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如何诞生的？

1940年1月，一个名词在中国悄然兴起，这个名词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演中提出的。这次讲演后来毛泽东将它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从此，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名词和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名词就紧紧连接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成长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的新鲜事成了全中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大事。毛泽东创立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毛泽东缔造、呵护、培育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贡献给中国人民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苦难的中国人民郑重的历史性选择！其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其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神圣地位，使之成为无数中国人为之追求、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庄严目标。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和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的“围剿”，毛泽东从中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的实际出发，在领导抗日根据地人民建设政权的实践中，科学地创立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名词诞生于中国，诞生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从它问世的第一天起，到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历了十余年。而这十多年，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战争类型最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争时间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十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最为关键的时刻。选择什么样的国体政体，是每个政党团体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是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名词，与生俱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个实践问题，而是一个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天天面对庞大凶恶敌人屠刀的人民政权能不能存活下来的严酷现实问题。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来说，这个制度就是天，这个制度就是地，这个制度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人民”和他们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同时将“人民”的概念与“国民”的概念区分开来，在抗日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绅士等）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通过召开他们选举的代表开会，选举他们赞成的人员组成政府，使这个政府为他们服务，并受他们批评和监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开大会，人民自然赞成，自然高兴。这和清末的资政院、谘议局选举，和民国初年国会议员选举完全不同，那些选举是与农民、工人不相干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的代表开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前所未有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民为它而奋斗，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为它而坚守。人民拥护自己的政权，人民政权保障着人民的利益。它是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是人民守护胜利成果坚守的堡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可以理解为，得制度者得天下。

新民主主义论与人民代表大会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时，毛泽东阐明了以下论点：

第一，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毛泽东指出，只有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说：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在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政治状态后，毛泽东深刻指出：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认识中国的国体政体。毛泽东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国体和政体问题。他指出：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第三，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采取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进而提出：

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极其疯狂、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高潮、各抗日根据地人民极端困难的历史性关键时刻，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洞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科学地系统地提出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体政体学说，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权构成形式。犹如在漫漫黑夜中的惊雷闪电，给正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各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给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作出艰巨努力的工农群众和各抗日阶级以极大的信心，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了为之奋斗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和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从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概念，这些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毛泽东的一次次讲话中、一次次签发的文件中、一次次作出部署的工作中出现，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决策的重大部署问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数次战火考验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不可阻挡地耸立起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人民代表会议

抗日战争阶段：1937年5月至1945年8月15日

从1940年1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作为国家政体的实验，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施行的区域、名称、方式、时间，毛泽东都将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作出适时周密的部署。尤其在起步阶段，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使之水到渠成。

毛泽东将指导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践，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指导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实践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充实人民代表会议的内涵；一是在促成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的过程中丰富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与内涵。

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条件成熟时逐步实行人民代表会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改称为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大体有四年多的时间。完全停止使用参议会的名称则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经历了陕甘宁边区议会转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人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将近八年的过程。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193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937年12月，经选举产生五百多名边区议会议员。由于战争环境等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

陕甘宁边区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确定的边区的权力机构，而参议会则是国民政府设置的咨询机构。为了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决定采用参议会这个名称，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实际行使边区议会的权力，即，逐级选举产生参议会议员，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本级政府。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召开，由参议会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组织边区人民建设边区，支持抗战。为开好边区第二届参议会，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重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施政纲领发表的半年中，边区人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他在演讲开头说：

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策。……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在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实行人民代表会议的条件已基本具备。1944年7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1944年12月4日至12月19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这之前，将边区参议会改变为人民代表会议已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会议召开前的12月1日，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的信中写道：“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这一点以及此次会议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毛泽东12月2日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

13天后的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演讲：《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其中，这次演讲谈到的两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格外引人注目。

第一个问题是，第一次正式阐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毛泽东的这次讲话表明，在陕甘宁边区的权力机关参议会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性质，其他解放区的权力机关就是人民代表会议。从此，人民代表会议已经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的一个构想，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权力机关。

论联合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

毛泽东演讲论述的第二个问题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全国局势的影响十分重大。

毛泽东论述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全国尽可能迅速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毛泽东说：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毛泽东号召：

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毛泽东此时在这样的场合阐发尽可能迅速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是向解放区的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前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提出的新主张。

从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内的情况看，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全民族的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更加具备。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空前的团结和巩固。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为召开党的七大做好充分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起开始举行，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到1944年底会议仍在进行。（实际延长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六届七中全会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审议和修改，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全党的团结极其重要。这个决议在1945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从同国民党的关系看，几年来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和解放区军民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为了缓解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蒋介石被迫转变对中共的态度，邀请中共谈判。1944年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同国民党谈判。然而由于国民党拒不接受中共的二十条谈判意见，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这段时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向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发动疯狂进攻，国民党战场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空前不满，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

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请示报告上第一次作出“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重要批示。9月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9月15日，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公布于天下，立即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9月27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复国民党代表的信中提出：“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至此，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在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宣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

然而，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入人心，它不仅影响了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而且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的政局走向。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1945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党的七大包括预备会议在内开了50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两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七大，也是作报告次数最多的大会。毛泽东作了8次报告（其中1个书面报告，7个口头报告）：4月21日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4月23日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4月24日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时作正式的口头政治报告，5月24日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5月31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报告，6月10日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报告，6月11日致闭幕词《愚公移山》。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在国共谈判没有结果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政治报告定名为《论联合政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性和坚定性，给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以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对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了新的发展，既把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具体纲领。对作为党的具体纲领重要内容的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深刻阐述道：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毛泽东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讲了三个问题。第二部分讲的是“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其中的第十一个问题，专门论述了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以及在解放区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与在全国组织联合政府的关系问题，他指出：

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笔者注：指蒋介石），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毛泽东关于七大结论的报告讲了十三个问题。其中第九个问题讲的是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的问题。他说：

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七大结论报告的第十个问题，专门论述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它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但是，几乎在中共召开七大的同一时候，在国民党召开的六大上，蒋介石是另一个腔调。毛泽东所作的七大报告的主题是论联合政府，而蒋介石内部作报告的主题是消灭共产党，他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的外部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蒋介石提出7月7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因为其后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不能代表全中国人民。

6月19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要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提出：

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

7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在延安隆重欢迎了来自重庆的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双方经过坦诚会谈，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时，对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根据党的七大精神和国内政治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步伐。1945年7月13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在延安开会，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就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真诚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的重要时刻，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声明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的对日作战作出指示，号召他们“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抗战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得到进一步坚持，并为实现之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解放战争前段：自卫战争时期1945年8月15日至1946年11月15日

重庆谈判与人民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1945年8月23日、26日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做了争取和平和要打胜仗两手准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毅然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国共谈判谈了43天，签署了“双十协定”。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以最大诚意避免内战，中国共产党做好了进行更加长期、更加复杂斗争的准备，其中之一，就是准备参加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通过国会进行合法斗争。毛泽东形象地比喻是为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但蒋介石杀气腾腾，紧锣密鼓地部署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解放区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并取得重大胜利。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同日国民党政府也公布停战协定。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的五项重要协议，受到举国欢迎。然而国民党出尔反尔，一方面不断制造反对政协协议的严重事件，另一方面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1946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6年7月到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4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4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3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48座县城。蒋介石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已接近实现，在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当“总统”。而毛泽东得出的是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毛泽东在总结了3个月战争的经验后，作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再歼灭敌军25个旅的决策，人民解放军进而实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有底气有力量转为战略反攻，其重要因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46年5月4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对中农、富农、地主的政策作了具体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到1947年下半年，全解放区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

解放战争后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1月15日至1949年9月30日

杨家沟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1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前一阶段“自卫战争”，正式宣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进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时期。

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确定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毛泽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提出用半年到一年时间消灭国民党七八十个旅，用三到五年打到长江以南的目标。至此，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从此，迎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到西安对进攻延安进行具体部署，妄图通过占领延安改变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上的守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确定，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灭，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达到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告别居住十年的延安，转战陕北。3月29日、30日在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枣林沟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

从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起到一年后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毛泽东留驻陕甘宁边区期间，在继续有力地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的同时，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达到了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从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指导全党进一步抓紧做好加强人民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两件大事。为了建设稳固的人民政权，实行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的逐步过渡；为了确保土地改革的成功，制定土地法大纲，采取不同地区不同策略，稳步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

1947年7月21日到23日，转战中的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土地改革问题，指出：“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中间派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期间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关于政权建设他说，现在一般来说“三三制”仍然不变，但对它的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进一步对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部署。1947年十月上旬到达陕北佳县神泉堡后，毛泽东起草并公布了对于解放战争全局具有重大意义的几个重要文件。在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为正确指导各地的土地改革，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起草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报中央审定。毛泽东修改审定并于10月10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要求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希望各地加以讨论和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保卫胜利成果，保卫解放区。同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对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巨大影响。国民党日益丧失民心。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正式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报告回答了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政策。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要求全党全军进行深入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还有：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共八个部分，其中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部分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新形势下的若干重大政策。关于土地政策，毛泽东指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

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对他（笔者注：蒋介石）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在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地制定出明确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使解放了的广大农民得到了数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热情和积极性，成为气势恢宏的人民解放战争不竭的力量源泉。同时，党的土地政策的调整，也为后来各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农村中属于“人民”的范围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根据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作出的决策，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决定阐述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问题作出全面阐述和决策，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更加系统更加完整的最新论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确定了基本原则，指明了工作方向：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三、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发出的前两天，1948年1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给邯郸局的电报中指出，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

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杨家沟会议期间，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些集中论述和工作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夺取一片土地，占领一个城镇，就建立一个政府；而建立的这个政府，是必须由本级政权的权力机关选举产生的；而这个权力机关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还设计了各界代表会、各界人民代表会、人民代表会等过渡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跟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步伐，走进一个个乡村、走进一个个县城、走进一座座城市，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人民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建立人民政权后，稳妥推进土地改革。1948年2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示，要求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采取不同策略，指出如太急了，必办不好。2月11日、2月15日、2月27日、3月1日，毛泽东先后就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问题向党内发出指示，及时指导各地准确理解和执行中央决策。

论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1948年9月西柏坡会议上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成熟的标志。

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适时全面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重大命题。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参加会议者范围等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称“九月会议”或“西柏坡会议”），这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做了重要准备。关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质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

毛泽东在论述中明确地将无产阶级领导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三权鼎立划清界限，他强调：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1948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全面通报了九月会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今后五年内全党全军的任务作出周密部署。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知说：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1949年新年贺词。开门见山：“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回顾战争走过的曲折道路和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后，毛泽东强调，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他指出：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毛泽东宣告：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对将革命进行到底作出全面部署。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同斯大林代表米高扬会谈时系统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和总结，在对夺取党在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出深入阐述和全面部署后，毛泽东对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作出部署：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关于新中国将要采用的政权制度，毛泽东再一次作了专门论述：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不过，这种中央全会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讨论问题，较之一两千人的大会解决问题更好些。

毛泽东告诫全党：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回顾了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历程，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在回顾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后，毛泽东指出：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毛泽东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年来取得的基本经验，批驳了各种错误论调后指出：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他满怀信心地指出：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不断加强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指导，及时指示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直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迅速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新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些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和过渡，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夺取胜利的进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等重要形式，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权力来源和权力机关问题。这个关键的一招对于迅速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意义极为重大。

对于老解放区，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支持基础好的地区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肯定了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指出：

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到了那时，贫农团和农会就成为它们的助手。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末，你们就应当这样做。在一切解放区，也就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

对于新解放区，采取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办法建立人民政权。对于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城市成立各界代表会办法的规定》。《规定》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同时指出，“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则可看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联系群众“最直接而又最广泛的，还是这一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前身——各界代表会的政权和半政权的组织形式”，要求军事管制委员会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组成代表会成为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

1949年8月19日、8月25日、8月26日、9月4日、9月7日，毛泽东先后五次起草中共中央的通知，对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指示。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要求，新老解放区各县每月或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次二至三天开完。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等的指示中要求，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情况公开发表。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一个或二个就够。要求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三万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求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全国解放在即的形势下，对老解放区和其他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又及时作出新的部署，提出迅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1949年9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对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出十点指示，要求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9月7日，又专门就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向华中局作出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这件事关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巩固的大事，毛泽东布置更细、要求更高。新中国成立后，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项起步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一步也没有停下来，并立即摆上毛泽东和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不仅继续亲自抓，而且抓得更紧。1949年10月伊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新中国成立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仍然把开好县级人民代表会议这件大事紧紧抓在手上，不断作出指示和部署。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薄一波、刘澜涛、李富春、林枫等各中央局书记发专电作出指示，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这（笔者注：指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11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发给华南分局等的电报中要求，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求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解放区初具规模的法律体系与人民代表大会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在探索救国的过程中，在进行各种政治试验的过程中，起草了不计其数的法律文书，希望能够成为可在中国施行的法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帮助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也提出过许多法律方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制定了许多法律。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制定的法律、施政纲领，已经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法律体系。1949年9月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在全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宪法、法律准备的角度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从宪法准备看，有一苏大通过、二苏大修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有抗战初期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抗战中后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有解放战争初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从1940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各根据地开始制定新的施政纲领。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公布《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制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提出了《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值得重视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根据地都制定颁布了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除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外，其他解放区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并颁布人民政府施政纲领。其中，1947年4月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与1948年8月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具有代表性。这些施政纲领不仅宣传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在各根据地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为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时期都制定了组织法和选举法。从组织法看，有1930年5月《苏维埃组织法》、1939年《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从选举法看，一苏大前后，就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选举法规范文件，1930年9月20日一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中准会”通过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及《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和《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统治区域选举法公函》。根据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原则，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为后来举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有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从其他基本法律看，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制定。如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土地法》，二苏大通过的《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等。在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是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要地位。

这些初具规模的法律体系，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依法治理边区和解放区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重要法律文献，这里略作记述。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不久，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发起成立宪法研究会，讨论宪法问题，并责成谢觉哉等7人负责起草宪法草案。1946年4月12日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参议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会议决定据此原则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提请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由于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宪法原则未能如期扩充形成为宪法草案。宪法原则便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行的临时大宪章。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共5章26条，要点如下：

（一）政权组织：

1．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2．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3．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负责，各级代表会对选举人负责。4．乡代表会即直接执行政务机关。5．人民对各级政权有检查、告发及随时建议之权，每届选举时则为大检查。6．各级代表会每届大会应检查上届大会决议执行的情况。7．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8．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乡一年改选一次，县二年改选一次，边区三年改选一次。9．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

（二）人民权利

1．人民为行使政治上各项自由权利，应受到政府的诱导与物质帮助。2．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大量发展经济建设，救济灾荒，扶养老弱贫困等。3．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免费的国民教育，免费的高等教育，优等生受到优待，普施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教育，发展卫生教育与医疗设备。4．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办法为自卫军、民兵等。5．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6．妇女除与男子平等权利外，还应照顾妇女之特殊利益。

（三）司法

1．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2．除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有逮捕审讯的行为。3．人民有不论用任何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4．对犯法人采用感化主义。

（四）经济

1．应保障耕者有其地，劳动者有职业、企业者有发展的机会。2．用公营、合作、私营三种方式组织所有的人力、资力为促进繁荣，消灭贫穷而斗争。3．欢迎外来投资，保障其合理利润。4．设立职业学校，创造技术人才。5．有计划地发展农工矿各种实业。

（五）文化

1．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从速消灭文盲，减少疾病与死亡现象。2．保障学术自由，致力科学发展。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体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总结了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经验，是陕甘宁边区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依据。同时体现了中共七大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当时国共重庆谈判后全国的政治走向指明了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领导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立法文献。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权利的主体和内容，明确规定司法独立、耕者有其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民主政权的各级权力机关，逐步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这些都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解放区所制定的宪法原则及施政纲领，与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法西斯统治形成鲜明对照，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

以《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为代表，初具规模的体现无产阶级（经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体系，成为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准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21日下午7时，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毛泽东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极其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

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的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刻就要到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召开，掀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全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