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史研究應重視敦煌佛教文獻

敦煌學研究迄今已經一百多年，百餘年來，敦煌學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目前研究的範圍已經涵蓋宗教學、文學、史學、語言學、藝術學、考古學、科技等各個層面。所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尷尬局面已一去不復返，中國已是名副其實的敦煌學研究中心。

就語言學領域而言，利用大量寶貴的敦煌文獻資料進行漢語史研究，已成為20世紀末及新世紀以來的新潮流，大批漢語史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漢語史工作者）徜徉其間，從最基礎的文獻收集、綴合、校勘、釋讀、整理做起，在浩繁的敦煌文書中探幽索隱，尋覓、發掘研究語料。因為敦煌文書大多為唐五代及宋初的“同時資料”，所以最先取得大宗成就的是在近代漢語研究方面。老一輩的學者，如王國維、劉復、姜亮夫、羅常培、魏建功、周祖謨、潘重規、蔣禮鴻、周紹良等自不待言，嗣後的自劉堅到郭在貽、項楚等，直到他們衆多的弟子輩，在利用敦煌文獻進行近代音韻研究、俗詞語研究、俗字研究方面都有重大創獲。研究的对象除了敦煌藏經洞中的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文書（如韻書、字書、訓詁書）而外，還涉及敦煌變文、願文、曲子詞、詩賦、小説、社會經濟文書、醫籍、禪籍等各個領域的材料。但是，相對而言，在中古漢語（自東漢至隋）研究中，對敦煌文獻材料的重視和利用卻顯得不够。

漢語史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文獻語言。

從理論上講，所有的歷史文獻都可以成為語言史研究的材料，但並非所有的歷史文獻均具有同等的語料價值。語料的價值在於它能够較全面真實地反映當時（各個特定時期）的語言的真實面貌，具體要求是：一、具有廣闊的社會性及生活覆蓋面；二、語體不過於典雅、含有較多口語成分；三、年代大致可考；四、並有一定的數量。

衆所周知，東漢以降，是漢語發生極大變化的時期，因此在漢語史上將東漢至隋的六百來年間稱為中古漢語，自晚唐以後稱為近代漢語。自東漢至六朝，是古白話的萌芽時期，晚唐五代“文言由盛而衰，白話由微而顯”（吕叔湘《江藍生著〈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序》，語文出版社1988年版），但是，由於當時戰亂頻仍，文獻典籍遭到嚴重摧毁，中土文獻傳世不多，加上歷來有文化的人一般重“文”輕“俗”，因而其中能較好反映當時口語特點的中土文獻更是鳳毛麟角。篇幅較大、語料價值較高的中古中土文獻：文學類有《世説新語》及劉注；史學類有《三國志》及裴注，《後漢書》、《宋書》、《魏書》；政治哲學類有《論衡》、《顔氏家訓》；地理類有《水經注》；科技類有一些醫書及農書《齊民要術》等。本來中古時期志怪小説十分發達，見於著録的不下三四十種，但其中極大部分原本早已散佚，經後人輯綴而成，並非古本原貌，作為語料不甚可靠。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較有價值，但數量不多，晉人雜帖口語程度很高，但數量更少，且大都為片言隻語。除此以外，中古時期的文獻幾乎都用極少透露當時口語消息的文言文寫成。

正因為此，所以在漢語史研究中，以往對上古階段、現代階段的語言研究較為集中，利用敦煌文獻以後，近代漢語研究也充滿了亮色，中古漢語階段的研究則一直較為薄弱。而漢語史研究跳過中古階段，終究不是完備的漢語史，同時也講不清楚漢語演變的來龍去脈。“文革”後，雖然有很多中青年語言學者將注意力轉向了中古漢語，如對以上所舉的中古中土文獻幾乎都作了很好的研究，但由於語料數量的局限，還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要扭轉這一局面，必須尋找較為集中的能較好反映中古實際語言的文獻語料。經過研究者的努力，發現和開掘出了中古語言的富礦——漢譯佛經文獻語言。雖然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學者對這方面有過研究，但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够。直到編纂《漢語大詞典》，例證中仍較少採用這類材料。

佛教最初是順着絲綢之路由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原的。約在東漢明帝時，佛教這一外來文化的傳入，對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影響。隨之而來的便是佛經的漢譯。這一巨大的工程從東漢開始，一直到北宋仁宗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惟淨和孔道輔先後奏請北宋朝廷解散翻經院止，前後持續了近九百年。

吕叔湘云：“宗教是以群衆為對象的，所以佛經的文字也包含較多的口語成分。”^[1]趙朴初云：“釋迦牟尼教化的方式是接近平民的，他説法不同於婆羅門的雅言，而用當時平民的俗語就是一個例子。”^[2]季羨林云：“佛（還有他的繼承人）對語言的態度是講求實效的，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們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宣傳教義、弘揚大法，誰聽得懂什麼話，就用什麼話向他宣傳。違反這個規定，對牛彈琴，就是犯罪。”^[3]梁啟超則早就指出：“佛恐以辭害意且妨害普及，故説法皆用通俗語，譯家惟深知此意，故遣語亦務求喻俗。”^[4]這也就是説，佛教原典語言上的趨俗原則也直接影響到譯經。

總之，從東漢至宋，漢文佛典總數達2 148部，8 736卷。中古時期的漢文佛典約960部，2 990卷，2 400萬字。與這一時期的中土口語性文獻相比，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漢譯佛經最初是以手抄形式流傳，北齊開始石刻佛經，自宋代較大規模的雕版印刷開始後，歷朝刊刻藏經數十種，主要的有：

宋《開寶藏》、《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五種；

遼《遼藏》（契丹藏）；

金《趙城金藏》；

宋元之際《磧沙藏》；

元《普寧藏》、《元官版藏經》；

明《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武林藏》、《萬曆藏》、《嘉興藏》六種；

清《清藏》（龍藏）；

1911年後鉛印《頻伽藏》、《普慧藏》。

佛教東傳，朝鮮有《高麗藏》，日本有《弘教藏》、《卍續藏》、《大正藏》等。

其中後出者大多以宋刊本或其複刻本為底本印行的，也就是説，宋代的整理刊刻對當今見到的傳世漢譯佛經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宋代的整理刊刻，難免有改動原文的可能（這從宋初整理刊刻的幾部大型類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可以看出），甚至從官刻立場出發，在語言上有改俗為雅的傾向。這對於漢語史研究來説，是非常致命的。^[5]

目前人們藉以研究中古漢語的漢譯佛經，大多源於《大正藏》，《大正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公元1922—1934年）由日本著名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持編纂的。它主要以《高麗藏》為底本（即上世紀20年代編纂《大正藏》時被人們認為最權威的一部藏經）在核對了十幾種藏經版本的基礎上編定，且加以斷句，用鉛字排印而成，因此便於使用，加之印行數量較大，易於查找。目前又有全文電子檢索版，所以是目前佛教界及學術研究領域最通行的版本。其影響之大，利用率之高，可以説是此前的任何一種大藏經版本都無法比擬。但是，隨着研究的深入，《大正藏》的權威性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質疑。

2006年9月，在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日本學者衣川賢次教授在大會發言中指出：“最近由於各種大藏經、古寫經影印本的公佈和對大藏經研究的深化，有些學者懷疑《高麗藏》、《大正藏》的權威性，進一步主張《大正藏》需要再加校訂，或者重新編定新的大藏經。”^[6]日本學者藤枝晃在上世紀末就已提出這一主張並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他用房山石經、《趙城金藏》廣勝寺本和《高麗藏》、《大正藏》做了部分比較，提出目前可行的辦法是像修百衲本二十四史那樣，每一部佛經搜集最好的版本，來作一部百衲本大藏經。衣川先生還以《法句譬喻經》和《維摩詰所説經》為例，將古寫本與刊本進行了對比，特别是强調了敦煌寫經和日本寺院保存的多種寫本一切經在校對《大正藏》時的重要參考價值，他以部分實例為證進行對比，發現寫本中一些正確的内容或書寫形式在《大正藏》中或有脱衍，或有改動。

對於《大正藏》的不足，我們早有認識，一是因為漢語畢竟不是日本人的母語，因此對漢譯佛典的斷句常有致誤之處，如《大正藏》本東漢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昔有比丘聰明智慧。時病危頓。弟子問曰。成應真未。答曰。未得。不還未也。問曰。和尚道高名遠。何以不至乎。”（4—499b）其中斷句就有錯誤。正確的標點當為：“昔有比丘聰明智慧，時病危頓。弟子問曰‘成應真未？’答曰：‘未得不還，未也。’問曰：‘和尚道高名遠，何以不至乎？’”佛教修行分四個階段（四個果位）：即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舊譯“應真”），弟子問曰“成應真未”，是説達到了最高階位没有。而其師的回答“未得不還，未也”意思為：尚未得不還果，所以還没有（成應真）呢。二是經過一次排印，加之校勘不精，又造成了新的訛誤。如《大正藏》本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目連）問言。法子汝何所作。屍利苾提。甚大慚愧。即自思惟。當以何答。我今不應妄語誑師。設誑師者。世世獲罪。當為舌根。”（4—377b）其中“當為舌根”，敦煌寫本S.3693號《賢愚經》作“當無舌根”，甚是。這正是佛家所謂妄語誹謗者有“無舌之報”。另如隋毘尼多流支譯《大乘方廣總持經》：“爾時達摩以其惡心謗持法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於六萬世貧窮下賤。恒無舌根。”（9—379c）唐飛錫撰《念佛三昧寶王論》：“又一比丘名法行。住於邪見。坐得四禪。常説空宗般若最勝。謗淨命法師云。淨命所受諸華。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坐此一言。於六萬世。常無舌根。”（47—143）

有鑒於此，上世紀80年代，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即建議編纂《中華大藏經》，後被列入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項目，計劃收録歷代藏經中的經籍4 200餘種，共23 000餘卷，分為正、續兩編，分裝220册。此浩大工程自80年代始，至1997年，在衆多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下，上編106册全部整理影印出版。續編工作也正在進行。《中華大藏經》以《趙城金藏》為底本，缺失部分以《高麗藏》補足（趙城金藏與高麗藏同屬《開寶藏》的複刻本），並以《房山石經》、《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普寧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高麗藏》八個版本一一校勘，是目前規模最大、校勘最精的一部新藏經。可惜的是，由於80年代，已經公佈及能够見到、可資利用的敦煌佛教文獻還不是很多，《中華大藏經》在校勘中未能利用這些寶貴的資料，造成了一大遺憾。

據並非十分精確的統計，現散藏於世界各地的敦煌寫本總數約計五六萬號，而佛教文書就佔了文獻總數的90%以上。其中佔據絶大部分的是大藏經已收之經、律、論著作，有的經典抄卷甚多，如姚秦鳩摩羅什所譯《金剛經》，總數在1 800號以上，而《妙法蓮花經》則達四五千號。一般者如元魏慧覺等譯的《賢愚經》，共十三卷。敦煌抄本也有卷一S.1102、S.2879、S.4464a、P.3312、北8597（冬032），卷二P.4570，卷三北8598（師082），卷四S.3693、P.5527，卷六S.4464b、S.4468，卷九北8599（來041），卷十一P.2316、北8600（稱095）、北8601（潛087）、B8602（人011），卷十三P.2105a、北8603（文053）等號殘卷，總字數約41 000字。它們雖稱不上都是“同時資料”，但其中中古時期譯出的寫本佛典抄寫時代大都與其翻譯的時代相隔不遠，比傳世的刻本藏經要早得多，因此，更能够反映漢譯佛典的原始面貌，具有重要的語料價值和校勘價值。

同時，敦煌寫卷中還有一批未入藏的經、律、論著作，乃傳世的漢文大藏經所未收録的遺佚篇目（包括古佚經和疑偽經），據統計，敦煌保存下來的古佚經有112篇，而疑偽經約有五六十篇，這也是我們漢語史研究的可貴語料。雖然《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收録了敦煌逸藏和部分疑偽經，但是由於對寫本俗字、俗語的陌生，因此識斷問題成堆，排印校勘的錯誤更為嚴重。對此左景權曾撰文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驚歎該册“誤字滿紙，句讀不成文理”，“錯亂文義之處豈可勝道也哉”，嚴肅指出該册有七個方面的“可議之處”^[7]。于淑健亦曾對《大正藏》所收録的敦煌寫卷進行了校勘和詞語考釋，指出了《大正藏》在收録敦煌寫經時校録的粗疏。^[8]因此還需我們重新收集、認真校録，而方廣錩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一至六輯）正是《大正藏》古逸部後有關敦煌佛經整理校録的代表性成果。

在漢語史研究中，所據語料的時代性、可靠性的鑒别是首要任務。如果語言資料的年代不可靠，得出的結論勢必發生錯誤。因此利用漢譯佛典，佛典譯出的時代至關重要。但以前一些漢譯佛典的著録年代問題多多，如東漢時期安世高的譯經數歷來經録記載互有出入，晉代釋道安編纂《衆經目録》，列舉安譯本35部，41卷，而到隋代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竟羅列176種之多。經過吕澂、許理和（荷蘭）等中外學者考訂，目前公認的比較可靠的東漢譯經僅29種，其中安世高的譯經為15種。在佛經譯出年代及譯者的考證中，除了從語言文字方面去鑒别外，歷代經録也是重要依據，正如方廣錩所言：“我們目前所用的都是以前我們只能看到傳世大藏經中所保存的若干標準經録，敦煌遺書中則保存了豐富多彩、形態各異的許多經録。比如《品次録》、《流通録》、《藏經録》、《點勘録》、《配補録》、《轉經録》、《抄經録》等等，為我們瞭解古代藏經的抄寫、管理、流通、配補等一系列情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9]敦煌寫卷中的衆多經録，將有助於漢語史研究中對語料時代的鑒别。

另如，敦煌卷子中還有數量不小的非漢文佛教文獻（如梵文、巴厘文、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等），這些都可用來進行漢譯佛典與原典語言、漢譯佛典與少數民族譯經語言的比較研究，也是漢語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當然，敦煌卷子還有為數不少的記録當時寺院宗教活動、經濟活動或與僧人有關的詩文、邈真贊等文書，還有大量禪宗文獻，這些都與近代漢語研究有關，故不一一列舉。

總之，敦煌石窟中卷帙浩瀚的佛教文獻，是前人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文化遺産，是一個取之不竭的知識寶庫，它們不僅對漢語史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是宗教學、歷史學、文學等研究的寶貴資料。回顧敦煌研究開展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固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平心而論，各個研究領域的進展卻並不平衡。就如佛教文獻這一佔據敦煌文獻90%以上的巨大寶庫，至今仍未引起人們充分的重視，亦缺乏全面系統的整理與研究，某些方面甚至尚待進行拓荒性的開發。因此我們呼籲有更多的學者能關注此事，能投身其間，同心協力，把我國的敦煌學研究推向更高的水準。

（本文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綫》2009年第9期）

【注释】

[1]吕叔湘《古今言殊》，見《吕叔湘文集》第5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2]趙朴初《佛教常識答問》，陝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版。

[3]季羨林《三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見《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4]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見《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汪維輝《唐宋類書好改前代口語——以〈世説新語〉異文為例》，見《漢語詞彙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70頁。汪文主要指出《太平御覽》等類書在引古本時在語言上“以雅代俗”、“誤改誤刪”、“以今代古”三方面的問題，並歸納云：一、類書引文未必皆古本可據；二、一些六朝口語詞至唐人已不曉其義，反映了詞彙隨時代而變遷的事實；三、唐宋人編纂類書時存在着明顯的避俗趨雅傾向。

[6]衣川賢次《以敦煌寫經校訂〈大正藏〉芻議》，見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左景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5卷——舊刊新評——〈敦煌文書發凡〉之一章》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8]于淑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詞語輯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6期。《〈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誤例淺析》，《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2期。

[9]方廣錩《佛教典籍百問》，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