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第三站·萍乡

登高望九州，几地犹禹域？

——马一浮避兵留别诗

14

兰溪某家旅馆的某号房间响起了叩门声：笃，笃，笃。正在房内休息的丰子恺起身过去开门。房门一开，门内门外的两个人同时愣住了。之后，丰子恺一把拉住来人的手，惊喜地说：“是你啊，聚仁兄！”

来者名叫曹聚仁，是丰子恺一师时的同学。曹聚仁是金华人，但金华兰溪向来被视作一地，所以也可算是本地人。曹聚仁是著名的记者、作家，当过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授，主编过《涛声》《芒种》等文艺杂志。此时他带笔从戎，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的特派记者。他穿一身簇新的草绿色军服，拴着武装带，皮军靴锃光瓦亮，一见面就哈哈大笑，伸出一个指头点点丰子恺说：“迂夫子啊迂夫子！”

原来，曹聚仁来旅馆，偶然在旅客登记簿上见到“丰仁”这个名字，便猜想这个丰仁有可能是丰子恺，便试着跑来相会，叩开门一看，果不其然！不由得哈哈大笑。丰仁这名字，丰子恺早已不用了，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丰仁就是丰子恺。曹聚仁是他的老同学，当然知道的。

进门坐定之后，曹聚仁说：“为什么不用丰子恺这名字？你是怕招摇是吧？怕什么嘛。不信，你把‘丰子恺’这旗号亮出来，保管一切会方便得多的。”

尽管后来因为对于“护生”的看法，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致丰子恺恨不得把“一饭之恩”的饭吐出来还他，但是曹聚仁“亮出丰子恺旗号”的建议他还是采纳了。事实上，自从亮出旗号后，的确方便了许多。最突出的一个事例是1939年，丰子恺一家化整为零，从宜山撤往都匀，丰子恺本人带了老小五人滞留在河池一家旅馆，因为为店主书写一副对联，伙计将对联拿到马路上去等字晾干，被一位仰慕丰子恺的人见到，从而解决了交通工具问题，侥幸到达了目的地。

当晚，曹聚仁尽地主之谊，在一家名叫聚丰园的饭店宴请丰子恺一家，章桂也有幸忝列其中。在酒宴上，曹聚仁劝丰子恺不必西行，可以改去本省的偏僻山区永康或者仙居。起初，丰子恺认为曹聚仁的建议不无道理，但是回旅馆后与家人一商量，觉得还是应当按原计划西去长沙为妥。加之从兰溪银行一位崇德同乡那里打听到存款可以兑领一半的信息，这样，川资不敷的问题也解决了。因此，第二天，也即12月24日，丰子恺在旅馆留下一张给曹聚仁的便笺，带了一行人又西行了。

现在看来，也许丰、曹的兰溪相会，是造成日后两位老同学交恶的一个导火索。对“护生”的不同看法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我认为也不排除其他诸如误会一类的因素。据当时在场的章桂的描述，曹聚仁那时真是一副生气勃勃、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当战地记者，比较接近战事的中心，接触的人多，见到的事也多，对战争的残酷性可说是感同身受，因而有过激言辞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丰子恺，相对来说是处在类似二线的位置，又有佛学的思想背景，因而更是从人性的终极性上看待这一问题。那么，他们的意见相左，产生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那时候持有曹聚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相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在《蜀中书简》中曾就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一事提出过异议。他在1939年4月5日一信中说：

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弟与欣安同出游数回。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至足钦敬。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也。（马无眷属，惟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一一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常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院址已看过多处，大约将租乌龙寺，寺中有尔雅台，为犍为舍人注《尔雅》处，名称典雅，马先生深喜之。至其为教，则以六艺。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此义甚是，大家无不赞同。然谓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乃至异域新知与尚未发现之学艺亦可包罗无遗，则殊难令人置信。马先生之言曰：“我不讲经学，而在于讲明经术”，然则意在养成“儒家”可知。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在另一封信里，叶先生说得更为清楚，他说：

最难通者，谓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如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则、政治统摄于礼。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

他佩服马一浮先生的风格，却怀疑他的主张的实际意义，可谓旗帜鲜明。在事隔近四十年以后的1976年，叶圣陶的观点依然不变。他在4月16日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对俞平伯来信评价他的《蜀中书简》反应强烈，他说：“言及弟之蜀中书简诵之数遍，感极欲涕。因兄之指示与评品，俾弟以今日客观之我重省当时主观之我，一若当时所言所做所想似还可以也者。”《蜀中书简》当时曾片段发表于上海出版的《文学集林》中，马先生和丰子恺有没有看到，现在已无从知道，但是我想看到的可能性应该有吧。即便没有看到，凭丰子恺和叶圣陶当时的亲密关系，他们时相往还，也不会不听到或感受到他对马先生的这种看法。以丰子恺对马一浮先生一贯的崇敬心理，也不见他有什么反感的表示。何况，叶圣陶对丰子恺也曾提出过批评呢。《蜀中书简》编号第十一的一封信里说：

子恺笔下殊闲适，于此似不甚相称，然经过这回播迁，或许风格一变。他近来仍作漫画，弟观之依然有形式与内容不相应之感。

第十二号信又说：

昨曾寄与（子恺）一长信，讨论作新歌曲，并劝其改变漫画之笔调，使形式与内容一致（彼虽画一赳赳武夫，仍令人觉得是山水中人物，此殊非宜也）。

这回是明明白白的批评，丰子恺却没有一点点不愉快，他是将之看作老朋友之间的诚恳劝勉吧。我想，丰子恺之所以恼怒曹聚仁，除了立论的不能接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曹的口气和态度。

【同期声】

去年冬天我与曹聚仁兄在兰溪相会，他请我全家吃饭。席上他忽然问我：“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我遗憾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聚仁兄断然地叫道：“很好！”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今天，三月二十三日，我由长沙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吃惊之下，恍然记起去冬兰溪相会时的谈话……

——丰子恺：《一饭之恩》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

——丰子恺：《未来的国民——新枚》

关于这一点，曹聚仁是这么说的：

哪知一件意外的事到来了，抗战军兴，上海沦陷了，子恺兄回到了浙西家乡去，也是住不下去；正当杭州危急那一段时期，他带着一家人，还有他的姐姐，沿钱塘江流亡到了兰溪。兰溪是我的家乡，那时，我恰好在城中，道左相遇，便邀他们在我的亲戚家中招待了一晚，还替他们安排到金华去的交通工具。那晚的餐式，相当齐全丰富，总算对得起老朋友了……

后来，我从江西转到了桂林，那时，开明书店在那儿复业，宋云彬兄也把《中学生》复刊了。他邀我写稿，我就把旅途碰到了子恺兄的事，还说了他们沿途听见的日军残暴的事迹，血淋淋的惨状，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申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我的报告，相当生动，云彬兄颇为满意。哪知，这一本《中学生》到了上海，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说悔不该吃我那顿晚饭。好似连朋友都不要做了。过了好久，我才转折看到这一篇文章，也曾写了一篇《一饭之？》刊在上海《社会日报》上，他一定看到的。不过，我决定非由他向我正式道歉，我绝不再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了。

这是曹聚仁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一书第一○八章《朋友与我》中的一段话。曹聚仁是1970年开始动笔写这部回忆录的，直到1972年5月病重不能提笔为止；两个月后他就在澳门的镜湖医院去世了。由此可见，他对丰子恺对他的误会，一直耿耿于怀，直至临终都不能够释怀。

15

从兰溪出发，一路经过衢州到达常山，水路不通了，只好改为车行。可是没车。地陌人疏，上哪找车去？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话现在倒过来了：山前有路没有车。没有车，天又作对，下起雨来了。淅淅沥沥的雨声，让人更加心烦意乱。

又是一个“天无绝人之路”。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么一个僻远的浙西南小县城，竟会遇见丰子恺小学同学魏荫堂的弟弟魏荫松！魏荫松是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汽车修造厂的职工，这修造厂恰好设在常山。

等了不过一顿饭的工夫，魏荫松借来了一辆汽车。可惜这是一辆敞蓬车，又没有汽油；但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要是辆车就烧高香了。花五元钱买了一桶汽油，又付给司机三元钱工资，这一段路的交通总算解决了。因为白天有可能被军队扣车运兵，所以大家商定天黑之后上路。

这样也好，一大帮人可以从从容容吃个晚饭。

吃过晚饭，天也黑了，老小一行上车。老天从早到晚一直阴雨绵绵，盼着开车时雨能停下来，谁知汽车发动时，雨反而大起来了。没有雨具，只有一块两三尺见方的胶布，当然先要给老人和孩子，其余人只好任雨浇淋，不一会浑身上下就湿透了。农历十一月底，夜晚已经相当寒冷，又加上雨水一层一层地浸入，那样一种凄苦，非言语可以形容。

汽车在浙赣交界的山岭上穿行，路况不好，一路颠簸晃荡，人就像筛匾上的豆粒。在通过一个峡口时，汽车的一个后轮一塌，车身就慢慢向一侧倒去。眼看一场车祸即将发生，但是还好，车倒了一半竟不动了，就这样斜在了那里。原来幸亏是峡口，路窄，车身靠在了崖壁上。崖壁下是一条沟，沟水哗哗，那个塌出的后轮悬在水沟上。因为车小人多，章桂坐在车帮上，由于惯性，他差一点飞了出去，全靠机灵，迅速抓住驾驶室后面的一根铁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好容易摆脱那条水沟，重新上路了。司机此后更加小心谨慎，总算一路顺利到达此行的终点站江西玉山。

关于这一段路的终点站有两种说法。丰一吟先生说是上饶，玉山是章桂的说法。我告诉章桂，丰一吟先生说是上饶，章桂想了一会说：“我记得是玉山。”又想了一会，说：“是玉山。”

是上饶还是玉山，并不重要，但我要学学良史，按当事人的记忆留此一说，以存其真。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了司马迁。司马迁当然是中国首席良史了，但他也犯过一次失职的错误，那就是对汉武帝改革历法这件事没有如实记录。大概说来，汉朝建立前，我国一直沿用颛顼历。这个历日制度，是以冬季十月为岁首，以九月为岁末，每年按冬、春、夏、秋的顺序安排。颛顼历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使用时间一长，误差逐渐加大。汉武帝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太史令司马迁等上书武帝，建议改革历法。这年五月，公孙卿和司马迁受命议造新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新历出炉，这就是《史记·历书》所载的《历术甲子篇》。但是这部新历错误百出，根本无法使用。于是汉武帝重新组织改革班子，重新编制历法。在此过程中，盖天说和浑天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它对宇宙的描述为：“苍天如圆盘，陆地如棋局。”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封闭的球壳，地处其内，天球每天绕南北天极的轴线自转一周，可以带着日月星辰穿行地下。它对宇宙的描述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浑天说已非常接近现代天文学中浑天模型，显然比盖天说先进。浑天说的一代宗师巴郡的落下闳和另一位民间天文学家唐都合作，根据他们的理论编制的新历法“晦朔弦望，皆最密”。特别是推算出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的罕见天象，准确无误。最终在十八家改革方案的较量中，落下闳和唐都的方案得到确认。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司马迁是这场历法改革的首创者之一，但他信奉盖天说，他参与编制的新历法又遭淘汰，他非常痛苦，而且一直没有走出这痛苦，以致他竟然没有在《史记》中把浑天说与盖天说这场科学争论记录下来，也没有把《太初历》记录下来，更没有把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的身史、业绩、归宿记录下来，反而把自己编制的被淘汰的《历术甲子篇》附录在《史记·历书》后面。《太初历》的主要内容是靠了《汉书·律历志》收录的《三统历》才得以保存下来的。^[1]

那么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尚且犯有那样一个错误，何况一般性的著作呢？我这本小书更是称不上什么著作，本来可以用不着锱铢必较，但是既然意识到这一层，还是这么做了。

在到达玉山匆匆找到一家旅店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吃饭，而是生个火盆来烤干衣服。怎么跟旅店要的火盆，有没有人打喷嚏，喝没喝姜汤，甚至姜汤里放没放糖，这些细节，章桂统统记不起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淋了一夜的雨，这么许多难民，无论老小，竟然没一个人感冒。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16

从玉山去袁州（丰一吟先生说是樟树镇）又改坐船了。这回雇的是江西小船。章桂记忆里，船行没多久就进入了鄱阳湖。从船舱望出去，鄱阳湖茫茫的水色和灰苍苍的天空混为一体，分不清边际。只觉得船摇摇晃晃的，好像停留在原地，其实是在前进的。人封闭在小小的船舱里，白天黑夜已没有多少区别，反正吃了睡，睡了吃，任寒风在舱外呜咽，任冷雨打在舱面上叮咚作响。人好比婴儿在母腹的混沌里，把生死前途全部托付给了船夫。这让人想起了挪亚方舟，似乎也有那样的境界。七十年后的今天，提起这一段经历，章桂的眼神里，说话的语气里，有了诗性的光彩。海德格尔主张人应当诗意地栖居，我就想，这个所谓诗意，不仅仅指纯粹与美丽，还应当包括一部分痛苦和忧伤吧？

生活的庸常无处不在，最最实际的莫过于吃喝拉撒。男女老少十几口，局促于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没有一点点遮隔，不是数小时的短途旅行，而是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啊！吃饭没问题，睡觉和衣也没问题，问题是方便。章桂的记忆里，沿途几乎见不到村庄，湖岸都是荒野之地，差不多全被成片成片灰白色的芦苇覆盖着，当然不会有厕所，连简易的茅坑也没有。男人小便还好办，大便就成问题；女人可是大便小便都是问题，姑娘们尤其麻烦。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喝水，甚至不喝水。可是排泄终究是难以避免的呀！

阿宝、软软几个女孩子要方便了，船家就将船停靠在泥岸边。船停妥了，女孩子只管朝湖岸上望，一脸的难色。是啊，那一大片芦苇会不会隐藏着危险？野兽？蛇虫？人？她们望望湖岸，又回过头望望章桂，意思是：章哥哥，你能保个驾么？

章桂当然义不容辞，他说：“别怕，我护卫你们。”

章桂第一个跳到岸上，然后一个一个扶她们上岸。他又去芦苇地踏看，确定没人，没蛇，没野兽，就说一句：“安全。”于是，女孩子一个一个进去。章桂就在外面警戒。完事之后，章桂又将她们一个一个扶上船，然后他自己跳上船来，对船家说：“好了，走吧。”

章桂记忆里，小船是绕过南昌市南，往西，在袁州靠的岸。这时天色将晚，他们便在袁州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打算改坐火车去长沙，当然第一步先到萍乡。

第二天早上，丰子恺指派章桂去火车站打探情况。袁州的火车站也不算小站，并排的几条铁轨停着一列一列的火车，但全都是黑污的煤车，不见一列客车。打探的结果是没有客车，也不知是临时停开，还是已经取消。一连几天都是这种情况，这不免让人十分焦虑。不得已，章桂就打起了煤车的主意。后来他了解到，煤车是天天去萍乡的，每天还不止一列两列，一趟两趟。一个卸煤的工人告诉章桂，去萍乡的煤车是空车，只要你爬上去，它肯定带你到萍乡。

章桂老实，问：“那上哪儿买票？”

工人说：“买票？问谁买票？只要上得去，不用买票。”

章桂说：“那要不要跟谁去说一声啊？”

工人说：“反正没人管，你爬上去就是。直达萍乡。”

情况摸清，章桂不免欢欣鼓舞。他像一头小鹿，一路蹦跳着回到旅馆。到旅馆把这信息一报告，大家也欣喜万分，也不管天又下起小雨，立刻背起行李去车站。到了车站，选定一列空煤车，就扶老携幼上了车。果然没有人来干涉。

煤车当然不会有座位，也没有可坐的物件，就是一个长方形空空大盒子，而且没有盖，一伸手就能沾上黑污的煤屑。大家也顾不了许多，摊一张纸就地坐了。坐下没多久，只听“哐当”一声，人都向后一仰，车就启动，加速，匀速，好像不多一会工夫就到萍乡了。逃难以来，还没有一趟旅程这么便捷过。那个工人说得不错，“直达萍乡”。

从煤车上下来，本打算再打听去长沙的车，可是麻烦来了。在出口处，他们叫站上的工作人员给拦住了。问明是从袁州来的之后，工作人员便要他们补票。章桂年少气盛，就跟他们吵了起来，理由是：这又不是正经的客车，反正是空车；袁州发车时，也没人告诉我们要买票。章桂说：“好好的客车你们不开，这本来就不对，何况我们搭的又是顺路煤车，没座没棚，你们瞧瞧，这一身的水湿煤污，还好意思问我们要钱？”车汉亮他们也在一边帮腔，一时吵得不可开交。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搭一趟煤车会有如此不友善的事情发生，放在团结抗日的大背景下，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它就这么真实地发生了。可见人性的庸常无处不在。

双方互不相让，吵吵嚷嚷惊动了一个人。那人挤进来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就说：“站长，他们……”

原来那人是站长。站长三四十岁的样子，态度显然比职工冷静。他刚要说什么，丰子恺连忙上前向他解释，并且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站长一见名片，眼睛顿时一亮，说：“久仰久仰！原来是丰先生，失敬得很。”

矛盾就此化解，站长客气地请这帮难民到站长室去休息。

在站长室奉过茶后，站长问：“丰先生打算去哪里？”

丰子恺说：“先去长沙，再去武汉。”

站长沉吟了一下，用商量的口气说：“我劝先生暂时不要走了。萍乡虽比不上你们江南，但还算太平，适合避居。先生在此地不是有个学生叫萧而化的吗？”

连有个学生叫萧而化也知道，足见这位站长对丰子恺的仰慕程度了。丰子恺为站长的热情所感动，就决定暂时在萍乡住下来。当时，一个地方的火车站站长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站长先给旅馆打电话，说有十几个人要住宿，让他们腾出两个大房间，后又接通了萧而化的电话，告诉他丰子恺一家到萍乡了，现住某某旅馆。

吵架吵出这么一个结果，是丰子恺一行怎么也想不到的。这就是名人效应了。当时还没有名人效应这种说法，但是这样的实际效果，无论对于丰子恺，还是对于其他人，在心理上肯定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章桂，是更加崇敬他的慈伯了。

第二天早上，萧而化来旅馆看望老师。这萧而化是丰子恺立达学园时的学生，看去约有三十岁，戴一副浅边的近视镜，温文尔雅，也很真诚。他没有什么客套话，一来就直奔主题，热情地邀请丰老师一家到他乡下的老家居住。他的老家离城数十里，名叫暇鸭塘。暇鸭塘，一个多有诗意的名字！

暇鸭塘名实相符，真是个不错的村子。萧家在村里是望族，有一个气派的祠堂，就是萧氏祠堂。祠堂有好几间空房，打扫出来后，正可以供丰氏逃难团十几口人居住。

在暇鸭塘的那些日子，也算得上平静了，留给章桂较深印象的是做饭。在石门湾老家时，做饭烧菜用的是柴灶。柴灶烧柴，柴分软、硬两类。软柴基本是稻草，挽成蓬松的结，容易发火，也有一定焖力。麦收时节也烧麦秸，哔哔剥剥像放鞭炮。此外，豆萁、麻梗、桑条都比稻草、麦秸硬，火力也要旺得多，但还是归在软柴里。硬柴基本是树柴，桑树、乌桕树、楝树，还有各种杂树。硬柴一般要在烧大菜时才用，比如烧猪肉、羊肉、狗肉。暇鸭塘几乎没有柴灶，不是煤都么，煤便宜，家家都烧煤，用煤灶、煤炉子。石门湾是很少见到煤的，煤灶、煤炉就从来没见过。现在要入乡随俗，只有向当地人学习。这许多人里还真是只有章桂学会了，于是每天发煤灶的活儿就由章桂来干。

一次，章桂要去城里办事，车汉亮就说：“今天我来发煤灶，不信我就发它不着。”车汉亮也是好心，他想分担一点家务活。他用铁锤把煤块砸碎，铺在引火柴上，点燃引火柴后就拼命用扇子扇。可是扇了半天不见火苗子蹿上来，倒弄得满屋满院子都是烟，他自己也被呛得连连咳嗽，满脸的眼泪鼻涕。婶妈见了就笑着说：“你们别瞎忙了，还是老老实实让章桂来发吧。否则，吃不成饭了。”从此，每当章桂去城里办事，买菜啊，去邮局取书报啊，总是先把煤灶发着再走。就这个，章桂直到现在说起来还很是得意。

这年的春节（公历已经转年，即1938年的1月31日），是在暇鸭塘过的。这是逃难以来过的第一个春节。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异乡客地过春节，章桂觉得非常新奇，也有些许牵挂的落寞和惆怅。

【同期声】

二月九日天阴，居萍乡暇鸭塘萧祠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迹少到，静寂如太古。

——丰子恺：《还我缘缘堂》

【注释】

[1]本段内容参阅发表在2008年5月5日《浙江日报》上的《司马迁的一次失职错误》一文，作者马执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