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的凛然壮举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书中写道：“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的这个阐释是今天我们学习和理解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体政体选择的金钥匙和总开关。

（一）

毛泽东用兵如神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左”倾冒险主义变成逃跑主义。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黎平会议的决定，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使中央红军赢得了战略主动。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的决定，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根据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辩解。周恩来作副报告，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批驳了博古的辩解，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议经过三天激烈讨论，决定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并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的关于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战略、战术原则，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取消“三人团”，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跋涉大草地，果断处置张国焘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坚持北上。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瓦窑堡会议作出震撼全国的决策：

为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决定

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侵吞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确定了党正确的战略原则和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指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左”的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府”改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的政府。

1935年12月27日，根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达到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毛泽东的报告分为四个问题。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中，毛泽东严肃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分析了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情况后，毛泽东分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情况，指出：“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二者之间呢？”毛泽东逐一分析了中国各个阶级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明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毛泽东集中论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批评了关门主义。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毛泽东第一次专章论述了“人民共和国”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毛泽东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国际援助”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场义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相互援助的，并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就毅然作出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高高举起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光辉大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和坚定信心。同时也为后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从此，“人民”二字与“工农”二字经常出现在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分别表达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主张今后将建立人民共和国，到那时，召开由人民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从这个意义上看，瓦窑堡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具有基石般重大意义的会议。作出这样的判断，应当是客观的。到了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名称的时候，离瓦窑堡会议已经四年多了。

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尽到最大努力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朱德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南京当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毛泽东指出：

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呼吁：

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致国民党书在阐述了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后，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主张：

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

致国民党书强调：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为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

1936年10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甘肃、宁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回民聚居区，建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县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通过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使党的民族自治纲领第一次得到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最早的冠以自治名称的民族自治政权，是我国民族自治政权建设的开端，同时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要开端。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6项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为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经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五项要求。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毛泽东亲自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何香凝等人写信或致电，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亲自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多次会见外国记者，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2月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等多次举行谈判，促蒋抗日。

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是一次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任务，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英勇抵抗，第132师长赵登禹等官兵壮烈牺牲。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国各界愤起支援英勇抗敌的第29军。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总纲领和总目标，就中国共产党的四项诺言再郑重向全国宣言，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为达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最大的努力。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在南京同蒋介石举行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宣传鼓动提纲等重要文件，对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和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作出部署。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战役胜利，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10月间，又将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执行蒋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对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给予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随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特区政府。关于特区政府如何建设问题迅速摆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写道：“迅速解决特区问题。解决特区政府的原则：1．保持党的领导；2．使特区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的地方政府；3．保持特区为抗日的先进地区、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机和新中国的雏形。”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及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指示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开创整个华北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基础。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时刻。

具有十分重大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中央全会，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在全会举行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肯定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统一领导问题。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新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提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的抗战总方针。11月5日、6日，毛泽东作结论报告。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问题。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重担，毛泽东号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号召全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破除了长期禁锢党的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的樊篱，确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建设符合形势要求和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奠定了思想基础。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强调既统一又独立的正确的统战方针，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右倾错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战争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作出了中国革命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成功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领导中国人民加强政权建设的全新局面。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他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二）

三三制：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权建设的创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的《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陕甘宁边区对于中国革命极端重要的地位和贡献：

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做好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对于全局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用很大的精力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

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进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对加快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部署。1937年5月12日，公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从1937年5月起，陕甘宁边区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0月底，已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1937年12月，经选举产生500多名边区议会议员。由于战争环境等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通令，宣布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会议员改为边区参议会议员。由于原先选出的议员，一部分已经离开边区上了抗日前线，边区政府决定召开各县议员复选会，互推原议员的50%出席边区参议会。鉴于原先选出的边区议会议员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特聘12名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6名。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了讲演。会议听取了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法规，讨论和通过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等12件重要提案。这些提案，会后均由边区政府执行了。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举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和其他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各厅厅长。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思想，1940年3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作为中共中央党内专门发出的指示（共十四条），对全党作出了部署。其中，明确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要求，提出“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关于选举政策，明确规定：“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在1940年3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为此，他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政策措施的制定。其中，将政权组织中贯彻“三三制”是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重中之重加以推动。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毛泽东多次作出深入阐述。从“三三制”的提出、实行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数十次强调坚持“三三制”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里收集的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的文电、报告、文章及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稿，“三三制”是最多见的三个字。笔者理解，“三三制”，既是原则，也是方针，也是政策，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调动了赞成抗日的各阶级、人士的积极性，是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最成功的经验所在。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的生活》上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系统阐述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等重大问题。文章同时反映了党中央关于“三三制”的重大政策在晋冀鲁豫边区得到积极贯彻的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作为这个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1943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中，提出了必须处理好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领导的正确原则，深刻论述了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等重大问题。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写的《团结到底》文章中指出：

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

文章指出，共产党人既不许可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要求：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在政权建设方面，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贯彻“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引导与会代表正确理解，他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

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毛泽东指出：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参议会选举的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初选后，老共产党员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使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六人，符合“三三制”的规定。

“三三制”的实行，使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西北等根据地先后结合本地特点，制定施政纲领，贯彻“三三制”。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思想的贯彻，有力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成功地领导和组织各根据地的生产生活秩序，为团结人民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作出了极大贡献。“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历史性、创造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及时制定正确的政权建设思想和政策，不仅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在1938年春初步形成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95万平方公里，955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战斗堡垒，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诞生的抗日民主政权，经受了抗日烽火熔炼，积累了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成为后来新中国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的伟大源泉。

（三）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国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纲领共21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成为边区各社会阶级、各党派团体和全体人民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施政纲领第一次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首批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建设方面的集中体现。

1．把抗日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明确规定：“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实行一系列优抗条例等。

2．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规定团结边区内部各抗日阶级、工人、农民、地主和资本家。调整各抗日阶级的关系，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等。

3．健全根据地民主。首先是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对边区政权实行“三三制”作出明确规定。

4．采取了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治权利、财权等一系列政策；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建立民族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

5．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规定确保抗日人民土地财产所有；奖励扶持私人企业；欢迎华侨和敌区同胞向根据地投资；实行统筹统支的财政制度等。

6．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建设，大力举办各类学校，普及免费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尊重知识分子，奖励自由研究，实行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等。

总之，施政纲领贯穿了“团结、抗战、救中国”的基本精神，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增强了边区各阶层、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同时施政纲领推动了全国民主法制化的进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政治，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宪法最宝贵、最直接的经验源泉。

第二，施政纲领从公布到实施是个将党的主张、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执政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这在中国近代以来是没有过的。

施政纲领首先是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名义于1941年5月1日向全国公布，于1941年11月经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审议通过。经历了一个由中共党的文件、告全体人民周知、经参议会表决通过的过程，既教育了中共党员，又宣传了人民群众；既经民主讨论，又经法定表决；既有民主决策，又有民主监督。

第三，依据施政纲领，制定专门法律保障人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法制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抗战中期各施政纲领确保人权原则的指导下，几乎所有根据地都制定了保障人权条例。1940年11月1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公布了《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以此为依据，1943年2月21日，山东根据地渤海区颁布了《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细则》，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关于人权保障的实施细则。1941年1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同年11月，晋察冀、晋西北都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

第四，施政纲领保障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

一是民主政权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1939年2月通过的选举条例规定，除极少数汉奸特务、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犯罪分子和神经病患者外，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周岁，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布后，这些规定得到更加坚决有效的实施。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罢免制度，民主选举各级政府，提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采取推选候选人、自由竞选、差额选举等原则，实现真正的民主。三是与民主选举相适应，人民同时拥有广泛的监督罢免权利。1941年《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如有不称职的，得由该级议员选举之法定人数1／10以上的选民提议，经由该选举单位投票罢免之”。而参议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进行民主监督，就是要“打破历史是形式主义的民主议会，建立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敢言而敢做的议会，树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的基础”。（徐特立《边区参议会应有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各根据地施政纲领的保障下，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空前的民主和团结，与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照，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