生内部爭鬥，其中庵章一支遷徙至沙州衛附近地區。正統九年（1444），明政府將沙州衛部衆内徙甘州，而庵章子班麻思結則趁機佔據沙州。成化十五年（1479），班麻思結孫只克奏請明廷設衛，明政府准於沙州故城設置罕東左衛。唐景紳、高自厚上引文對罕東左衛的設置過程進行了梳理，罕東左衛後在吐魯番勢力的進逼下難以維繫，正德十一年（1516）其大部徙入肅州境内。

在研究包括敦煌三衛在内的關西七衛時，早期的研究者多關注於對地望的考證，之後的研究者則越來越注意對七衛民族來源、民族構成和民族遷徙的研究。由於關西七衛多由蒙古貴族統率，而這些蒙古貴族多出自元代豳王家族後裔，故而有必要上溯到元代對這些蒙古貴族的淵源進行探討，只有這樣纔能更深刻地瞭解諸衛設立的背景。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對豳王家族世系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豳王チュベイとその系譜——元明史料と『ムーイッズル·アンサーブ』の比較を通じて——》（《史林》第65卷第1號，1982年。中譯稿見特克希譯《豳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與〈穆依兹·安薩布〉之比較》，《蒙古學信息》1982年第3期），該文利用1426年至1427年寫成的《穆伊兹·安薩布》系譜集，並結合《元史》、《明實録》之記載對元明時代豳王出伯世系進行了細緻辨析。胡小鵬較早關注到元明豳王家族與關西七衛的關係問題，在《元明敦煌與裕固族的歷史關係》（《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對元代蒙古族在敦煌一帶的活動進行了非常細緻的梳理，指出元代以來察合台後裔出伯系逐漸獲得了瓜州、沙州、哈密一帶作爲其烏魯斯分地，至元中後期形成了豳王（瓜州至肅州一帶）、西寧王（沙州）、肅王與威武西寧王（哈密）分治河西西部的格局。而豳王家族在哈密覆滅後，該支系歸順明朝，轉化爲明代沙州衛。作者最後指出，“正因爲肅州以西在元代因成爲諸王分地而出現蒙古化、部落化、遊牧化的趨勢，所以明朝在平定河西的過程中，採用了因俗而治的策略，即承認了元裔對嘉峪關外各族部落的傳統統治地位，以哈密的肅王、威武西寧王系統置哈密衛，以豳王、西寧王系統置沙州衛，以安定王系統置安定衛，以赤斤蒙古部落置赤斤衛，此外還有曲先、阿端等衛，統稱關西七衛，將其納入明朝的邊疆經營體制”。這一論述極爲重要，真正弄清了關西七衛設立的歷史背景和民族來源問題。此後，程麗英《明代關西七衛探源》（《内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6年第4期）從元中期開始考察，對明代關西七衛設立的背景、經過及設立意圖進行了探討。楊富學、張海娟《蒙古豳王家族與元代西北邊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利用敦煌遺書、黑水城文書、河西石刻以及莫高窟、榆林窟的回鶻文題記等新刊佈或新譯釋的資料，對蒙古諸王在西北的混戰與豳王烏魯斯的形成進行了細緻梳理，並探討了豳王家族對西北的鎮守問題，在第三部分“豳王家族之固邊措施”中，從“發展屯墾，實邊固疆”角度，對元政府在瓜、沙二州的屯田情況進行了探討。學術界對豳王家族史的梳理，對認識敦煌三衛的來源、形成和演變歷史具有重大意義。

上述論著對關西七衛的民族構成及其内遷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論述。明中期以後，西域吐魯番勢力日益强盛，不斷掠奪七衛，甚至兵鋒直抵嘉峪關下，諸衛日漸殘破。明政府閉嘉峪關，内遷諸衛部衆至肅州、甘州地區，整個嘉峪關以西地區完全棄置。程麗英《明代關西七衛内遷去向和内遷人數探》（《貴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利用《明史》、《殊域周咨録》和《邊政考》等史料，對明代關西七衛内遷去向和内遷人數進行了探討。陳光文《明朝棄置敦煌考略》（《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1期）對敦煌三衛的設置以及廢棄過程進行了梳理，並探討了明代棄置敦煌的原因及其影響。需要指出的是，關西七衛雖由蒙古貴族統治，但其民族構成衆多，有撒里畏兀兒、藏、蒙古等族。而關西七衛内遷的一大結果，就是促成了裕固族的形成。學術界對關西七衛内遷與裕固族的形成做了大量研究，如高自厚《明代的關西七衛及其東遷》（《蘭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撒里畏兀爾東遷和裕固族的形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撒里畏吾與蒙古宗王出伯——裕固族源流中蒙古支系的由來、演變及其重大影響》（《西北民族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胡小鵬《元明敦煌與裕固族的歷史關係》（《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錢伯泉《明朝撒里畏兀兒諸衛的設置及其遷徙》（《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高啓安《安定衛的殘破與部衆遷徙覓蹤——兼論安定衛與裕固族形成的關係》（《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以及楊富學、張海娟、安玉軍《從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頭目》（《河西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等均有深入論述，因是明代敦煌史外的另一重要課題，故此不再附贅。

莫高窟内的明代遊人題記，對從側面瞭解明代敦煌之一斑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題記研究》（《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對莫高窟的題記進行了全面統計和分類論述。根據作者統計，唐、五代、元窟中有明代題款4洞6條，不過文中對明代遊人題記所藴含的史料價值未作進一步解析。王力平《莫高窟漢文遊人題記史料價值探析》（《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3期）對莫高窟内的漢文遊人題記進行了新的統計，統計出莫高窟的明代遊人題記爲5條，時間分别爲洪武、正統、成化、萬曆年間，指出題主多爲軍人和官員，只有一條爲萬曆二年（1574）鞏昌府普通遊人所題，文章還對這些題記的歷史背景進行了述論，將學術界對明代遊人題記的研究推向前進。不過王文對明代遊人題記的統計並不全面，根據筆者統計，莫高窟明代漢文遊人題記有7條，分别爲明正統十二年（1447）、成化十三年（1477）、成化十五年（1479）、弘治三年（1490）、正德十二年（1517）、萬曆二年（1574），共5個年號、7條題記。明軍於洪武五年（1372）攻克瓜、沙二州，洪武五年以前莫高窟有至正二十八年（1368）題記3條、至正三十年（1370）題記1條；洪武五年以後還有北元宣光三年（1373）遊人題記1條。因此，如以明代年號統計莫高窟明代遊人題記，則有7條；如以明代攻克敦煌之後統計，則有8條；如以明代建立元年統計，則有12條。此外，在榆林窟還有至正二十八年（1368）遊人題記5條、至正三十年（1370）題記1條、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題記1条。實際上這些明代遊人題記所藴含的史料價值還遠未得到完全挖掘，將這些遊人題記與《明史》、《明實録》等史料以及《重修肅州新志》、《敦煌雜抄》、《敦煌縣志》等志書結合起來進行深入考察，對明代敦煌歷史的研究將會得到大大推進。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由高啓安、邰惠莉整理點校的《肅鎮華夷志》一書已於2006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對明代敦煌的道路、風俗、物産、民族、人口變遷等均有記載，爲進一步深入研究明代敦煌史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

二、清　　代

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定鼎北京，隨後進行統一中原的戰爭與招降工作。此時清朝還無暇顧及嘉峪關外的敦煌地區，只能依明朝舊制，劃關而治。康熙三十五年（1696），哈密維吾爾首領欲擺脱准噶爾部控制，歸順清朝。清軍以此爲契機，在哈密駐軍。五十四年（1715），控制西域的蒙古准噶爾部進犯哈密，清軍調集軍隊，著手準備統一西域的戰爭。此時，因爲在轉運物資與經營西域上的重要性，敦煌地區重新受到重視，五十七年（1718），由於移民的到來而在西吉木設赤金衛，達里圖設靖逆衛。雍正元年（1723），於布隆吉爾設安西衛，敦煌設沙州所。次年，設立沙州衛。自此，敦煌地區的建制得以重新恢復，而嘉峪關以西也形成了2廳（靖逆、安西）5衛（靖逆、赤金、安西、沙州、柳溝）的行政架構。

設立行政建制與實行移民屯田是清朝重新開發敦煌的主要措施。1985年，秦佩珩發表《清代敦煌水利考釋》（《鄭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一文，較早對清代敦煌的水利建設進行了探討，文章主要對党河渠道的水利灌溉、党河的流向與灌溉區域以及敦煌農田水利的開發情況進行了研究。此後，王希隆對清代對關西地區的開發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在《清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中對關西五衛的移民與屯田情況進行了初步論述，在此後發表的《清代關西五衛述論》（《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一文中對關西五衛的設立背景及其過程進行了詳細論述，指出五衛的設立對清廷統治和開發關西地區，並保證清軍平定青海和統一新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文章還對關西地區的移民和屯田等開發措施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對明代衛所制度在清初的變革和推行以及清代邊地建置的特點進行了探討。聶紅萍《清代雍乾朝經營敦煌述論》（《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4期）在王文基礎上，對作爲關西五衛一部分的敦煌地區進行了專門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清朝經營敦煌的背景，並對沙州軍政建置的設立進行了梳理，其次對清朝移民沙州屯墾及其成效進行了詳細論述，文章最後對明朝衛所制度在清初的演變進行了總結，指出清代雍乾朝對沙州的經營，爲控制關西地區及統一新疆提供了物質和後勤基地，而大量移民的到來也爲推行衛所制到州縣制奠定了基礎。清朝對敦煌的移民舉措是學術界關注較多的一個問題，王淵《清代敦煌移民》（《敦煌文史資料選集》第1輯，1991年）通過實地調查，對敦煌地區各坊的移民來源、各坊與現代村鎮的關係進行了梳理。路偉東《農坊制度與敦煌雍正移民》（《歷史地理》第2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對雍正時期敦煌移民的來源、時間、數量，以及坊的名稱、數量、分佈和農坊制的組織、管理、演化等問題，進行了非常細緻的研究，指出雍正敦煌移民是一次典型的由政府主導的邊疆移民，是一次有組織、非强制的開發性移民，爲雍正以後邊疆移民及開發提供了寶貴經驗。

党河是流經敦煌的一條重要河流，也是敦煌農業灌溉的主要河流。邢衛、侯甬堅《18～20世紀初党河下游河道變遷研究》（《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通過翻檢歷史文獻，並結合古地圖、現代地形圖、衛星影像，嘗試還原清初党河下游原貌，並推測至少在300年前党河下游可能還有足夠的水流匯入哈拉湖和疏勒河。以党河爲主要水源，清初開始在敦煌地區或新修或翻修水渠，爲農業開發提供充足水源。邢衛《清代敦煌渠道修建與管理研究》（《古今農業》2010年第1期）一文分清初敦煌渠道建設的緣起、清代敦煌地區逐步完善的灌溉體系、清代敦煌水利機構的建立與渠道管理三部分，對清代敦煌水渠修建的背景、過程，以及用水矛盾與清代水利管理機構的建立、運行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清代敦煌的渠道因清初移民灌溉需要而始，乾隆以後人口增多，增修渠道，拓展舊渠，而清後期及民國不斷激化的灌溉矛盾迫使敦煌官員不斷完善了渠道灌溉的管理制度。邢衛還發表了《清至民國敦煌渠道管理運行研究》（《河西走廊人地關係的演變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10年）等論文。邢衛在其碩士論文《清至民國敦煌水利設施興修與管理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中，從敦煌水利設施興修的歷史地理基礎、清代敦煌水利設施的興修、民國敦煌水利設施的興修、清至民國敦煌水利的管理與運行等方面，對該課題進行了更加系統全面的論述。車雯婧對清代對開發敦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探討，在其碩士論文《清代對敦煌的開發》（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中，作者從清代開發敦煌的歷史契機、開發敦煌的具體措施以及開發後敦煌社會的緩慢發展三個方面，對清代對敦煌的開發進行了研究，指出清初在敦煌設所置衛，結束了明代中後期敦煌無建制的局面。而通過向敦煌移民、興修水利、建設新城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促使敦煌社會經濟在恢復中緩慢向前發展，但總體看清代敦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已遠不如從前，大有盛極難復之勢。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裏有大量清代遊人題記，反映了當時遊窟禮佛的盛況，也從側面反映出清代敦煌歷史與社會面貌。據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題記研究》（《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文統計，在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窟中，有清代題款25洞69條，其中題款在10條以上的時期有：雍正8洞14條，乾隆9洞19條，嘉慶9洞11條，其餘各朝代都在10條以下。王力平《莫高窟漢文遊人題記史料價值探析》（《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3期）一文統計出清代遊人題記共計60餘條，並對部分比較重要的清代遊人題記的史料價值進行了探討。總體來看，對莫高窟清代遊人題記的統計、整理、研究做得還很不夠，特别是目前學術界對榆林窟的清代遊人題記尚未進行研究。

三、通　　論

除了以上對明、清敦煌的分别研究外，還有不少論著將明清時期的敦煌進行一併研究，爲避免繁冗，在此亦一併作綜述。1980年，由日本學者榎一雄責任編集、數位學者聯合撰寫的《講座敦煌2·敦煌の歷史》（大東出版社）一書出版，書中分漢魏時代、五胡十六國至南北朝時代、隋唐王朝支配期的河西與敦煌、吐蕃支配時代、歸義軍（唐後期、五代、宋初）時代、回鶻與敦煌、西夏支配時代、元時代、明清時代對敦煌歷史進行了通史性研究。其中明清時代部分由日本著名明清史專家松村潤撰寫，明代部分内容很簡略，作者首先簡述了元代時期對河西統治的變化，進而較爲詳細地梳理了明洪武、永樂年間對河西的經略政策，在此基礎上對明代設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的情況進行了介紹。清代部分内容略多，作者首先對清代開拓西域的背景進行了論述，其次分田賦、水利、縣城、驛站、營制、歲時等部分對清代敦煌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分類討論。賈俊霞《明清時期的敦煌》（該文首先發表於《第五届中國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暨中國明史學會第三届年會論文集》，西安，1993年；後經删減和修改發表於《史學集刊》1994年第1期）對明清時期敦煌的建制沿革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梳理，其次對明清時期敦煌的地理環境、農業經濟及交通進行了論述，指出由於敦煌本身的地理條件較差，加上人爲破壞，周圍沙漠化現象日益嚴重，而明清時期特别是清代，經過清政府和當地人民開發，敦煌的自然條件有所改觀。文章最後還對明清時期敦煌莫高窟的修繕與開鑿進行了探討。公維章《元明清時期的敦煌佛教》（《敦煌學輯刊》1999年第2期）對明清時期的敦煌佛教與莫高窟的遊人禮佛活動進行了研究，其中明代部分非常簡略，作者重點對清代敦煌的佛教信仰進行了探討，指出遊人來敦煌拜佛進香主要集中於清代雍正、乾隆、嘉慶年間，時間多集中在四月初八日浴佛節及其前後，朝聖者多爲中下層勞動群衆，而敦煌與外地之間的佛教交往也時有發生。

郝春文、李正宇從宏觀角度對兩千多年的敦煌歷史進行了審視，總結了影響敦煌歷史興衰的諸多因素和發展特點。郝春文《略論古代敦煌的興衰與邊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對影響敦煌興衰的因素進行了宏觀論述，指出敦煌歷史大致可以分爲唐宋以前和唐宋以後，唐宋以前敦煌的發展雖有曲折，但總的説來保持著上昇的趨勢；唐宋以後的敦煌雖經歷了大一統的元、明、清三代，但還是逐漸衰落。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敦煌在中原王朝的邊防體系中先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這種差别又是中原王朝國都遷徙的結果；另外中原王朝與絲路的興衰以及少數民族活動等因素，也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發生過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李正宇《敦煌古代歷史發展的特殊歷程》（《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對敦煌古代歷史發展的特有現象進行了有深度的思考，認爲敦煌古代歷史發展具有三個特點：首先，漢代擊潰匈奴而對敦煌的軍事佔領和移民開發、清軍對敦煌的移民屯田和再度開發，是歷史上兩次較大的社會進步，都是突然發生、迅速完成的；其次，漢朝和清朝大軍的兩次武裝佔領，對敦煌地區的社會進步起到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第三，漢、清兩朝的大規模移民及移民文化，對迅速提高敦煌地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作者最後探討了敦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對敦煌史和敦煌學研究的意義，指出敦煌歷史進程的各個發展階段，只有時間和空間形式上的連接，卻没有内在和内容的連接，爲敦煌史和敦煌學研究提供了借鑒。

除了以上論著外，在一些有關敦煌歷史的通論性著作中對明清時期的敦煌也有論述，如寧可、郝春文《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新華出版社，1993年），胡戟、傅玫《敦煌史話》（中華書局，1995年），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鄭炳林、李軍《敦煌歷史地理》（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等。

四、研究展望

上文對明清時期敦煌史的研究進行了回顧與總結。總體來看，對明代敦煌歷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三衛的地望、民族等方面，諸如岑仲勉、唐景紳、高自厚等對關西七衛地望的考證，杉山正明、胡小鵬、楊富學、張海娟等對元明豳王家族史的研究，以及高自厚、錢伯泉、高啓安、胡小鵬等對明代關西七衛與裕固族形成史的探討，這些成果爲進一步從整體上研究明代敦煌史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需注意到，明代敦煌實際上只是關西七衛的一部分，而且明代前期對關西七衛從統而不治發展到後期的閉關棄置，這兩點提示我們有必要從關西七衛和明代西北邊疆政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敦煌歷史。而高啓安和邰惠莉整理、點校並出版的反映明代敦煌的重要志書《肅鎮華夷志》，爲進一步深入研究明代敦煌史提供了新資料，正如點校者在該書“前言”中所説：“由於資料的缺乏，明代敦煌歷史幾乎是空白，而《肅鎮華夷志》中記録了不少敦煌的資料。比如關於東遷各衛的記載，有不少涉及到了當時沙州的民族、人口變遷，居民生産方式以及與周邊的關係等，可以説大大豐富了明代敦煌研究的資料和内容。”學術界對清代敦煌史的研究，主要聚焦於清代敦煌移民、屯田與水利建設兩大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清代時期有關敦煌的史料較多，加之清代在敦煌重新設立行政建置，因此清代敦煌史的研究内容要遠較明代豐富，且許多問題尚未充分論及。要之，利用《明史》、《明實録》以及《敦煌雜抄》、《敦煌縣誌》、《肅鎮華夷志》、《重修肅州新志》等資料以及莫高窟、榆林窟明代遊人題記，對明初西北邊疆政策與敦煌三衛的設立，明代敦煌的地域範圍及其變遷，明代敦煌的民族構成與人口遷徙，明中後期吐魯番的崛起與棄置敦煌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以及利用《清實録》、《平定准噶爾方略》、《朱批諭旨》、《重修肅州新志》、《敦煌雜抄》、《敦煌縣誌》等史料，並結合莫高窟、榆林窟的大量清代遊人題記，對清代敦煌的建制沿革、屯田水利、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問題進行全面和系統的研究，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對明清敦煌史的研究，雖然有相當的難度，但無疑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與學術意義。

基金項目：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批准號：13YJCZH012）、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項目：“絲綢之路文化主題創意關鍵技術研究”（項目編號：2013BAH40F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