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何德旭　王明华　姚战琪

一、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变动：理论分析

在一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迁是持续进行的。从社会生产的不同环节和资本循环的角度，经济结构分为生产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等。从社会宏观层面上，经济结构可分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工业化理论已经对一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就业变动、产业结构和要素转移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配第—克拉克得出结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与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虽然不像劳动力比重那样上升幅度较大，但也略有上升。^[1]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霍夫曼的重化学工业化法则、库兹涅茨的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就业变化规律、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等。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配第、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这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库兹涅茨及以后的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规律性，前一阶段的发展为后一阶段的发展准备条件，而后一阶段的发展则是以前一阶段的发展为基础。基于经济发展阶段演变的循序渐进性，对应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例如，钱纳里等人进一步从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揭示了关于结构转变时期的模式特征。在第一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但初级产品的生产增长速度慢于制造业。在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生产结构以由初级产品向制造业的快速转移为特点。初级产品生产份额大幅度下降，并由制造业份额和社会基础设施份额的上升所弥补，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在第三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制造业的需求弹性下降，制造业在经济和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经济增长和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2]

工业化理论将工业化进程分为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和按收入水平进行分组的截面分析表明，工业化中期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特征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大都经过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而工业化中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积累的迅速提高和结构的快速转变。不但在积累方面，表现为投资积累率尤其是人均装备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大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在需求和资源配置方面表现为最终需求的结构变化和中间需求份额的提高，使结构迅速变化。其中，最终需求向具有更高弹性的产品方向发展，经济增长由消费品带动转为由投资品和中间品带动增长，消费品内部由加工层次低的产品向以工业品为原料而加工程度高的高层次产品升级。在中间需求方面，由于技术发展、需求的变化和部门分工的加强，从而强化了迂回生产的特征，使中间需求份额大大上升。第二，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技术进步加速，表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第三，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基本上经过了重化工化的发展过程。按照产业经济学理论，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将出现阶段性的变化。一是由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转变，即“重化工化”阶段的出现。二是在重化工化的过程中，又表现为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演进，即“高加工度化”。三是在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将进一步表现为“技术集约化”的趋势（王岳平，2001）。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经济结构变动和发展趋势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始工业化进程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都是以经济结构的快速转换为基础。这个时期结构转换的一般特征是：三次产业在社会总体经济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在经济总量中，三次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和就业所占比重的显著变化，农业产值和农业就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江小涓，2003）。

本项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实际变化为分析背景，在对当前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经济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战略举措和改革方案。

二、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快速转换互相推动，包括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结构和区域产业布局在内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迅速变化，虽然经济结构出现了升级和优化的特征，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不能适应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需求结构的变化、技术体系升级、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要求，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

（一）产业结构变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明显加快，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与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的趋势。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波动明显，但总的趋势表现为缓慢下降。1980年第一产业比重为29.9%，1990年为26.9%，2000年为14.8%，2006年为11.8%。第二产业比重体现为先上升，后缓慢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1980年第二产业比重为48.2%，1990年为41.3%，2000年为45.9%，2006年为48.7%。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的比重较低，但呈现为长期缓慢上升的趋势。1980年第二产业比重为21.9%，1990年为31.8%，2000年为39.3%，2006年为40.5%。

表1　我国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中国统计月报》（2007）。

（二）产业结构内部变动

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起伏较大，尤其是农业所占份额变化幅度最明显。具体分析，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而其他食用农产品行业的份额逐渐趋于稳定。1981年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为33.64%，1982年上升到35.23%，随后逐年下降，2003年为12.68%，2004年为13.29%，2005年为10.71%。主要原因是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劳动力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工业各行业，农村的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1979年以来，林业比重也呈现出份额不断下降的态势，从2002年开始才有所上升。1981年林业比重为2.03%，2001年降到0.96%，2003年略升到1.06%，2004年为0.97%，2005年为0.78%。牧业比重有一定起伏，但波动幅度不大，基本稳定在8%～10%，在1988～1990年上升到10%左右的高位以后开始波动，1995年又恢复到10.34%的较高水平，随后一直稳定在8%～9%，2004年为8.92%，2005年为7.27%。在1998年之前渔业比重一直处于不断攀升的趋势，近几年来有小幅度下降。1981年渔业占GDP比重为0.9%，1998年提高到3.09%，2003年为2.68%，2004年为2.64%，2005年为2.19%。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工业重型化趋势，从90年代开始这一趋势变得更为明显（见表2）。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实施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工业在产业结构中一直占据较高比重，但改革开放以前的重工业趋势是政府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形成的结果，不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开放，其进程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明显加快了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

表2　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服务业可以分为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两类，前者包括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地质勘察等，后者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业、科学研究以及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等，从这种分类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同国外服务业发展和就业结构的差距。新兴服务业收入的价格弹性较高，带动就业的能力和潜力都较大。从传统服务业来分析，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仍是我国目前就业比重较高的服务业，2006年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达到5%，但仍低于OECD国家。2001年美国为23.5%，2000年澳大利亚为19.8%，这说明我国该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仍较大。房地产行业就业弹性较高以及居民收入提高后巨大的消费需求，使房地产业近年来占GDP比重和对税收贡献率较高，但同国外相比我国就业比重极低，2006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就业比重仅为1.27%，而同期国外均在10%以上，因此可以判断房地产业未来的增长潜力极大。交通运输等行业就业比重虽然低于国外，但是由于其较高的资本密集度，加之较低的就业产值弹性，未来的就业空间并不大。新兴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就业的带动能力也极高。新兴服务业对未来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推动能力较强。金融行业是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重要支柱行业之一，但是我国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金融体制的管制和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该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就业比重仅为国外水平的1/10（国外平均水平为5%左右）。卫生服务业是影响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国外全社会卫生费用的总额增长迅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居高不下。中国该行业和社会福利业加在一起，就业比重仅有0.67%，而美国同期为10%，韩国为2%。科学研究和教育等新兴服务业的比重同样显示出巨大的国内外差距。因此，我国新兴服务业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也大大制约了产业调整的速度和进程。但同时也说明了未来中国新兴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三）区域结构变动

在1996～2005年，东部地区创造GDP价值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东部地区创造的GDP是中部的2.4倍，是西部的3.5倍。表3显示，这一时期内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在产值结构上变化显著，呈现出相似的变动趋势：各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在波动中上升，第三产业呈逐年递增趋势。在1996～2005年，我国各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变动幅度方面，东部地区第一产业下降4.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6.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第一产业下降9.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1.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7.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减少11.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8.6个百分点。

表3　我国东中西地区三大产业产值结构变动

注：东部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西部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

资料来源：1996～2004年数据引自曾国平、王燕飞：《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比较分析》，《开发研究》，2006年第2期；2005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我国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创造的价值份额最大，GDP增长最为迅速，中部和西部地区GDP以接近相同的速度增长。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份额，东部地区比重最小，且变动幅度最小，仅降低4.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份额，东部地区比重最高，2004年其比重已经超过GDP的50%，所占比重的变动幅度最小。第三产业在GDP中的份额，东部地区仍然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产业结构变动程度比中、西部地区小。中部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上升均超过7个百分点，东部仅上升6.6个百分点。从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来看，西部地区为三大区域中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最快的区域，并且中、西部地区的一产、二产和三产的结构变动程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

从我国地区就业结构变动看，1998年受国内宏观经济周期紧缩因素的影响，大量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导致东、中、西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开始反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在1997年的基础上有所恶化。1998年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长1.3%，中部地区增长4.2%，西部增长0.3%。在1996～2001年，三大区域中各产业就业结构改善均不明显，尤其是第一产业就业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始终没有明显的下降，东部地区降低了2%，中部地区上升了0.3%，西部地区降低了4.4%。在2002年以后，国内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出现好转。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从业结构不及东部和中部，第一产业人口依然占地区经济活动总人口的50%左右。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大大低于东部地区，表明中、西部工业经济还有很大的空间吸收劳动力。东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仍然高于中部和西部，这一指标西部稍高于中部。从整个就业结构的变动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分别为12.8、8.8、16.2，西部地区出现了良好的变动趋势。^[3]

表4　我国东中西地区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1996～2004年数据引自曾国平、王燕飞：《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比较分析》，《开发研究》2006年第2期；2005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四）投资结构变动（以我国城铁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投资结构是保持产业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互协调的根本因素。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投资结构是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因此从优化投资结构入手对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从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分析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餐饮和住宿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情况。

房地产业在城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成为比重最高和规模最大的产业，受高收益预期和居民购房需求急剧增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规模增长迅速。2003～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份额分别为24.2%、24.6%和22.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规模和比重仅次于房地产业，2003～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份额分别为12.4%、12%和11.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次于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位于第三。2003～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份额分别为9.2%、8.3%和8.1%。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居固定资产投资的第四位，2003～2005年固定资产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比重分别为4%、3.2%和3.7%。教育居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五位，2003～2005年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3.2%、3.1%和3.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固定资产投资的第六位，2003～2005年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3.6%、2.8%和2.1%。批发和零售业居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七位，2003～2005年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分别为1.7%、1.9%和2%。在我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国际组织、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

表5　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月报》各期。

三、关于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若干观点和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关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却存在较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发展重化学工业是工业化中期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出现的产业结构重型化相符，同时也与工业化理论一脉相承。另一种观点认为，提升经济结构必须依靠大力发展服务业来推动，这可以从近年来在政府文件中出现的多次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论述中找到政策支持。从2003年以来，在我国经济领域出现投资规模迅速增长、部分“瓶颈”部门供应紧张、部分加工业规模迅速膨胀的情况出现后，这种讨论尤为热烈。

国内学者对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到底应依靠重化工业还是服务业这一问题争论激烈。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主要通过第三产业来推动的观点。吴敬琏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重化工业的实质仍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中国的工业化后期可以依靠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其主要依据是：第一，根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和失业率的上升。第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贡献率高于重工业。第三，新型工业化目标与发展服务业并不矛盾。厉以宁等学者认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以重化工业为主。厉以宁等学者认为工业重型化在中国具有必然性不可逾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其依据是：第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途径经历了从轻工业开始转入重工业阶段，再转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的工业化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第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发展国防力量，必须依靠重化工业，但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发展重工业。第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重工业的高污染和高能耗，但并非重工业本身造成这些负面效应。樊纲等人则认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应过分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展重化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仍是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主要依据是：第一，中国人均收入不及高收入国家的1/30，片面强调中国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看齐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工业化发展规律。第二，不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带动较多的就业，而且重化工业通过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对劳动就业的更大需求。第三，服务业发展要以制造业为基础，服务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制造业的发展。

我们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社会发展程度，结合21世纪前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实发展道路及发展目标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这是因为：第一，虽然中国进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轻工业和服务业，但是无论经济结构是以重工业为主，还是以轻工业、服务业为主，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高效率的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而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程度，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长期来看，这是推动经济调整和优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从经济发展史和工业化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经济结构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容易导致很多弊端，例如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内外经济失衡、社会矛盾突出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例迅速增长，但其服务业也是高度发达、比重不断增长、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甚至在工业化前期这些国家服务业比重也处于主导地位。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服务业比重也很高，远远高于我国。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问题是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和部分重工业超前发展，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同时结合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否则经济结构将会出现畸形发展。第三，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调整、改造和升级的任务，利用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等手段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必须在对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改造和升级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也是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实现途径。

四、当前高增长和高投资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影响

（一）工业结构的重型化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结构中重工业过重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工业结构重型化（重化工化），我国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如果考虑到我国与国外对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定义和外延界定的不同，^[4]实际上我国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工业重型化。轻重工业的比重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我国之所以出现重工业过重的情况，并不是单纯压缩轻工业比重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工业畸形发展和比重过高，农业过分落后，服务业比重过低和社会服务支出过少的结果。从调研的城市来看，很多城市都将重工业作为重点产业或者支柱产业加以扶植和支持，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高于服务业和轻工业。例如，近年来广州的汽车、钢铁、石化、造船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广州的支柱产业。广州已开始迈进重化工业的门槛，从整体上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阶段。从霍夫曼系数也可看出我国工业重型化的程度。从1980年起，我国霍夫曼系数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1980年霍夫曼系数（比例）^[5]为0.93，1984年为0.98，1990年为0.96，2001年为0.56，2005年降到0.32。^[6]根据霍夫曼比例来衡量，目前我国处于霍夫曼划分的工业化过程的第三阶段，即与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20年代水平相当，与巴西1974年、日本50年代、韩国70年代末的工业化水平相当。

工业重型化的出现既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的一方面。对片面强调工业重型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第一，当前推动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工业重型化发展模式可能使我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重化工业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所以，由它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在某些行业甚至会导致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第二，重工业内部如果自我循环，产业关联程度便会减弱，将不能带动最终消费性产业发展，最终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第三，工业重型化的发展趋势将面临能源、市场、人口、技术、环境约束等日益明显的限制条件。

（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趋同趋势。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很多省份投资一些需求弹性系数高、价高利大的加工业，如彩电、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组装业等；第二次是1990年以来各地纷纷选择产业关联度大、投资技术要求高的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为本地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集中表现为：各地产业结构差异缩小；各地区工业产品的结构趋于接近；主要工业产品生产的区域分布集中度下降；许多产品的生产缺乏应有的规模经济。近年来，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趋势具有加剧的趋势，不但制造业结构存在趋同现象，服务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趋势。例如，各地区在选择服务业主导产业时基本都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而没有考虑区域差异和各自的比较优势；又如，很多地区都将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交通运输作为重点发展产业，这不但造成社会资源不合理配置，同时也是导致各地产业结构趋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产业结构相似度通常通过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衡量。这是以某一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将两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比较，通过计算相似系数，以确定被比较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产值结构相似系数和就业结构相似系数均超过0.9，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产值结构相似系数一直维持在0.99以上，就业结构也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东部和西部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相似度是区域中相对最小的，表明东、西部区域产业差距最明显。从表6与表7的对比可以发现，多数年份东、中、西部就业结构的趋同性不及产业结构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相似度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而就业结构相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没有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

表6　1996～2005年东、中、西部产值结构相似系数

资料来源：1996～2004年数据来自曾国平、王燕飞：《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比较分析》，《开发研究》，2006年第2期；2005年数据由作者计算。

表7　1996～2005年东、中、西部就业结构相似系数

资料来源：1996～2004年数据来自曾国平、王燕飞：《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比较分析》，《开发研究》，2006年第2期；2005年数据由作者计算。

（三）服务业发展滞后

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还是发展的质量来分析，我国服务业与同等程度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较大差距。各地服务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但存在结构不合理、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服务业发展目标错位、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服务业结构升级缓慢等突出问题。

1.对服务业认识偏差与服务业发展目标错位

大多数城市在制定服务业发展规划和确立服务业发展思路时，都将提高服务业比重、加快服务业增长速度作为发展目标。这种发展思路忽视了各种服务业种类的高度异质性和不同服务行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忽视了不同性质的服务业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时所应承担的不同功能。在不同的服务行业内部，发展过剩和发展不足的同时存在，过分追求服务业发展的总量目标和增长速度必然对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不利影响。合理的服务业发展目标应区分不同的服务业门类，对不同的服务业种类制定相应有所差异的发展目标，重点体现服务业在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需求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和体现的不同意义。

2.各地服务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但结构不合理、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矛盾仍然较为突出

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各地服务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创意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两类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比重逐年下降。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地也普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近年来，武汉市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服务业结构不合理，构成水平低。传统商业、餐饮在服务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产业综合质量、效益不高，面向生产者服务的金融、现代物流、会展、咨询、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能力偏低。再以服务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为例，在金融业方面，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只是香港的1/4，外汇日交易量仅为伦敦的1/1000；在中上游的海运业和航运融资及其服务管理方面与香港、伦敦差距很大。

3.区域服务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在1978～2005年，东部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其服务业的份额提升也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在1978～2000年，如果以当年价衡量，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比中部和西部均高1.6%；东部第三产业的份额提升了15.1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分别提升了12.99%和13.83%；以可比价衡量，东部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2%，中部和西部为12.3%和12.9%；东部地区2000年第三产业的份额已经达到了39.3%，上升了12.28%，中部达到34.66%，西部为36.18%（李江帆，2005）。

五、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举措和政策建议

（一）根据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特点发展重点产业

比较优势是决定各地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原则，即根据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拥有情况及占有比例选择重点发展产业，利用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从而在该产业上形成专业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和品牌优势。个别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中形成的服务行业的产业集聚，就是利用在全国乃至世界分工格局中的比较优势。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和贸易、北京以CBD为核心的现代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等等。各地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时，也应该把握世界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自身区域人口、产业结构、城市特点，选择符合自身优势的重点产业。

（二）发展服务业与推进新兴工业化相结合

在经济服务化和工业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发展服务业与推进工业化非但不矛盾，而且能够在更高程度上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力量。第一，随着产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工业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从产业的投入产出来分析，从第二产业总投入来源中服务业和工业所占比重的国际比较来看，除了第二产业在自身总投入中占比最高以外，第二产业总投入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次于第二产业，因此第三产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中间产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这一比重低于国际水平，表明我国服务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中间投入所占的比重还有继续提高的空间。从产业链构成和发展看，产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单纯靠扩大加工规模降低成本的空间不断缩小，附加价值越来越有限，未来第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信息化是提升工业科技含量、带动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创新、业务流程再造、组织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从产业关联角度分析，工业的发展对服务业提出了日益增多的个性化需求和提供数量更多服务的需求。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是随产业分工从工业中分离的独立产业部门，同时工业也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和产品结构；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服务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等基本上由第二产业提供。

（三）发挥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中国在选择技术发展路径时，应当适应和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要素禀赋结构，尽量发挥技术进步带动就业增加的补偿效应。因此，在提倡发展资本密集度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也应积极加大对劳动力带动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根据姚战琪等（2005）对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深化和产业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劳动需求的快速上升对工资的上升有积极影响，但是工资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可能提高微观企业的生产成本，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工资管制（比如各地的工资指导线和非工资性报酬的审批等）和较低的实际利息率，因此可能会造成企业加快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减少资本吸纳劳动的速度。因此，从促进就业的要素市场改革来看，放松对工资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政府控制，让企业自主决定要素价格水平，将会促进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继续加强全民对提高教育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认识，普及各层次的教育培训机构，正确引导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对增强未来自主性和灵活性就业非常重要。

（四）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规范各级政府投资行为

第一，在中央与地方、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关于政府投资行为的审批过程中，要强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投资的审批。同时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作用，建立投资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之间以及各级人大、政协与政府之间完善的制衡机制。第二，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建立投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第三，加强政府投资立法的推进工作。建立政府投资法，建立对政府投资的范围、融资渠道、投资规模、政府投资调控和监督、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投资行为。尽快在政府投资决策、政府投资全过程监管、政府投资绩效问责及制衡机制等方面建立法律保障。第四，政府管理职能转变。转变中央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标准来考核地方官员的做法。第五，明确地方政府合理的融资渠道。在确定各级政府支出的范围和支出重点的基础上，赋予地方财政相对独立性，在《预算法》里明确地方政府筹资的范围形式，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发行城市建设债券。

（五）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第一，制定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引导投资结构，发挥经济杠杆优化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从财政政策来看，应通过投资方向调节税来引导投资方向和促进投资结构优化，从而避免因投资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经济过大幅度波动的风险。除了严格控制土地供给的土地政策以外，应当充分发挥土地价格的调节作用，使地价的高低能够影响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的投资成本，发挥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号作用。第二，要深化环境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构建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就资源使用而言，建立各类企业都要为取得重要资源使用权和开采权付费的机制。同时，各地应强制建立起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和安全投入制度。就环境保护的约束机制而言，政府要承担起保护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公共职责，要明确“先支付费用，后取得排污权”的原则，各地要以优化经济结构来促进保护环境目标的实现。通过制定严格的产业投资的环境标准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在环境保护和经济结构优化两个目标之间实现互动和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六）培育跨区域进行要素优化重组的大型产业资本集团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的经验证明，产业的空间合理配置和区域经济合理分工主要不是靠政府推动，而主要依靠大型产业资本集团来完成。在我国原有体制下，企业对地方政府存在着很强的依附性。缺乏有能力跨地区对资源要素实行优化重组的大型、特大型产业资本集团。这种状况在目前尚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应当承担扭转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趋势的投资主体。在政府推动建立跨区域的大型产业资本集团的同时，还应该消除限制企业跨区域生产、销售、采购、人员流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措施，为企业能够进行跨区域要素重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

（七）努力协调发展服务业和吸纳就业的关系

目前，在我国服务业中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由于传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和对就业的贡献率很有限，因此，过度依赖传统服务业吸纳就业，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本深化带来的就业问题，也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发展结构。因此，应在挖掘传统服务业就业潜力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扶持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包括发展新兴服务业中就业容量大的社会服务业（例如物流、社区服务、信息服务等），通过全面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来改善服务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按照各行业就业的密度和带动新增就业的贡献率制定优惠和扶植政策。第二，制定灵活有效的就业政策，鼓励企业员工和事业单位员工的人员流动和发展除全日制以外的就业形式。第三，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和制定相关政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为企业多用劳动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四，普及各层次的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全民对提高教育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认识，正确引导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对增强劳动力就业的自主性和推进灵活性就业非常重要。第五，制定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相关投资和金融政策，避免企业不合理地出现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倾向。

（八）大力调整服务业结构，积极推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今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作为商品生产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其产业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的作用；重点发展以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准；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例如需求潜力大的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改组改造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我国服务业中新兴行业发展滞后，一些新兴服务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要抓住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机遇，重点突破生产者服务业，大力促进产品研发中心、科技服务中心、产品展示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国际采购中心和销售中心等服务业的发展。

（九）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在健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第一，减少政府对经营性活动和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参与，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遵循市场机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第二，要利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契机，促使可能会导致产业趋同的项目或企业进行重组。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为优势企业和产业创造发展空间。支持行业中的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提高竞争实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外投资和生产，增强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发展能力。同时加强监测重点行业产业集中度，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环保要求的企业。第三，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地方保护、市场封锁与产业结构趋同互为因果，互相关联，因此，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恶性循环，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第四，降低企业退出壁垒。通过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企业普遍存在产业进入和退出成本过高等问题。第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各地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发挥地区优势，从而避免各地区在同一产业上进行低水平竞争。

（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已具有一定基础，要充分把握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规律，认真分析现有优势，特别是我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从较高的起点开始，直接应用、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进而形成优势产业。各地应在政策扶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配套率、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和开拓国际市场、促进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产业市场化等方面制定扶植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在现有基础上得到发展。要实现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就必须立足于高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将传统技术工艺较大规模地创新为具有知识密集特征的高技术，实现核心技术的跨越和传统产业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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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阅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2]参阅钱纳里等：《工业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95～99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3]就业结构变动系数和相关数据引自曾国平、王燕飞：《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比较分析》，《开发研究》，2006年第2期。

[4]我国重工业统计口径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将用于消费的日用电子、日用电器、日用化学、日用金属制品等行业列入轻工业，而西方国家列为重化学工业或重工业。按照王岳平（2001）的研究，如果我国按照西方国家口径将上述轻工业品归入重工业，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具有明显的重化学工业化倾向。

[5]霍夫曼系数（比例）就是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霍夫曼定理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即资本资料的生产快于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就是所谓的重工业化趋势。霍夫曼根据霍夫曼比例变动趋势，把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霍夫曼比例值在5左右（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生产在制造业中占统治地位）；霍夫曼比例值在2.5左右（第二阶段，消费资料生产规模大于资本资料生产规模，但资本资料生产规模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霍夫曼比例值在1左右（第三阶段，资本资料生产规模与消费资料生产规模大体相当）；霍夫曼比例值在1以下（第四阶段，资本资料生产规模大于消费资料生产规模）。

[6]1980～2001年我国霍夫曼比例值引自洪世键：《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实证分析》，《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2005年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