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文獻基本情況研究綜述

宋雪春（上海師範大學）

1908年2月至5月，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領的中亞考察團在敦煌逗留三個月，翻檢了藏經洞中所有的文獻和藝術品，最終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敦煌寶藏，其中寫本文獻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藝術品最初入藏盧浮宫美術館，後來陸續入藏集美博物館。所謂法藏敦煌文獻的基本情況，指的是其來源、數量、保存情況和主要内容等。本文擬對一百多年來學術界對以上問題的研究情況試作回顧。

不同於斯坦因收集品的先期閉錮英倫，國人對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的瞭解較早。1909年，由於伯希和到北京爲法國圖書館購買漢籍，曾將隨身攜帶的敦煌文獻珍本展示給董康等人參觀，由此引發了我國學者研讀、抄録和出版敦煌文獻的第一次高潮^[1]。可以説，伯希和的北京之行客觀上促成了我國敦煌學研究的肇始^[2]。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董康^[3]、劉復^[4]、胡適^[5]、王重民^[6]、于道泉^[7]、姜亮夫^[8]等學者先後踏入法國國家圖書館對其館藏敦煌文獻進行專門的調查和研究，並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1962年王重民所編《伯希和劫經録》得以正式刊佈^[9]，1986年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10]，據縮微膠卷對法藏敦煌漢文文獻影印出版，均爲學術界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敦煌學研究資料。近年來，國内學者對伯希和收集品之考察和研究著力最多的當屬榮新江，他詳細考述了伯希和一行三人的中亞考察路綫和重要收穫，介紹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的來源、收藏、編目和研究狀況，極富參考價值^[11]。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獲得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縮微膠卷，王堯組織了專門的藏文小組，以拉露目録爲基礎，參考原卷和後人研究成果，編成《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録》^[12]，是對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第一次全面披露。另外，《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漢譯本的出版，爲伯希和劫掠敦煌文物的過程提供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研究史料；耿昇所作漢譯本的序言，對伯希和中亞考察團在新疆、敦煌等地從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鉤沉，值得參看^[13]。近年來，法藏敦煌文獻圖版的刊佈取得重要進展，《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14]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15]相繼出版，使學界對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的整體狀貌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和瞭解。

一、來　　源

繼英國探險家斯坦因1907年在藏經洞掠走大批敦煌寶藏之後，伯希和考察隊於次年年初來到莫高窟。榮新江介紹了伯希和劫掠敦煌文獻的大致過程：伯希和於1908年2月25日到達敦煌千佛洞，對莫高窟的全部洞窟做了編號，拍攝了大量的壁畫和塑像照片，抄録了洞窟中的漢文和其他語言文字所寫的題記。因爲伯希和能講流利的漢語，所以很快得到王道士的同意，進入藏經洞，將洞中所遺文獻和繪畫品全部翻閲一遍。借助他對中國和中亞歷史文獻的豐富知識，伯希和重點選取了佛教大藏經未收的佛教文獻、帶有年代的文書和文獻、非漢語文獻，最後將藏經洞中文獻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遺絹紙繪畫及絲織品廉價購走。此外，伯希和還在莫高窟北區發現了許多西夏文、回鶻文、藏文文獻。5月30日，伯希和考察隊帶著豐富的敦煌收集品離開了莫高窟^[16]。耿昇指出伯希和在藏經洞從他過手的全部1.5萬至2萬卷文書中劫走近1/3，即6000餘種，此外還有200多幅唐畫與幡、織物、木製品、木製活字板和其他法器^[17]。

二、數　　量

（一）漢文文獻。有關敦煌漢文寫本的數量，王重民於20世紀30年代編成簡目《伯希和劫經録》，著録法藏敦煌漢文寫卷P.2001—5579號^[18]。《敦煌寶藏》刊佈至P.6038號。二戰後，法蘭西科學院組織敦煌研究組，專門從事敦煌寫本的編目和研究，歷數十年所取得的編目成果即六卷本的《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録》，分别著録P.2001—6040號以及藏文寫卷背面的漢文寫本^[19]。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與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出版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全部影印完成，收入P.2001—6040號，但中間有多段空號，還有少量失號。方廣錩據最新調查指出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漢文敦煌文獻，從伯2001號編到伯6040號，去掉中間的空號，加上夾雜在藏文中的漢文文獻，總數將近4000號^[20]。

（二）胡語文獻。有關敦煌藏文文獻的數量，由拉露（Marcelle Lalou）窮盡畢生精力編成的《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録》^[21]著録P.T.0001—2216號，該目首次系統梳理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揭示了這批文獻的豐富内涵^[22]。王堯主編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録》公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全部目録，共計4450個編號，由於P.T.2224—3500之間空缺了1276個編號，實際佔有3375個卷號。2004年開始，由金雅聲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計劃出版P.T.0001—3358號的全部法藏藏文文獻，至今已經刊佈16册，圖録編號至1352。

漢、藏文獻之外，伯希和自藏經洞還獲得一定數量的回鶻文、粟特文和梵文文獻。由哈密頓（J.Hamilton）所輯録的《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回鶻文寫本彙編》^[23]影印了24號敦煌回鶻文寫本的全部圖版，並做了精心的轉寫、翻譯、注釋和詞彙索引。伯希和所獲粟特文寫本共有30個編號，由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和哈密頓轉寫、譯注的《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突厥化的粟特語文書集》^[24]發表了其中的5號。此外，伯希和在藏經洞還收集了13號梵文佛教文獻。綜上，法國國家圖書館内收藏的漢文文獻4000多件，藏文文獻近4000件，其他還有粟特、回鶻、梵文、于闐文獻等接近百件。

（三）藝術品。1908年，伯希和用500兩銀子從王道士處换取了大約7000件文物，其中包括200多件藝術品。《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擇要介紹了伯希和所獲敦煌藝術品的詳細内容和具體細節，並述及這批藝術品的數量和庋藏情況：1909年11月，當伯希和收集品運回巴黎後，計有220餘幅繪畫品、21尊木雕、絲織品殘片和畫幡、經帙等，於1910年入藏盧浮宫博物館。其後不久，15幅繪畫品轉存於集美博物館。1922年，又有40幅絹畫轉入。1947年，集美博物館改組爲法國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收藏於盧浮宫的所有伯希和所獲美術品全部歸集美博物館收藏。這裏建成三個大展室，其中最大的展覽室用來展示敦煌發現的畫卷和畫幡^[25]。王惠民簡要介紹了集美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物的概況，指出法國實際藏敦煌繪畫品爲216件。由於斯坦因早於伯希和劫走大量精美的繪畫，所以入藏集美博物館的繪畫品多數是菩薩、地藏等單體造像，其中較爲重要的有觀無量壽佛經變、宋初有紀年（981年）的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等^[26]。

三、保存與修復

有關法藏敦煌文獻的保存和修復情況，方廣錩據所考察的情況介紹道：“法國的書庫條件（相較英國）差一點，但敦煌遺書均放在特製的紙盒中，按照遺書大小不同，有的一盒一號，有的一盒數號。不論盒内藏數多少，每號遺書均有專門藏位，整整齊齊，也對讀者開放。”同時，方廣錩將世界敦煌遺書的修復類型分作三種，其中英國圖書館和法國圖書館屬於同一類型，具體修復方式可參閲“英藏敦煌文獻基本情況研究綜述”之詳細介紹，此不贅述^[27]。

四、主要内容

有關法藏敦煌文獻的整理編目和圖録刊佈是揭示這批文獻内容的主要途徑。

（一）漢文文獻。作爲東方學家的伯希和精通漢語和數種中亞古代語言，所以他劫取了大量的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敦煌文獻和藝術品。在敦煌寫本文獻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後，伯希和便開始對漢文寫本進行編目，他完成了P.2001—3511、P.4500—4521號的法文原稿編目工作，但没有正式刊佈^[28]。這份目録在傳入國内之後，很快有了兩種譯本，一是羅福萇譯《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29]，所據乃葉恭綽抄録的伯希和目録前700號，但羅譯本過於節略。二是陸翔譯《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30]，根據的是張鳳遊學巴黎時所抄P.2001—3511號全部稿本。陸譯本竭力譯出了伯希和的原文原意，還附加了一些有關的參考資料，雖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多義詞的翻譯失誤，但在《伯希和劫經録》出版之前，一直是學術研究參考和利用法藏敦煌文獻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録^[31]。王重民於1934年至1939年留居巴黎專門調查敦煌漢文文獻，並爲北平圖書館進行照相、複製縮微膠卷工作。其所編製《伯希和劫經録》補正了伯希和編目的缺失和不足，是法藏敦煌文獻中全部漢文寫卷的第一個相對完整的目録。該目在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定名和輯録方面的貢獻較大，且都用現行本校對過，除注明原卷的殘缺情況，還就現行本注明了篇章和卷數；對同一寫本的不同殘片進行了拼綴，同一文獻的不同篇章也做到統一整理；凡寫經題記及應加的必要説明都在注文中做了簡要的記述。相較伯希和原目和國内流行的各種譯本，該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翔實可靠。

《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録》對法藏敦煌漢文文獻的每號内各項内容均一一給予著録。一般是先列標題，對題目已殘者大多考證補出；詳記有關該寫本的研究文獻出處；對寫本尺幅長短、紙質、顔色等進行物質性描述；後附兩個索引^[32]。榮新江高度評價了該目的著録方式，指出其優點在於著録詳盡，可以讓看不到原卷的人盡可能瞭解原卷的外觀，特别是一些縮微膠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紅字和朱印；其每項内容附有研究文獻出處，與東洋文庫目録相仿，雖然不夠完備，但極便學人使用；目録按伯希和編號排列，便於檢索，又用主體分類索引的方式統一作了安排，是處理敦煌寫本編目的可取方法^[33]。

（二）胡語文獻。伯希和受過嚴格的東方語言訓練，所以他主要選取了價值較高的非漢文文獻，其中包括大量的古藏文寫本。敦煌藏文文獻的抄寫年代大致在公元9世紀末到10世紀，屬於吐蕃王朝末期，從内容上看，有佛教經典、契約文書、法律條文、占卜文書、苯教儀軌等，涉及吐蕃時期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吐蕃王朝的重要材料。拉露所編《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録》對每件寫本的外觀和内容都作了詳細的記述，佛典之外的文獻或文書，用拉丁字母轉寫出每項内容的起止詞句，如有研究成果發表，也加以著録，前有主題索引，便於學者按類查找寫本。該目爲各國學者研究法藏敦煌藏文寫卷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但該目也有不盡完備之處，如對2216號以外的散卷失録，對於原卷全貌的描寫不足，也難以從目録中判斷出具體寫卷的内容，同時僅依靠目録無法瞭解某些寫卷的研究情況。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録》基本涵蓋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全部，該目條例豐富，包括卷號、盒號，所收卷號的首末行藏文，卷子的大小尺寸、文字書寫及卷子的背面内容，國内外學術界對該卷號的專門研究或相關論著。與拉露《注記目録》不同的是，該目對《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均一一著録編號。此外，該目將大量重複的《無量壽經》統一編號爲P.T.3500—4159，《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統一編號爲P.T.4160—4367。總體而言，該目對原卷的描寫相對完整，對内容的判斷也較爲準確，尤其羅列了有關卷號的研究信息，方便學人查閲引用。但該目依然有許多可補正之處，如存在不少定名不確或没有定名的文獻，對於某些同一卷號的數種文獻，也没有做到完全析出等。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每册都編有藏漢文對照目録，尤其是對同一卷號的内容分别予以標示，這樣對每一卷號的内容有了層次清晰的揭示，有利於全面認知該卷號的性質、内容等，便於讀者利用。在文獻的定名方面成果超出以往所編目録，尤其對佛教文獻的定名有較大突破，對不少原來定名爲“佛經”的文獻給出了具體的名稱。但仍然存在一些未能解決的“定名”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34]。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首次全面影印出版了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主要是漢文文獻，同時包括部分古藏文、粟特文、回鶻文、于闐文文獻。其中于闐文、粟特文和部分回鶻文文獻原先編録在漢文文獻序列中，現已按照漢文文獻的順序隨號刊出。同時加入了原被抽到藏文編號序列中的漢文文獻圖録。該叢書在充分吸收和利用前人編目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多有新的發明，在法藏敦煌文獻的整理和刊佈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三）藝術品。伯希和逝世以後，其弟子韓百詩（L.Hambis）曾組織一批學者，對伯希和考察隊的中亞收集品進行系統的分類和整理^[35]，其成果計劃編爲《伯希和考察隊考古資料叢刊》十六卷，迄今已刊和未刊的有關介紹敦煌絲織品和絹幡繪畫等藝術品的卷次和成果如下：第十三卷，爲里博（K.Riboud）與維亞（G.Vial）合編的《集美博物館和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絲織品》^[36]，主要是研究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絲織品的材料和織法，共著録了99件絲織品，並對每件物品注記其質地、大小、保存狀態、裝飾、組織結構和製作情形等項内容；第十四卷，尼古拉—旺迪埃編《集美博物館所藏敦煌絹幡繪畫》（解説）^[37]係整理伯希和敦煌所獲絹幡繪畫的成果之一，共著録216號總220幅作品。繪畫品分佛像、菩薩像、天王力士像、高僧像和其他形象五類加以記録，注記的内容包括原編號、名稱、質地、長寬、時代、内容概述、保存狀態、有關注記和參考文獻目録；第十五卷，係韓百詩編《集美博物館所藏敦煌絹幡繪畫》（圖版）^[38]，此卷與前一卷圖版相配合，刊佈了230幅敦煌絹幡繪畫照片，其中包括一些彩色圖版，其排列順序與解説卷相同，兩者可對照使用，是長期以來人們研究敦煌繪畫的重要原始資料。此外，該叢書第十二卷《敦煌絹幡繪畫的風格學與圖像學研究》與第十六卷《敦煌絹幡繪畫題記研究》均因故尚未出版^[39]。另外，在伯希和所獲敦煌寫本中，保存有許多素描插圖畫和紙本繪畫，主要收録在饒宗頤所著《敦煌白畫》^[40]一書中。

與韋陀所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一樣，由賈里覺、秋山光和合編的《西域美術——集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41]分類刊佈了法藏敦煌繪畫品，共兩卷。其中第一卷發表99件，主要是面積較大的佛傳圖、變相圖、佛像、菩薩像。第二卷發表89件，選印了一些國家圖書館藏寫經插圖，主要是篇幅較小的菩薩像、天王像、行腳僧圖等；然後是約30件絲織品，包括幡、幡頭、經帙；最後刊佈了新疆發現的塑像、彩繪舍利容器、壁畫、陶器、木器等西域美術資料。在《集美博物館所藏敦煌絹幡繪畫》圖版卷中看不清楚的一些題記，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更清晰的圖版^[42]。

【注释】

[1]京師學界於1909年10月4日在北京六國飯店公宴伯希和，並與伯希和在影印出版法藏敦煌文獻的細節方面達成共識。羅振玉等人所編《石室秘寶》、《佚籍叢殘初編》、《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遺書三種》、《敦煌石室碎金》等書，大多據伯希和所提供的照片編成。在刊佈法藏敦煌文獻的目録方面，主要成果有歷史博物館編《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録》，分别載於《國立博物館叢刊》第1卷第1、2、3期，1926—1927年。

[2]關於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的活動時間，王冀青通過親歷者的書信等檔案材料釐清了多年來的傳載疏誤，認爲伯希和於1909年5月21日離開河内，應於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達北京，於1909年10月4日參加北京學術界的公宴，應於1909年10月11日傍晚從前門站乘火車離開北京，最終於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國巴黎。參閲《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關日期辨正》，《敦煌學輯刊》2011年4期，第139—144頁；同作者《清宣統元年（1909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2期，第130—142頁。

[3]董康在1922年訪法國國立圖書館，抄録有關法制史資料。

[4]劉復《敦煌掇瑣敍目》，《北大國學月刊》第3期，1925年。同作者《敦煌掇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1925年，後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十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此書所收104件敦煌文書多爲我國學者前所未見，其内容包括民間文學、語言文字、社會經濟、官府文書等多個方面，遠遠超出了四部書的範圍。這部書開闊了國内研究者的眼界，爲他們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原始材料。

[5]胡適於1926年8—11月間，在伯希和的幫助下，查閲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找到數種神會著作及其他禪宗典籍。他後來根據這些材料，編成《菏澤大師神會遺集》，並撰寫《菏澤大師神會傳》，於1930年在上海出版。參閲榮新江《北大與敦煌學》，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餽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題爲“北京大學與早期敦煌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後收入氏著《敦煌學新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3—104頁。

[6]王重民所編《巴黎敦煌殘卷敍録》在《大公報·圖書副刊》連載（1935年5月23日—1937年8月22日）。除此之外，他還就所見四部典籍，做了大量考釋工作，先後撰寫了一批跋語和研究性提要，輯出《敦煌殘卷敍録》兩卷，分别於1936和1947年由北平圖書館出版，即後來氏著《敦煌古籍敍録》的基礎。

[7]于道泉是我國學術界從事敦煌藏學研究的先驅，他於1934年負笈巴黎，1949年6月回國。他曾就讀於巴黎索邦大學，師從巴考（Jacques Bacot）研修藏文。他受北平圖書館之托，在巴黎、倫敦拍攝敦煌文獻照片。他所攝“敦煌古書膠影片一箱”，連同北平圖書館購買的西文書四箱，隨行押運，於1949年6月6日到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所藏《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海外敦煌遺籍照片目録》稿本之“凡例”即有對于道泉所攝照片的説明。參閲劉波《國家圖書館與敦煌學》，河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101頁。

[8]姜亮夫《瀛外訪古劫餘録·敦煌卷子目次敍録》，《志林》第1期，《説文月刊》第2卷第4期，1940年；同作者《瀛涯敦煌韻輯總目敍録》，《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號，1947年。

[9]王重民《伯希和劫餘録》，收入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初版），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再版，第253—313頁。

[10]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112—13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1986年。

[11]榮新江《歐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獻聞見録》，《敦煌學輯刊》1986年1期，第119—133頁；同作者《歐洲所藏西域出土漢文寫本調查隨記》，《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10期，第24—29頁；同作者《法藏敦煌西域文獻考察紀略》，《中華文史論叢》第5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65頁。有關法國收集品之更爲詳盡系統的論述，收入氏著《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68頁；另可參氏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7—102頁。

[12]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13]伯希和等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之“譯者的話”，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頁。

[1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所刊主體是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經洞得到的文獻，少部分是從莫高窟北區第464和465窟得到的，少量新疆地區搜集品也編入這批文獻中，文獻有漢、藏、梵、于闐、粟特、回鶻、西夏、希伯來等文種。參閲李偉國爲該套叢書所寫的導言，載《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一册第1頁。

[15]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14年。目前仍在編輯出版中。

[16]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41—42頁。

[17]伯希和等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之“譯者的話”，第25頁。

[18]對於《伯希和劫經録》所收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中國藏學中心的陳慶英有過相關調查，參閲《〈斯坦因劫經録〉、〈伯希和劫經録〉所收漢文寫卷中夾雜的藏文寫卷情況調查》，《敦煌學輯刊》1981年創刊號，第111—116頁。

[19]法蘭西科學院敦煌研究組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録》共六卷。其中第一卷（2001—2500號）由謝和耐、吴其昱編寫，巴黎國家圖書館於1970年出版；第二卷（2501—3000號）由隋麗玫、魏普賢編寫，尚未出版；第三卷（3001—3500號）由蘇遠鳴主編，聖·波利尼亞基金會於1983年出版；第四卷（3501—4000號）由蘇遠鳴主編，法蘭西遠東學院於1991年出版；第五卷（上下册，4001—6040號）由蘇遠鳴主編，法蘭西遠東學院1995年出版；第六卷著録藏文卷子背面的漢文寫本，巴黎2001年出版。

[20]方廣錩《敦煌遺書與佛教研究》，麻天祥主編《佛學百年》，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後收入氏著《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2頁。

[21]拉露《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録》（全三册）：第一册（P.T.1—849號），巴黎國家圖書館於1939年出版；第二册（P.T.850—1282號），1950年出版；第三册（P.T.1283—2216號），1961年出版。

[22]此外還有大量的《無量壽宗要經》和《十萬頌般若經》，因重複太多而没有編目，計自P.T.2217—2224和P.T.3500—4450號。

[23]哈密頓《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回鶻文寫本彙編》，法國彼特出版社，1986年。

[24]辛姆斯·威廉姆斯、哈密頓《敦煌九至十世紀的突厥化粟特語文書集》，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1990年，第63—76頁。

[25]勞合·福奇兀撰，楊漢璋譯，楊愛程譯審《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38—46頁。

[26]王惠民《吉美博物館藏敦煌文物》，《深圳特區報》2007年4月17日B15版。

[27]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的流散、回歸、保護與編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通訊》改版試刊12、13號連載，1998年11月18、27日，後收入氏著《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第85—87頁。

[28]伯希和以後，在1932—1933年間留學巴黎的日本學者那波利貞（關於社會經濟文化史的論著《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1970年由東京創文社出版），1934—1939年間作爲交换學者到巴黎國立圖書館工作的王重民（前揭主要研究成果《巴黎敦煌殘卷敍録》就是在此階段完成）和1951年走訪巴黎的楊聯陞，都陸續爲敦煌寫本的編目作出貢獻。另外早期訪書巴黎並留下研究成果的還有：劉復編《敦煌掇瑣》，羽田亨編《敦煌遺書》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1926年上海東亞考古研究會印行），神田喜一郎編《敦煌秘笈留真》（1938年平安神田氏自印），神田喜一郎編《敦煌秘笈留真新編》（1947年於臺灣大學出版）。參閲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45頁；另可參氏著《敦煌學十八講》，第98頁。

[29]羅福萇譯《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分别載於《國學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國學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

[30]陸翔譯《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分别載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6期，1933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8卷第1期，1934年。

[31]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之“後記”，第548頁。

[32]一般是先列標題，凡文獻類先列漢文原文，再作法文轉寫；題目已殘者大都考證補出，並指出通行印本如《大正藏》、《道藏》、《四部叢刊》中的出處及同類寫本編號；凡文書類則用法文擬題，並有簡要提要提示文中的專有名詞；有題記者譯爲法文；還詳記有關該寫本的研究文獻出處；最後是寫本尺幅長短、紙質、顔色等物質性描述；後附兩個索引，一是按拉丁字母順序排列的特殊項目四大類，前三類又細分爲若干小類，每小類下列屬於此類的寫本編號，這樣就彌補了按編號順序編目在分類上的缺陷；最後一類列出有題記、年代、年號、繪畫、其他民族文字、印鑒等專門内容的寫本編號；第四卷又增加了見於本册目録注記中的其他敦煌寫本和洞窟題記的編號索引。參閲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46頁；另可參氏著《敦煌學十八講》，第99頁。

[33]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46頁；另可參氏著《敦煌學十八講》，第99頁。

[34]才讓回顧和總結了國内外學界在敦煌藏文文獻的編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果，同時結合英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的啓動和全面刊佈的情況，對敦煌藏文文獻的未來研究趨勢提出展望。參閲《敦煌藏文文獻編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果回顧及未來研究趨勢之展望》，《臺大佛學研究》第22期，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11年，第106—136頁。

[35]這批美術品最早由阿甘（J.Hackin）從事整理和研究，他編過一個簡單的目録，名爲《集美博物館指南目録》，1923年巴黎出版；走訪巴黎收集敦煌繪畫資料的日本學者松本榮一，在他的《敦煌畫研究》一書中，也大量刊佈了這些敦煌絹畫的圖版（二卷本，東京，1937年出版）；1956年，阿萊德（M.Hallade）和韓百詩又編有《中亞雕刻與繪畫目録》，未正式出版。參閲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63頁。

[36]里博、維亞合編《集美博物館和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絲織品》，1970年巴黎出版。

[37]尼古拉—旺迪埃編《集美博物館所藏敦煌絹幡繪畫》（解説），1974年巴黎出版。

[38]韓百詩編《集美博物館所藏敦煌絹幡繪畫》（圖版），1976年巴黎出版。

[39]耿昇認爲韓百詩規劃出版伯希和探險團的檔案目録共27卷：其中第十一卷《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6册，1980—1992年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所中亞和高地亞洲研究中心出版；第十三卷《敦煌的織物》，1970年法蘭西學院出版；第十四卷《敦煌的幡畫》（文字卷），1974年法蘭西學院出版；第十五卷《敦煌的幡畫》（圖版卷），1976年法蘭西學院出版。此外，該叢書第十二卷《敦煌的幡畫·風格與圖像研究》、第十六卷《敦煌絹幡繪畫·題記研究》、第十七卷《敦煌絹幡繪畫·圖像研究》、第十八卷《敦煌絹幡繪畫·風格研究》、第十九卷《敦煌的版畫與白畫》、第二十卷《敦煌的雕塑》、第二一至二三卷《敦煌的壁畫》（文字卷）、第二四至二六卷《敦煌的壁畫》（圖版卷）、第二七卷《敦煌的織物》（圖版卷）均因故尚未出版。參閲伯希和等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之“譯者的話”，第35—36頁。

[40]饒宗頤《敦煌白畫》，巴黎國家圖書館，1978年。

[41]賈里覺、秋山光和合編《西域美術——集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收集品》第一卷，東京：講談社，1994年；第二卷，1995年。

[42]有關國際學者對法藏敦煌胡語文獻和藝術品的編目及研究成果之介紹，主要參考和轉引自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41—52、63—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