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第九站·石门

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

——马一浮避寇述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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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重庆那天，是秋日里一个晴好的日子，就是所谓的秋高气爽。章桂挑着行李，妻子牵着儿女，依依地离开百子巷那幢破旧的老房子。邻居们纷纷跑来送行，一些大妈、媳妇还抱着凤珍失声痛哭。

章桂原本希望在1946年就能复员还乡的，想不到延宕十二年以后，在头上多了一顶帽子、生存遭逢绝境的情况下，才挈妻携子踏上归乡之途，那一种颓唐，那一种凄惶，不是语言所能表达于万一的！

但是，终于可以回到睽隔二十一年魂牵梦萦的故乡了，尽管凄凉酸楚，却多多少少有一丝摆脱的轻松，就像阴霾的天空漏出的一缕阳光。

生活了十七个年头的重庆，在章桂眼里突然变得陌生和荒凉起来。街上依然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章桂一家已不属于这座城市了。1958年的重庆，生活资料已相当匮乏，商店虽然还坚持日夜营业，但人们已很难买到必需的生活用品。菜场里供应鱼、肉的铺子前排起了长龙，但许多人排了半天队，却买不到一条鱼、一片肉。

章桂一行像难民一样穿行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向朝天门码头走去。章桂肩上的毛竹扁担又粗又硬，还特别的长，八个大小箱子就这么一肩挑着，轻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妻子凤珍背了个布袱大包，大点的孩子背着小的包裹，默默地跟在后面。就这么一家大小八口，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朝天门码头。

朝天门码头是重庆最著名的一个码头了，它处在嘉陵江注入长江的交汇口，气势很是雄伟。章桂一家歇下行李，坐在江边候船。这时，章桂眯起眼睛，望着脚下滔滔的江水，想起几年前他书店的仓库就在此地附近，不免有了隔世之感。

正自伤感，忽听背后传来一个女人呼唤他的声音。起初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种时候还会有谁来搭理呢？可是没错，是呼唤他的，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章桂回过头去一看，就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章桂当然一下就认出了，她是以前书店的一个朋友，名叫方克敏。方克敏是余杭临平人，临平和崇德是邻县，在重庆他们也算是半个同乡了。方克敏待人一向诚恳，他们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方克敏说她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所以立刻追到码头来了。她说：“章桂，不要回去吧。你听报上吹的，那都是假话。我知道的，其实农村很苦。”又说：“你也不想想，天下会有吃饭不要钱这样的好事么？”

章桂苦笑笑说：“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把家里所有东西全卖掉了。”

方克敏说：“你拖了一大家子人到乡下，怎么过日子啊？我知道，现在农村是凭工分吃饭的，你家缺少劳动力，你自己又那么多年不做体力了，你能行？”

章桂说：“克敏，谢谢你的好意。可我还是选择回去，那里再苦终究是家乡。我在重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方克敏见劝不转章桂，知道他去意已决，就不再勉强，反过来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她还告诉章桂，她的孩子与明慧在一个学校上学，她就叮嘱孩子要和明慧好，要帮助明慧，不要去刺激明慧。

章桂很感激方克敏。就因为这个美貌的女人，许多年后，章桂回忆离去的那一刻，多少存有了些许温馨的亮色。

42

从朝天门码头上船，下行到汉口，大约要两三天时间。章桂一家坐的是便宜的三等舱。为节省开支，船上吃饭时，他们只买饭，不买菜，菜是自备的辣酱罐头。孩子们穿得还算体面，男孩穿着当时颇为流行的海军衫，很招人喜欢。章桂认为，孩子出门不能太过寒酸，这样要被人瞧不起的。几个小的孩子不懂大人的心思，沉浸在初出远门的喜悦中，蹦蹦跳跳地到各处舱房去玩。几次开饭后，有的旅客见他们困难，就主动买菜来给孩子们改善伙食。

船到汉口，已是第三天的中午。章桂把一家人安顿在江汉码头的一张长椅上，自己跑去买下一站上海的船票。排队买票的时候，章桂不由得想起1938年夏天，自己为了追随丰子恺，也是在这个码头买了张黄牛票，只身去桂林的往事，不禁感慨万千。那时他年方二十，尽管千里迢迢协助丰子恺一家逃难来此，总还是个“不识愁滋味”的翩翩少年。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他历尽磨难，拖了妻儿八口又来到此地，却有了凄凄惶惶“欲说还休”的中年况味，也正值“天凉好个秋”的季节！

望着一去不返的滔滔浊水，章桂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他想，汉口现在只是他此行的一个中转站，纯粹的中转而已。

他买好船票，先留下大女儿看护行李，将高度近视的妻子和其余五个孩子带到指定的上船码头，然后返回来搬取行李。

从汉口到上海大约又是两三天时间。船到十六铺，天色已经不早。一则回乡心切，二则心疼花钱住旅馆，章桂就叫了一辆黄鱼车，大大小小的行李差不多装满一车，人就跟着黄鱼车步行，从十六铺一路走到火车北站。

章桂一家跟着黄鱼车，走在上海繁华的马路上。装满高高行李的黄鱼车一颠一颠，颤颤巍巍，走得很慢。章桂一家跟着车走着，一边不时地东张西望。“迪格”“哪能”“侬”“伊”，离开重庆后，第一次进入吴方言区，凤珍和孩子们感到又陌生又新奇，章桂则觉得分外的亲切——家乡近在咫尺了。

当然，章桂也感觉到了落魄的凄凉。这凄凉令他忽然想起，1948年他曾回过一趟上海。那是在他盘下三联书店后，到上海来进书。对了，也许就是这一趟进书，让国民党抓住了把柄，说他从上海偷运来赤色图书，将他投进了监狱。

那趟来上海，当然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经济也不宽裕，却是坐飞机来的。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上的飞机。珊瑚坝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机场设在小岛上，这让章桂感到非常稀奇。

那趟航班是去南京的，到南京已经很晚，是南京中华书局的王子刚经理请章桂吃的晚饭。吃过晚饭，他坐夜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刚好天亮。

他在上海从开明、北新等书店采购了一批图书。上海的一些朋友非常好客，一定要留章桂盘桓几天，于是办好托运之后，他就在陆梦生家住了下来。

几天里无非朋友们作东，今天这家请吃，明天那家请喝。北新书局的徐氏兄弟还匀出工夫，陪章桂各处走走。

离开上海回重庆，他抓住机会回了一趟老家。章桂记得，他还特地去了唐家浜外婆家。那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生活非常困难，连床铺也没有，睡在稻草堆里。章桂见外婆生活得这么糟糕，暗自流下了眼泪。尽管身上带的钱已经不多，但他还是为外婆剪布做了几套衣服，置了一床被褥，以致他到杭州时已是阮郎羞涩，回不了重庆。幸亏开明总经理范洗人有言在先，说：“章桂要钱你们只管给他，开个支票，让他签个字就行。”章桂就找到杭州“开明”，借了一笔钱回到了重庆。

想起往事，章桂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一行人到达北站，早已是夜色苍茫，路灯也一盏一盏亮起来了。车站里有些杂乱，昏暗的灯影里只见人头攒动。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一张靠边的长椅，一家人安顿下来后，章桂就去买车票。买到车票，等于到了家门口一样，心情轻松不少，章桂又出去买些面包来解决晚餐问题。吃饱之后，长椅权作床铺，一家人就半倚半躺胡乱睡了。章桂够累的了，却不敢睡死，他得睁一只眼照看那些行李，虽然那些行李也不值什么钱。

第二天早上拖儿带女地上车。这趟车旅客不多，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他们坐的当然是“普客”，每个站都停，好在不急，孩子们很有兴趣地趴在车窗边看风景。火车一路走走停停，直到下午二时许才到达长安镇。

长安离石门湾只有二十多里水路，到了长安就如同到家了一般。近乡情更怯，章桂的心里不免有些复杂。他们赶上了末班轮船，因此，一个多小时后，这一家人已经走在石门湾古老的石板街上了。

小镇市头短，才三四点钟光景，街上已经行人稀少，一些店铺在等待打烊了。

回到石门湾其实不能算到家，还得寻一条便船去曹家桥。但此时早已落市，乡村里来出市的农船都已回去了。不得已，章桂一家只好在石门镇上再耽搁一夜了。上哪儿过夜呢？章桂想来想去只好去打扰蓉赓家了。

丰蓉赓即丰桂，她是丰嘉麟先生的女儿。章桂在丰同裕这几年，与蓉赓一家很熟。蓉赓的母亲，章桂叫她三婶妈，三婶妈一向对章桂很好。落魄还乡的章桂也顾不上脸面不脸面，只好硬起头皮上蓉赓家借宿一晚了。

石门湾已非旧时模样，从前的许多楼房老屋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一些简陋的平房甚至草房。后河木场桥边的丰同裕旧宅和缘缘堂已不知去向，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断砖残瓦的废墟。打听了附近的居民才知道，蓉赓家已迁居马家桥了。

蓉赓一家热情地接待了章桂一家，三婶妈准备了一桌算不上丰盛，但十分充足可口的晚餐。这哪里是一顿晚餐，分明是一席充满人情美味的盛宴啊！章桂眼里闪着泪花，他的心里溢满了感动和感激。

第二天早上，章桂到北河口去寻觅便船。几十年在外，一旦回来，家乡所有的习惯、气味一下子在章桂身上复活了，就好像他根本没有离开过似的。章桂知道，八泉、五泾一带来石门湾的农船，一般都停在北河口。他想，要是凑巧碰上曹家桥的船就好了，如果没有，庙头村和陆家埭的也行。但是没有那么巧，事实是既没有曹家桥的，也没有庙头村和陆家埭的。船倒是有一条，是安兴汤渭头的。汤渭头村在曹家桥东面，本来不能算顺路，但是因为没有别的船，所以只好跟这条船商量了。这是一条半新的木船，是到石门粜粮食的，现在粮食已经卖完，正准备回去。

叙起来大家都是知道的。汤渭头的人说：“好的好的，你们过来吧。”一口就答应了。于是章桂回蓉赓家搬取妻儿。道谢之后，一家人到北河口上了汤渭头的木船。

船过五行泾后，去汤渭头是要一径往东的，现在因为要送章桂一家，得往北兜一个大圈子，但是汤渭头的人很热情，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到曹家桥弯一弯好了。”章桂是既感激又不好意思，一定要付一点“辛苦费”，但汤渭头的人执意不肯受。

船到曹家桥村已近中午，扳梢之后，船就慢慢停靠在了曹家桥边。

曹家桥村是以桥得名的，桥也就成了村子的中心。桥边一条不算街的街，街上有几家小小的商店。正午时候，农民歇晌，小学生放学，因此街上人来人往有些闹热。像曹家桥这样的深乡下，平时生活单调，难得有新鲜的事吸引人的眼球，有时谁家一口猪跑出来，掉到河里，也会引来不少人围着傻看。现在忽然见桥边停了一只船，船上坐了好像有七八十来个人，又有那么多行李，便纷纷围拢来看热闹。他们一边看，还一边指手划脚地议论说：“是来戏班子了吧？”

乡村里总是戏荒，来了戏班子，就意味着有戏可看了。最开心的当然是小孩子。小孩子一听来了戏班子，就拍着手喊起来：“做戏了！做戏了！”

但是老年人很快认出来了，说：“不对呀！好像是章桂，占奎家的章桂。是章桂。章桂回来了。”

章桂拖家带口站在自家门前了。虽然章桂知道面前这间房屋是自家的老屋，可是破破烂烂得已经不成样子。门上一把铁锁早已锈蚀，门窗也已腐朽得七穿八洞了。拾起一块断砖，给了铁锁一下，“咔”的一声，锁就掉到地上。推门进去，一股陈年的阴湿霉味直刺鼻翼。抬头望望屋顶，天就在梁椽间闪烁发光。忽然退堂里钻出一只老鼠，呆了一会又钻进去了。看来，这老屋不修缮是根本无法居住的。这时邻居大伯过来了，他请章桂一家暂过他家去歇脚。

对于老屋不能居住这一点，章桂事先是意料到的，他在和大队联系回乡的信中已经提及此事。大队回信表示同意他回乡，并且承诺住房问题大队给以解决。尽管如此，章桂一回来还是先到老屋，他想如果老屋可以将就，就不麻烦大队吧。现在看来只好请大队安排了。

章桂让妻儿暂在邻居家休息，自己马上去大队部所在地的庙头村。虽是中午休息时间，大队的几位领导却都在，其中一两个年纪大一点的还认识章桂。支书说：“章桂你回来了，回来蛮好。房子一会叫人给你腾出来，就在附近，是一处改掉的地主房子，蛮宽舒的，住八口人，没问题。”

章桂听了，心情一下开朗起来，就千恩万谢地谢过支书，回曹家桥去取户口本，准备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心想，户口一落入，就可以去看房子了。

章桂兴冲冲地拿了户口本重新来到大队部。

当时，办理户口迁移这事归大队会计负责。那时候人民公社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计一职非常重要，所以一般都由大队支部委员担任。办理户口这件事，政策性很强，所以也由会计兼管。

会计的职权这么大，因此他的眼睛就长得有些高。会计接过章桂递过去的户口本和户口迁移证，先看户口本，一页一页看过去，没有几页，纵然细看，也用不了三分钟。他放下户口本，拿起迁移证。迁移证只有一页，但字多，看的时间长一点不奇怪。看着看着，会计的眉头蹙了起来，说：“你是右派啊。”

迁移证的备注一栏写着：该人系右派分子。

章桂没吱声，他低下了脑袋。

会计说：“右派，这房子就不好安排了。”

这倒没有料到。其实应当料到。章桂垂头丧气地离开大队部，心想：这可怎么办呢？

最后还是堂大伯解决了他的困难。堂大伯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我反正一个人，你们就住到我家来吧。——真真作孽哟！”

43

堂大伯家也不好算宽舒的。农村里要囤粮，要看蚕，要堆放柴草，房子是不嫌大不嫌多的。堂大伯能接受章桂一家去住，也真是他的一片好心善心。他家是楼房，楼上有一间空房，章桂一家就在这间房里安顿下来。住下来的第二天，章桂就下地干活了。

就像章桂说过的，他本来就是农民，回乡后很快就适应了。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子女的就学问题。几个小的还在上小学，村里有小学。问题在大女儿明慧。明慧在重庆时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可是曹家桥没有中学，庙头村、五行泾也没有。明慧读书是很聪明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冒尖。章桂知道珍惜女儿，也想为她择一所好的学校。他拿了转学证明去过桐乡一中、二中，学校方面见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当然愿意接受，但一看“表格”直系亲属一栏，父亲是右派，就拒绝了。

最后，章桂只得到石门中学去赌赌运气。心想如果再不行，只有对不住女儿，让她辍学参加劳动了。

也算是侥幸吧。当时石门中学的校长也刚刚戴上右派帽子靠边了，新校长还未到任，其余几位领导班子人员都不肯作主，因而章桂就直接去找初二年级的班主任许均铎老师。

章桂知道，如果许老师肯接受章明慧，是很有可能要担政治风险的，所以许老师不接受，他也决不怪他。但是许老师接受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许老师对章桂说：“老章你放心，不能误了孩子的学业，别人不收，我收！”

简简短短几句话，真是金玉一般啊。章桂的心一下被说暖了，也被说酸了，眼泪管不住，就刷一下滚了下来。他连连说：“谢谢许老师，谢谢许老师，谢谢……”

章桂一家就这样在老家生活了下来。全家八口主要靠章桂一个劳动力，而且他还拿不到全劳力十个工分，只能拿七分半。妻子是高度近视，又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根本不会农活；再说一家八口人的衣食也够她操劳的了。吃饭不要钱是实行过的，但时间很短很短，现在是吃饭凭工分，所谓的按劳分配。不管怎么样，章桂一家再艰难，日子总算过下来了。

谁知过了没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件事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妻子凤珍不是高度近视么？有一天下午，她发现马桶满了，就打算拎下楼到屋后的粪坑去倒掉。她拎起马桶没走几步，忽然脚下一绊，人一摇晃，摔倒了，马桶也跟着倒翻。楼下是大伯的房间，可想而知，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凤珍慌了，赶紧爬起来奔到楼下。

一进大伯房间，果不其然，只见大伯的床上全是粪汁，一床丝绵被算是完了。

怎么办呢？凤珍想到了拆洗。对了，赶紧拆洗也许还可以补救。她迅速找来剪刀，拆开被子，揭下被面，把沾了粪水的丝绵一绡一绡地扯下来，打算洗净晒干后重新翻进去。

正这么紧张地工作着，大伯忽然回家来了。大伯这么巧回来，其实也不是巧，今天干活的地块离家近，“吃烟”^[1]时回家转转是很平常的。大伯见凤珍在拆他的被子，误以为这女人眼皮子浅，偷他被子里的丝绵，就非常气愤，一句话不说就往外走。凤珍还以为她惹下的祸叫大伯生气了，就赶上去一个劲地解释。凤珍不是广东人么，她说的话大伯根本就听不懂。比比划划说了半天，大伯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搞清楚了，但是堂大伯心里有了多嫌的意思。或许他早就多嫌他们了，只是不好明说，现在找到了多嫌的理由。也是啊，本来一个人清清静静生活惯了，骤然来了那么一家大小八口人，那会带来多少有意无意的生活磕碰啊。应该说，生活总是由大大小小的磕碰组成的，普遍的烦恼便由此产生。几个月来，堂大伯大概是受够了，他向章桂明确表示了让他们搬走的意思。

说起妻子的眼睛，九十岁的章桂苦笑着说：“近得实在出格。也曾陪她去‘毛源昌’配过眼镜。一验光，老验光师连连摇头说，他替人验了一辈子光，还从未见过有这么深度的近视，根本无法配镜。打个比方，跳远，再厉害的运动员总该跳在沙坑里吧，可她跳出沙坑外边了。”章桂说：“她出门一定得有人扶着，否则就要跌跤。”

当然，章桂也知道，长期住在堂大伯家也总归不是个事。现在既然老人发话了，就不好再赖在那里了，但又没有其他可搬的地方，章桂只好搬回自家的老屋。老屋虽然破烂，其实不小，九路头^[2]呢。章桂捡了些木头和断砖破瓦，讨了些砻糠和成泥浆，把破屋修补一番，一家人勉强住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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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桂白天到地里干活，干一天活挣七个半工分。后来有人代抱不平，说：“你们是男劳力，桂伯也是男劳力，他跟你们做一样的生活，你们挣十分，他为什么才七分半？不公平。”

其实谁都知道，不公平是因为章桂头上有一顶右派的帽子。明明知道，还要“杀白血”^[3]，这就是生活之树长青的一个理由吧。生产队也觉得有些过分了，后来给他增加半分，评成八分。半分虽少，但毕竟增加了。这同时也算在人权上（不是人格上）得到的一点点分额上的进步。也因为有这一点点进步，不久章桂又兼任了小队会计，再次增加了收入。几年后，他把这个位子“禅让”给了女儿明慧。

章桂再怎么争取增加家里的收入，因为基础太低，生活还是非常困顿。虽在老家，亲戚们却指望不上。章桂回家后，不是没想到过他的两个亲人，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嫁在唐占基村，听人说家境非常不好，章桂也就打消了求助的念头。妹妹先是嫁到东浜头村，婚后不久，丈夫就被日本人杀害了；后来再嫁在本村，丈夫是许世成的孙子，外号叫胡蜂阿大的。许家家境不错，但妹妹做不了主，胡蜂阿大从不拿章桂当大舅子看，不肯帮助，一点也不肯。钱物上不肯，劳力上也不肯。举一个例子：一次生产队分柴草，章桂那天正好生病，在家躺着。别人都把柴草挑回家去了，章桂就托人去央胡蜂阿大帮个忙，但他不肯，结果还是别人帮助挑回来的。胡蜂阿大是生来冷漠，还是因为章桂是右派，他要划清界线，不得而知。

章桂在老家，人人都知道他是“右派”，属“四类分子”，人格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不管老小都直呼其名。却有一人例外，此人名叫朱克明，是五行泾集镇上的一位医生。朱克明医师在五行泾一带是出了名的有些傲，口碑不是很好，但他对章桂却非常尊重，一直称呼他为“章先生”。有一度章桂患了便秘，请他诊治，他极是尽心，甚至亲自为之抠粪。这让章桂非常感动，却无以为报。后来知道这位朱医生喜欢书画，章桂就把自己收藏的书画全部送给了他，其中就有陈之佛的一幅花鸟，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章桂记得，丰子恺这幅漫画是幅写实的漫画。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那天晚上，章桂在沙坪坝丰家，因为兴奋，他用双手将年幼的新枚举了起来。丰子恺即兴把这一情景画成一幅漫画，并把这画送给了章桂。

章桂在生产队里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干，年终结算，扣除粮食、柴草之后，还要倒找队里几十元钱。20世纪60年代初，接连三年的自然灾害，一般农村人家粮食都不够吃，而要以所谓“瓜菜代”来解决，章桂家不用说更加困难。他们家时常揭不开锅，揭不开锅，就只好挨饿啊。

有一天，天将擦黑的时候，章桂家后门的河浜里划来了一条划子船。划子船在河滩上刚一停下，划船的就迅速跳上岸来。那人怀里揣了一样东西，三脚两脚就进了章桂家后门。这人叫蔡大妹，是给生产队放鸭的。

蔡大妹进屋后，将怀里揣着的那样东西掏出来，放到桌上。这东西用粗蓝布衣裳裹着，扁扁圆圆的，形状好像砧板。蔡大妹揭开衣裳，只见这东西由灰黄色的粗粒压成，原来是一张糠饼！糠饼是配给鸭子的饲料，那时人都吃不上啊。一点不夸张，饥饿年代，一张糠饼就能救活一家人的命。对此时的章桂家，这张糠饼无疑是雪中送炭，甚至超过雪中送炭了。

蔡大妹对章桂说：“给孩子们垫垫肚子吧。”

章桂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蔡大妹说：“桂伯，你太老实了。别人都上鸭棚拿糠饼，就你不来。你这么多孩子，没一口吃的怎么行？”

章桂说：“我……我……”

蔡大妹说：“告诉你不得，大队干部半夜三更到鸭棚来杀鸭吃呢。——就许他们干部吃鸭，不许社员吃几张糠饼？”

章桂说：“我……我……”

蔡大妹说：“桂伯，你啥也别说了。过几天，我再给你送一张来。”

眼见又将是年终了，生产队的结算还没有出来，但是口风已经吹过来，章桂家又是倒挂。倒挂横是年年要倒挂的，但这年的缺口更大，说是要大几十元呢！章桂真不知该如何应付了。

正在愁肠百结时，忽然有一天，好像天外飞来一样，章桂破天荒收到了一张汇款单。一看汇款人：王子澄！章桂简直不敢相信这张汇单是真的。

事后章桂才知道，光明书局经理王子澄久无章桂消息，就到处去打听，可就是打听不到。后来想到章桂的岳父周润波，便去信广州询问，这才知道章桂一家几年前就回到老家，而且景况非常不好，于是就给他汇了三十元钱。60年代，三十元钱是一般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相当可观了。

不久，朋友们陆续知道了章桂的处境，也都纷纷寄钱来，二十元三十元不等。这可帮章桂家解决大问题了，除了还清生产队的倒挂账，可以过一个像样的年了。孩子们脚上的袜子早就补丁驮补丁了，这回有了钱，新衣服做不起，新袜子总该穿上吧。章桂就到村上的小店买袜子，每个孩子两双，买一打。商店的营业员也都是熟悉的，以为他买那么多要去贩卖。

这以后好像成了惯例，每到年底，章桂就会收到朋友们寄来的近两百元的接济款。是友情帮助章桂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度的年关。几年中，给章桂寄钱的除了王子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出版局局长的方学武，新亚书店经理陈邦桢，巴金的五弟李济生等。最叫章桂铭感于内的是马一浮先生，马先生也委托他的学生王星贤给章桂寄钱了。九十岁的章桂如今提起这些来，就禁不住泪光闪闪，他说：“我铭记着朋友们的恩德呢。可是我无以为报啊！”

朋友们的慷慨解囊，让章桂感恩戴德。与此同时，也让他生出一股怨尤。他思前想后，心潮起伏，怎么也难以平伏。他几次克制自己，告诉自己应当记住这个人的恩德，体谅这个人的心情，可是他终于还是做不到。在最最困难的时候，章桂曾经给他写过求助信，但是泥牛入海，没有回音。现在朋友们主动帮上门来，连马一浮先生也伸出援助之手了，你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呢？那仅仅是钱的问题么？

章桂终于按捺不住自己，他给那个人写信了，仿佛有谁牵着他的手似的。信的内容大致为：

你说“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我认为天对你不一定厚，那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平玉、丙潮、我，还有车汉亮等帮了你。没有我们帮你，你一家大小十余口人，能从石门湾千里迢迢到江西到湖南到四川到广西？我与你也算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了，如今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连马先生都不忍心，援手相助了，你就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么？

想当初，不是你亲口对我父亲说，保证带我一同回来的么？可你却违背诺言，一个人带了家眷回来了。我在重庆是举目无亲啊。后来吃了国民党的官司，解放后又吃了共产党的官司。我的父亲病危，阿姐写信让我回去。我先是答应端午回去，后来又答应中秋回去，可是我回不去啊。除了没钱，还没脸啊！

我父亲憋着一口气一直在等我，他要见他的儿子，这口气就不肯下来。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回去，他绝望了。那年八月十七，他走了。他是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一定非常痛恨我这个说话不算话的忤逆儿子的。回乡以后，我借堂兄炳荣家的祭桌祭奠我的父亲，我泣不成声啊！

慈伯，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并不是怨你，而是要告诉你我的难处。

慈伯，难道你真就这么忍得下这颗心么？

信寄出之后的几天里，章桂不免有些后悔，因为毕竟他深深爱戴着丰子恺，知道他是个好人。人都是这样的，愤激之气上来的时候，会不顾一切冲动行事。等到事后想想，便后悔不迭，其实是行事本身把这气释放了。九十岁的章桂对着高天说：“我知道，慈伯其实是‘舌甜’我的，我知道的。”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章桂收到了一封寄自上海的信。那自然是封回信了，不过写信人不是丰子恺，而是丰华瞻。丰华瞻的回信，措辞也相当不客气，大意是：

你既然当我的父亲如你的父亲一样，那么，他现在年纪大了，做子女的应该孝敬父母才对，你怎么可以埋怨他没有照顾你呢？你说你与父亲患难与共，你是谁？我父亲又是谁？你怎么可以与我父亲平起平坐？我父亲当你子侄看待，你理应孝敬长辈，你居然反而要长辈来帮你？现在你已成家立业，我们做子女的都很孝敬父母，你也应当孝敬二老才是。

九十岁的章桂说：“华瞻的指责，有一点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章桂忍受了。心里也平静了。平静得有道理，也没道理。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母带刘姥姥一群人到栊翠庵。妙玉私下里招待宝钗和黛玉吃“体己茶”，宝玉偷偷跟了去。妙玉给钗、黛使用的茶杯是一“斝”一“点犀”，却拿了一只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就笑着说：“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

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也道出了世俗生活里人与人存在关系的一般方式。“世法平等”，跟“齐物”“不二法门”“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意思，是拒绝人间权力操作下的概念统治，天然地打破尊卑、贵贱等各种等级观念，平等地对待一切生命。但是非常遗憾，在很长很长长到几乎是永远的一段现世里，这样的目标恐怕是难以达到的。

只要世上“尊卑”“贵贱”这样的观念存在一天，“打破”无疑是痴人说梦。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世法平等”总归是人类本性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对立两极中处于“卑”“贱”一极的，他们的灵魂总会时时发出不平的抗争。

【同期声】

第74页［按：初稿页码，即本页］上的事，我略知一二。章桂哥写的信有两封。第一封是生活困苦的求援信。父亲当时确实没有接济他。可能回了信，也可能是华瞻哥代笔，也可能没回信。我不清楚的事不好随便说。不过当时我也不是小孩了。我心中有点想法，觉得人家怪可怜的，毕竟交情不浅，其实帮他一点也无不可。不过我们家乡有句话：“救急不救穷。”我家因为父亲用钱一手来一手去，确实也无余款。况且这是父亲的事，我不便插嘴。谁料后来章桂哥又来了一封信，把父亲大骂一通，而且把一切都归咎于父亲没“带”他回来之故。这就激起了父亲极大的反感。当时的信我没看。不过我一是同情章桂哥的穷困无助，二是惋惜他来势太快。其实我父亲有时多想想会回心转意，会汇钱去的。父亲自己也说：“我本来倒是想汇的，被他这样一骂，我就不汇了！”这一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所以章桂哥的性格还是太火爆。不过我们不是身历其境，怎能说风凉话！况且他在抗战期间对我们家的帮助确实是功不可没。我很同情他。两年（？）前我到桐乡主动到他家访问时，曾就此事向他致歉，不知他可记得？总之这件事我感到确实对他抱歉。

——丰一吟批注

45

关于和丰子恺之间的龃龉，几十年来章桂也在时时检讨自己。他仔仔细细地想过来又想过去，一遍一遍地梳理，只有一件事情他认为有可能对他们不起。

自1942年8月章桂跟随丰子恺去重庆进“艺专”工作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这天，无论多忙，他总要回沙坪坝丰家，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慈伯和婶妈会特别做几个菜为他过生日。记不清哪一年了，章桂在大年初一得到王吉人的死讯。王吉人原是中华书局太原分局的经理，抗战爆发后也逃难来到广西柳州。王吉人那时已四十多岁，却与章桂特别有缘，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可说是情谊深厚。猛然听到王吉人死讯，章桂非常悲痛，他差不多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就病倒了。因为心思都在死者身上，一连几天都缓不过劲来，就把过生日这事给忘了。事后章桂才知道，那天慈伯和婶妈一直等他到很晚很晚。他的失约让慈伯非常生气，他再三解释了，可是没用，从此丰家不再给他过生日了。

章桂的检讨也许不无道理，但我看也不尽然。的确，人与人之间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是因为人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丝缕。这跟道德什么的扯不上关系，纯粹是人秉性里带来的非常隐秘的情感因子。撇开画家、文学家不说，丰子恺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真诚坦荡，正直坚毅，人格绝对伟大。有一件小事，在丰子恺看来似乎不值一提，可是我一想起来常常会感动到热泪盈眶。

这事我是由丰桂老师的回忆知道的。丰桂老师的文字朴素平实，却有非凡的感染力。她是这样叙述的：

新中国成立时，五爹爹已经七十四岁，无事可做。（抗战期间他避难在农村，为了生活，收了几十个农民子弟，教《百家姓》《千字文》等古书，以维持生活。）其时子恺叔在杭州、上海，虽然自己经历八年抗战，子女又多，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还是记挂五爹爹，按月寄生活费给他。而五爹爹很节俭，每月给儿媳一定的伙食费外，还要省下几个钱给孙女明珍上学之用。逢年过节，子恺叔往往多寄点钱给五爹爹，但他舍不得用，就把多余的钱积在床前桌上一只小木箱中。木箱是终年上锁的，十几年下来，谁也不知他已积了多少。

1960年左右，五爹爹已八十多岁，他身体已大不如前，但还是每天出门去跑跑，这是他的习惯，不跑路是不舒服的。据平伯（五爹爹的儿子）说：1962年，五爹爹已八十七岁，半个月不大要吃饭了，但还是要出去，不过跑得近些。后来跑不动了，平伯与平婶妈在晚上看他很不舒服，常常两人统夜轮流看护他。这时平伯夫妇也都六十多岁了，由于长期熬夜，眼睛都发红了。五爹爹呢，因为难受，常常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惇德堂当外科医生时，家中有砒霜，要平伯找找看，让他吃些，早日归天。平伯说：“惇德堂早被日军烧毁，何来砒霜？”

有时五爹爹实在难受，做做手势，要儿子媳妇拿绳子来勒死他。

平伯说：“爸爸，你已高寿，我们也六十多岁了，此事不是我们干的。”

总之，五爹爹无致命的病，一时归不了天，看他难受，也只有听其自然。

他在床上对平伯说：“桌上之小木箱，你们要等我死后才可开。我死了，不必拍电报去子恺处，只要将我写好的信寄出就是。我的后事如何办？开了箱你们自会明白。”

不久，五爹爹去世了，平伯打开桌上的小木箱，内有一信写给恺叔：

子恺侄：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已和你永别了。谢谢你在我晚年给我的帮助，使我生活安定。我去了，你不必再寄钱来料理后事，因为我已在你历年寄我的钱中，积下办理后事的费用。再次谢谢你。愚叔云滨绝笔。^[4]

需要再次强调一下的是，五爹爹丰云滨并非丰子恺的嫡亲叔父。这要从惇德堂的重建说起。据丰桂老师说，丰氏在石门湾有两处祖宅，一处在大井头，因为四落水，屋角翘起，状如轮船头，所以被称为火轮船房子；另一处就是木场桥西堍的惇德堂。惇德堂其实早在洪杨（太平天国）之前就存在的，但洪杨来时毁掉了。1938年被日军炸毁的惇德堂，是一座三开间三进的厅楼大宅院，那是后来由尚辉公重建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尚辉公才是惇德堂的真正始祖。

尚辉公有三个儿子，长名丰岱，次名丰仑，幼名丰峻。按传统老屋的分家惯例是哥东弟西，但惇德堂分家稍稍有点不同，就是长、次分在左右，幼分在中间，即大哥丰岱和二哥丰仑分在两边，中间分给了三弟丰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进中间是店面，三弟丰峻要开染坊，所以变通一下，让三弟“居中”了。兄弟分家，争多论少，甚至为一口锅几张瓦拳脚相加的，丰氏三弟兄分得这么平静，可见是书礼仁爱之家了。

从尚辉公以下，到丰子恺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历来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丰子恺是丰峻的曾孙，而五爹爹丰云滨是丰仑的孙子，虽然同是姓丰，算作堂份，实在相隔已经很远了。因此，丰子恺说五爹爹是他的一个远房叔父，因为同住在一个老屋里，天天见面，所以很是亲近。

丰桂老师的文章已经叫我们非常感动了，而丰子恺写于1972年的散文《五爹爹》使得这种感动更加重了分量。

分量来自何处呢？来自《五爹爹》通篇写了五爹爹一生的坎坷，一生的失意，一生的不幸，以及他的达观长寿。文章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曾经几十年如一日地接济、赡养过五爹爹。

五爹爹是丰子恺的远亲，他本来没有赡养义务，但他负起了这个义务。由于丰桂老师的文字，我们读到了《五爹爹》里的无字之文，感受到了丰子恺高尚的人格魅力。

那么回过头来看他与章桂的关系，又当如何解释呢？

其实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人的感情、感觉尤其说不清楚。理性上通了，情感上不通；理性、情感都通了，意识、潜意识不通。久熟生嫌，至亲生分，恼羞成怒，戏言成仇，这些都不是什么好的词儿，可谁又能保证自己久熟不生嫌，至亲不生分，恼羞不成怒，戏言不成仇呢？再通达的人，也有固执的时候；再柔弱的人，也有发威的瞬间，就是俗话说的“煨蚕豆发芽”。人与人之间一旦裂痕生成，要完全弥合很难，即便双方都有悔意、诚意，要想百分之百地和好如初，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就像痊愈的伤口，总会留下疤痕一样。很多这样的情况与道德不发生关系，这也许就是人类的终极悲哀吧。可是话还得说回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尽管有过一些裂恨，但是大体上仍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芥蒂归芥蒂，友情归友情。我想丰、章之间，大体也是这样的情形吧。

46

事实上，此后章桂一直在努力改善他与丰子恺的关系，毕竟他终生爱戴他的慈伯和婶妈。有迹象表明，其实丰子恺也在努力，毕竟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里，章桂有过两次去上海的机会。一次是生产队通电了，要装电灯，但买不到电线，队里派徐有福去上海采购电线，要章桂陪同一起去。大约他们认为章桂见过世面，有些经验，上海又有熟人，万一有什么问题也方便解决。而所谓的熟人，当然是指丰子恺一家了。上海商店里有电线卖，但一次不能多买，他们就只好多跑几家商店，买够需要的长度。

另一次是大队组织几个生产队去上海卖番薯，指名叫章桂也去。那一次，他们将番薯船停靠在离外白渡桥不远的苏州河北岸，铺块跳板，在岸边卖番薯。那时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粮食依然相当紧张。上海人见来了几船番薯，都提着篮子拿着袋子争相购买。在挑番薯上岸时，有小番薯掉到河里，几个贪小的上海人不顾手腕上戴着手表，争着抢着去捞取番薯。

这两次上海之行，章桂记得其中一次他抽空去了丰家。自1946年丰子恺带全家复员离开重庆，章桂还是第一次去丰家。那一次，婶妈要章桂陪她和陈宝、林先去南京路买东西。这就是说，婶妈还是拿他当小辈看，没有生分。这让章桂非常感激，因而非常开心。

他们买好东西从一家公司出来，走在一条比较冷清的街上时，遇见了几个小流氓。其时章桂走在前面，婶妈和陈宝、林先走在后面，那几个小流氓从弄堂里钻出来，企图调戏陈宝姐妹，婶妈就惊恐地叫起来：“章桂快过来！”

章桂回头见了，立刻奔了过去。几个小流氓见有男人保护，赶紧跑掉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报上有刊登批判丰子恺的文章，章桂看到了非常担心。他惦记慈伯，惦记婶妈，惦记他们一家，常常在家里念叨：不知慈伯、婶妈怎么样了？挨到这年的秋天，他再也熬不住了，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看看。那时他家没条件养猪，只饲养了几只羊和一群鸡。他就卖掉几十个鸡蛋，凑了路费去上海。

走前自然要去大队请假、打证明，大队干部一下就猜到了，说：“你去上海，是上丰子恺家吧？”

章桂也不想隐瞒，说：“我不放心，去看看婶妈他们。”

大队干部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去，对你不利。”

大队干部也许真的是好心，但章桂主意已定，心想，什么利不利的，反正头上已戴了帽子，顶多再给一顶，一顶帽子是戴，两顶帽子也是戴。

在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长乐邨的寓所，章桂见到了婶妈。婶妈比起几年前老了许多，人也有些憔悴，不问可知，那是为什么。见到章桂，婶妈又是意外，又是惊喜，当然还有一点点凄凉。她让章桂赶快进屋，又是让座又是沏茶。

那天，婶妈不提自己家的遭遇，倒是详细地询问章桂的情况。章桂就告诉婶妈近二十年来自己的景况，当然免不了诉说许多苦处。

婶妈听了很是难过，她说：“我们晓得你苦，但还是不要讲它了。你就讲一点开心的事情吧，讲一点开心的事情。”

章桂想来想去全是痛苦的事情，哪来开心的事情呢？想了一会，他说：“好在孩子们都苦大了，最小的明安也已经十岁。是了，大女儿明慧二十岁了，对象也有了，就要结婚了。”

婶妈一听就高兴起来，说：“好啊，好啊。”

她立刻起身到房间里，拿来一条湖绿色的真丝围巾，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明慧，就送这条围巾吧。”

说了半天话，章桂终于问起了丰子恺。这是他此行的第一目的，刚才彼此好像都在有意回避。他嗫嚅地说：“慈伯他……”

婶妈说：“他身体不爽，在楼上躺着呢。”

章桂就上楼去看丰子恺。丰子恺侧身朝里躺着。章桂进去，说：“慈伯，你好么？”

丰子恺慢慢翻转身来。

章桂见慈伯脸色枯黄，神情呆滞，心里忍不住一酸，眼里立时溢满了泪水。他重复问了一句：“慈伯，你还好吧？”

丰子恺说了一个字：“好。”

章桂自己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一时没了言语。他不知道该对慈伯说些什么，问他的近况，怕勾起他伤心，不合适；诉说自己的艰难，当然也不合适，因而只好相对无言。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让慈伯多多保重身体，就下楼去了。

婶妈要准备午饭，就朝楼上喊新枚，说：“你章哥哥来了。”

丰新枚从楼上下来，见了章桂，说：“章哥哥，你好。”

章桂连说：“好，好。我来看看你爸爸妈妈。”

新枚说：“好。”说完依旧上楼去了。

这是在非正常的气候里一次非正常的会面。章桂见到慈伯和婶妈状态还可以，此行的目的他认为算是达到了。可是照我的分析，章桂此行，潜意识里还应该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丰子恺的情感和解。这个目的他达到没有呢？从丰子恺和丰新枚冷淡的态度看，似乎没有达到。但是，那是在那样一种政治气氛里，冷淡是时代的症候。再说，相对无言也是情感交流啊。这么说，他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章桂则坚定地相信：这一次，他与慈伯之间从内到外，从理到情已经全部和解了。

【同期声】

新枚根本不知情。他本来就是这种性格，不善言辞。

——丰一吟侧批

47

1975年4月的一天，章桂得到消息：丰子恺回故乡石门湾来了，住在南圣浜他胞妹雪雪家里。

丰子恺是1972年年底好不容易获得所谓“解放”的。一“解放”，他就想出门去活动活动筋骨，散散积年来的郁闷之气。——他实在是憋坏了！转年的清明，他由弟子胡治均陪同，去了一趟杭州，探望他的胞姐丰满，即满伯。在杭州与三姐欢聚之后，丰子恺自然想到了在故乡的胞妹雪雪。但是下一年，即1974年他再度遭遇“黑画展”，受到批判，故乡之行遂作罢论。1975年2月，石门镇革委会邀请老画家回故乡“参观”，于是最终促成了丰子恺同年4月的故乡之行。

我们已经知道，南圣浜是距石门湾西北三四里的一个小村子，和章桂家所在地的曹家桥村同属八泉公社。从曹家桥去南圣浜，比去石门湾近了将近一半的路程。章桂得到消息的当天就去南圣浜看望丰子恺了。毕竟上海一别，差不多又过去了十年。

丰子恺的神情比起十年前在上海见到时好得多了，他把章桂介绍给他的学生胡治均，并且说：“我逃难时全靠章先生。”

我记不起哪位作家说的，说语言是一面多棱镜，同一个语词能折射出多重含义，甚至对立的含义。这当然不仅仅指文学语言，生活里的人也常常会说出这样的语言。

“我逃难时全靠章先生。”第一层意思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第二层意思是表示了感激之情。第三层意思，如果联系丰子恺与章桂之间曾经有过的不愉快，那么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章桂表示一些歉意和追悔。第四层意思，在这样的场合，为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做介绍，使用“先生”这样的称呼，表面看是一种尊重，但仔细辨析起来，还是听得出比起从前的亲密，有了疏远的意思。

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我不敢肯定。但是章桂告诉我说：“慈伯对我的确比从前客气了。”而这种客气，让章桂觉得不大好受。

听了丰子恺的介绍，胡治均点了点头，连连说道：“我知道，我知道，弟妹们跟我讲起过的。”

丰子恺问章桂：“你吃烟么？”

章桂说：“我不吃烟。”

丰子恺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我只有香烟。我就送你几包‘大前门’香烟吧，你自己不吃，有客人来，可以招待的。”

那时候香烟是凭烟票供应的。江浙一带，一般人抽的是“飞马”和“利群”，“西湖”和“大前门”属于高档烟了。

丰子恺的外甥正东买了鱼和虾来招待客人，午餐是很丰盛的。

丰子恺说：“我吃虾不吃鱼。”就对章桂说：“你明天再来，吃鱼。”

【同期声】

丰公吃鱼的。

——丰一吟侧批

这是丰子恺对章桂发出的正式邀请。听得出，他是真的希望章桂再来。金庸说，一笑泯恩仇，但是没那么严重，只是想不出更恰切的话来形容了。宽厚地邀请别人再来，使别人感到高兴，感到轻松愉快，同样，自己也收获了高兴，收获了轻松愉快。丰子恺发出的邀请是真诚的。

不敢爽约，第二天章桂又去了。章桂的堂嫂，即丰子恺的远房堂妹七弟丰兰洲搨了好多饭镬糍，托章桂捎去送给丰子恺。章桂第三天还去，接连去了好几天，直到丰子恺一行离开南圣浜回上海。

章桂为何天天往南圣浜跑呢？不用说当然是想和丰子恺在一起，想多陪陪他，多和他说说话。其实他是想找机会和慈伯作进一步的沟通，让他们的关系回复到缘缘堂时代，回复到杭州皇亲巷、田家园时代，回复到离开南圣浜去桐庐去萍乡去长沙去武汉的时代，回复到在桂林在重庆沙坪坝风生书店的时代。这个机会似乎找到了，又似乎没有找到——几天里话说了不少，绕来绕去的好像总也说不到点子上。看来就是这样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啊。

令章桂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南圣浜陪侍的这几天，竟是他和丰子恺今生今世的永诀！章桂没有机会了，丰子恺也是。人人之间的参商大抵如此，不免叫人遗憾，也叫人悲哀。这一年丰子恺七十八岁，章桂五十八岁。他俩相差整整二十岁。

【注释】

[1]工间休息，杭嘉湖一带农村叫“吃烟”。

[2]民间对房屋大小的大概估算。一根梁的进深为“一路”，“九路”即有九根梁的进深。一所“九路”的三开间房屋，面积约为一百余平方米。

[3]“杀白血”，即抱不平。

[4]丰桂：《惇德堂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