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事业的还是家庭的，所作所为只关系到个人的还是牵涉他人的，都不可能没有其道德责任；因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这种责任而出，而一切无行之事皆因忽视这种责任所致。”〔1〕
“由于提供利用涉及社会利用需求以及档案开放和保密等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具体的利用制度和利用方式又有着直接、间接的影响。因此做好提供利用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认识清楚并处理好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提供利用工作的关键之处，或说其工作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利用制度和利用方式本身的状况和水平如何，而在于能否把握处理好这些理论性和方针政策性的问题。”〔2〕
档案公共服务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档案部门受政府委托，为了实现档案领域的“公共利益”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这种具有极强“公共性”的信息服务不是受经济利润的驱动而进行的，特别需要强调档案服务者的职业道德和公共责任意识。古罗马先哲西塞罗的诤言告诉我们，责任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笔者认为，在档案公共服务领域，虽然档案机构和利用者都应该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责任”对于档案服务方（尤其是公共性最强的档案馆）来说，更加亟须明确且不容推托。“档案开放”本身就是档案馆提供公共服务无法绕开的第一责任。张辑哲教授一语中的道出了“档案开放”在提供利用工作中的显要地位，同时也指出了开放和保密的复杂性、理论性和政策性。由此可见，从政策角度认识和处理开放问题，特别是开放工作中的“责任”问题，应是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研究的首要专题。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通过案例分析引出对档案开放现实问题——档案馆的尴尬和困惑的思考，并解读困局形成的深层归因——“责任”问题的认识偏差和责任规定的缺憾（为什么）。其次，分析档案馆在开放中的责任平衡和责任边界问题，提出对档案馆“主要责任”和“有限责任”的理论认识（关键是什么）；并在分析现有档案开放政策体系构成的基础上，结合政策环境的时代变化，重新审视现有开放政策中存在的“责任”问题。最后，基于对档案开放现况和档案开放政策依据的分析，探索档案开放责任机制的内容设计（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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