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招山明清两代兴废考述

明招山明清两代兴废考述

金　敏⁽¹⁾

摘　要:宋代吕祖谦除在浙江金华城内的丽泽书院讲学之外，还在浙江武义的明招山讲学，目前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较为缺乏，而对于明招山讲学的影响的研究则更少。本文简略考述了明招山明清两代的兴废，尝试从另一侧面彰显吕祖谦书院教育对于明清时期金华一带区域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吕祖谦　明招山　书院教育

武义明招山是南宋大儒吕祖谦家族坟茔地所在，“自其曾祖太师公好问而下，皆葬婺之武义明招山。由是岁时往来省墓在明招”，遂成为吕祖谦讲学之地。吕祖谦“与晦庵朱子南轩张子交，倡道东南，天下俱宗之”，影响深远。乾道年间，吕祖谦因为父母守丧，居于明招山，“且交四方学者游从密集，武川之人多被其教”。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二十九日病逝，是年十一月三日葬于明招山祖茔之右麓。其弟吕祖俭评价其学术“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传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识，无所偏滞”。吕祖俭后来病逝，也归葬于明招山，其墓与吕祖谦墓相近。

吕祖谦在日，“天下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皆不甚合”。吕祖谦故后，朱熹开始攻击吕学。朱学的特点是格物致知，陆学的要旨在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佐以中原文献之学，侧重于讲史，遂为朱熹所不喜。当朱学在宋元之际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吕学被人为压抑，《宋史》就将吕学的吕祖谦和陆学陆九渊一起放到《儒林传》中。明代中期之后，朱学支离之态益显，而王阳明心学勃兴，时论对于吕学的评价归于中肯。浙东学派全祖望更在《东莱学案》中为吕祖谦正名:“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呈口舌，以与诸公角……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逐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后世之君子，终不以为然也。”这一段评论，可谓正式为吕祖谦恢复了应得的学术地位。山以人重，吕祖谦的地位既已恢复，明招山作为其“所游而殁所藏者”，也成为时人心目中的理学重镇之遗迹。终明清两代，政府和学者不断修葺明招山吕祖谦墓地及其讲堂，本文试就此作一简略的梳理。

一、明成化年间修复吕祖谦墓并立东莱先生祠

如前所述，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之前，朱学成为正统，吕学不为时人所重。明招山有关吕祖谦的遗迹亦受冷落，少人问津。吕祖谦兄弟两墓日渐衰败，“历年久远，碑石毁没，且僻在深山穷谷，非有尊崇道德慕先哲之心者，尚弗一往以展拜”。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林沂以进士授金华府推官，到任之后，即寻访吕祖谦位于婺城西北的故居，并亲往存吊。次年，林沂公暇又离开婺城到武义明招山访寻吕祖谦墓，此时距吕祖谦故去已经三百又六年。到了明招山，林沂等人但见“草水荆棘蔽塞”，“朱子所书之石无存”，连吕祖谦墓本身也找寻不着了。林沂不禁“叹息久之”。回到婺城之后，林沂随即“上申其事……提学副使李君士实下檄武义县司领其事”。时任武义知县曾君即“按考吕氏明招圹图，乃旁取山间耆宿，剪草伐木视之，始获见先生归藏真所矣”，至此，方才找到吕祖谦墓址所在。曾知县于是纠集人工，将年久湮没的墓地重新修整，补修废缺之处，并在墓前之地清理平整，“创祠五间为春秋祭享所，东西为庑六间，又于庑侧为小屋三间，以居守者，绕以周垣，固以崇门”。这一规制有相当规模:中五间为东莱先生祠，东西各三间为庑，另外又为小屋三间，作为守墓者居所。历经三百年后，吕祖谦墓算是焕然一新了。

修建工程并不顺利，多生波折。尚未完工，林沂即赴吏部述职考核去了，随后另一主持者鲁君亦赴吏部考核。林沂述完职，刚回婺城，“召命又下”，另有任用，别处赴任。林沂于是“严督是邑主簿贾公措置以完其事”。复在吕祖谦墓神道边建石表，“俾过知所敬”，同时在吕祖俭墓额又重刊朱熹的题字，“俾来者之所考”，又把一户之役归给守墓人，“俾其谨扃钩而时洒扫”。又费时一月，整个工程终于完工。

完工之后第四天，林沂“具牲醴告于祠下”，并请王汶写了《东莱先生祠记》。东莱先生祠中“设龛以祀先生神主，又推其意上祀太师，下及忠公”，即是说以吕祖谦为主祀，另以吕好问、吕祖俭诸儒配祀。林沂复欲置祭田以为持久之计，终未果而罢。

二、清康熙年间重建明招大殿、朱吕讲堂

经明成化年间修葺，明招山又历经明末与清初的战乱，康熙年间，天下初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明招山迎来了又一次的修葺重建，距上次修建已二百又四年之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武义县教谕翁嵩年偶然独行至明招山，遂有了这一次重建之举。翁嵩年系仁和县举人，到任后“建义学置田，振兴文教，士风一新”，后中辰戌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刑部郎中，督学广东。翁嵩年“有山水之癖，常穷极岩洞，而其地多顽瘠，不以为快，一日独行东郭外二十余里”，遂到明招山。此时的明招山，“中有寺，殿宇一新，廊庑完整，面清池，对钵盂峰，青松挺秀，修篁聚密，灵异天成，绝非恒境”。由此推测，明招山建筑尚好，只是不知此寺是否就是林沂所重建之东莱先生祠，考虑到已隔两百多年，恐怕东莱先生祠此时已经无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其地环境也宜人，松竹成林，而不是明中期的草水荆棘的衰败景象。寺中有一僧名秋涛，告翁嵩年谓此山乃明招山，并与言明招山兴废之迹甚详，并劝翁重修吕氏讲堂:“讲堂固道学之宗而有世教者也，非先生之责其谁之责与？”翁嵩年于是与知县史大受一起，“按其旧籍，量度弓□而立之界”。从行文中推测，此次修复的是吕祖谦在明招山聚徒讲学时的讲堂。正要招集工人动工修复，翁嵩年本人“适赴公车得捷南宫”，复建讲堂之事遂告停歇。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邑人徐俟召曾游明招山，并留下了《谒东莱先生墓记》的文字。从中也可以窥见清康熙年间明招山的景象。徐俟召“呼山僧前导”，此僧可能就是秋涛，“见有华表植立数处”，此当是林沂于神道边所立之石表，“以为先生墓矣，僧曰未也，复披榛荆历崎岖遥指白云深处，曰是其墓也”，徐与游侣“攀崖履级而升蹑山半，始登穴得拜于墓前”。徐等人“憩息其下，有古碑四道，巍然耸列，字迹明没相半，大约朱夫子陈同甫诸先儒所撰墓记，与宋明宗明宪宗赐祭告勅也”。以此看来，再参酌翁嵩年的记述，似可推定，林沂当年所建只剩下华表和四道碑石了，东莱先生祠及东西两庑并小屋三间都已无存。

康熙二十九年，明招山寺僧秋涛复向翁嵩年请复建讲堂。此时翁嵩年已授户部员外郎，“深怀其事未成也，因捐资倡议，上告郡伯王公等共成此举并刻石以记之”。从其刻石之记题为《重建明招大殿朱吕讲堂记》可知，翁嵩年此次主持修复的是明招大殿和朱吕讲堂。可惜的是，翁嵩年的文字中对于建筑规制并无片言只语，而今也就无法知晓了。

三、清雍正年间复建朱吕讲院

翁嵩年等人主持重建的朱吕讲堂四十余年后又颓废无存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武义知县张人崧往视明招山时，已是“一椽片瓦无存者”。张人崧是山东堂邑进士，雍正十三年任武义知县，“留心理学，武无书院，人崧建近思堂，进诸生讲学”，他到任之初，即往明招山，知康熙年间曾重建过朱吕讲堂，并非远隔多年，今已无存，怪之，询其故，方知原来僧人曾招吕祖谦后裔同来居住，不料吕氏后人“尚轻薄荡掷”，过不了多久，寺中的积蓄尽被花用殆尽，不堪忍受追比，寺僧和吕氏后人遂各自逃散，寺与祠都因无人照管而年久颓废。

张人崧乃纠人一起集资，并“广募之，凡五载”，筹得资金后，于“败榛残烬之中”，修建了“前堂三楹，后室三楹，结亭一椽”，亭名金貂。朱吕讲院落成，“当此之时，堂宇亭榭，焕然一新”，适逢学政邓悔庐莅临，遂请邓悔庐“行释奠礼”。张人崧复以吕祖谦为主祀，并“进邑之先巩山堂栗斋两先生合祀”，即是以乡先贤巩庭芝、巩丰合祀于朱吕讲院。同时，“依向例取寺田二十五亩为祠堂祭田，命公正某掌之。凡二丁之俎豆与墓道扫除，取之寺中。余田若干亩，命僧某掌之，以赡徒众而备修葺，庶寺与祠相持于不替”。这是吸取康熙年间重建的教训，当时出于种种原因，只修建了建筑，并未作长久谋划，此次不仅修建了建筑，也在经济上做了合理的安排，其用心可谓良苦。

张人崧重建朱吕讲院，乃由于其崇尚理学。他除了奉祀吕祖谦的像，并以巩庭芝、巩丰两人之像从祀，还“肖己像执册立其南，若问难然。”即是说，张人崧还按照自己的长相塑了一个像，立在吕、巩等人南边，就像是在问学辩论一样。不失为一个创举。

概而言之，明清两代凡五百余年，明招山三度兴废，屡建屡圮，屡圮屡建，其中既可见时代之昌明与否，亦可见明招文化之屡折不挠、历久弥新之精神内涵。

【注释】

(1)金敏，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