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下有仪元”

雷成斌，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1971年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雷成斌是最早被引进襄樊的科技人才，1973年来到襄樊后，被安排在襄樊半导体厂。

在襄樊，半导体厂算是元老级的电子企业了。1966年5月，襄樊市望江公社靠着几个稍有机电知识的复转军人带着23名年轻人办起了望江公社无线电元件厂，经过到天津、武汉学习，1966年底试制出了点接触锗二极管2AP，由此迈开了创业的第一步。和襄樊市12电容器厂属于同时代的企业。

“文革”开始前，国家计委已做了计划布局，要求部分省份建立和加快发展无线电工业，以改变中国无线电工业落后的局面。襄樊半导体厂的“降生”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湖北省工业局得知消息后希望襄樊市培养扶持这株独苗，以改变湖北省无线电工业布局，并给2万元的经费支持。根据当时的财政渠道，政府的钱只能给国营企业，望江公社的半导体厂无法接受这部资金。那个时候，2万元可不是小数字，襄樊市当机立断，1967年初将这个厂收归国有，更名为“襄樊市地方国营半导体器件厂”，并调拨资金，调派领导干部，建设新厂房。襄樊市动了真格的，湖北省更下力气，1968年，湖北省工业局军工处从武汉710厂无偿调拨70余套生产、调试和检测设备给襄樊半导体厂，湖北省第一监狱有一个生产锗低频三极管的车间，“文革”中已停产，50多套生产设备闲置。湖北省工业局将这个车间里的全套设备移交给襄樊半导体厂。在上级的扶持帮助下，仅仅两年功夫，一个公社自办小厂成为襄樊市正规的电子工业企业。

有了设备、厂房只是具备了生产条件，电子企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最需要的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半导体厂从成立开始就面临着人才的困扰。1968年12月，半导体厂负责人桂长乐参加了四机部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电子行业计划会议，在会上得知四机部拨给湖北省30万元新产品研发经费。在湖北省，除了省会武汉外，襄樊、宜昌、沙市都是湖北省新布置的发展无线电工业的重点，这也意味着，这30万元还不知道“花落谁家”。桂长乐决心要把这笔钱“抢”过来。要得到这笔新产品研发经费就必须要有“新产品”。襄樊半导体厂毕竟是新建的企业，在产品上也只有一个老产品二极管，怎么才能报上“新产品”呢？半导体厂有一名新分来的大学生名叫张可萍，她的对象文汉民就在天津半导体厂当技术员，张可萍也在这个厂实习。天津半导体厂是四机部直属大厂，文汉民熟悉业务，知道国家急需什么新产品。桂长乐火速找到张可萍，让她请出文汉民，帮助襄樊半导体厂制定新产品方案。文汉民闻风而动，制定了国家急需的“硅平面三极管”的生产方案以及详尽的设备预算方案。产品对路，方案可行，经过与武汉、黄石、沙市、宜昌等地几家半导体厂的激烈竞争，襄樊顺利胜出，争取到了这笔资金。这是襄樊半导体厂首次尝到依靠科技人员的甜头。

1969年10月，四机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军工计划会议”也就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6910”会议。全国几乎所有的半导体企业都参加了会议，襄樊半导体厂时任负责人马有德参加会议。会上，四机部根据全国各半导体厂的水平能力列了一个任务计划表，襄樊半导体厂由于建厂时间短，基础条件差而名落孙山。马有德急得上蹿下跳，他反复找带队的湖北省工业局徐燕处长，希望能进入任务计划表。四机部的计划全是军工，要进入不容易，恰逢一机部也要为本系统的军工企业配套无线电电子元件，徐燕将襄樊半导体厂推荐给一机部，一机部欣然接受。

马有德与一机部有关企业签订了硅平面三极管的供货合同。

半导体元器件属于高科技产品，最强调的就是质量，生产过程中必须有严格的工艺流程和严格的生产管理，任何一道工序出问题就会导致全部产品报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掌握生产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不能不看到，虽然是新厂，但成立仅两年的襄樊半导体厂也存在着缺乏高端科技人才，产品质量差，科技含量低，生产难以为继的现实问题。现在供货合同签了，但高端科技人才在哪里呢？马有德首先想到了文汉民。襄樊半导体厂的“硅平面三极管”生产方案就是文汉民制定的，他本人又在天津半导体厂担任技术员，要是文汉民能到襄樊来半导体厂来，这就解决了厂里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的燃眉之急。

张可萍是文汉民的对象，张可萍也在天津半导体厂实习，文汉民希望张可萍留在天津，理由是，天津是大城市，将来的发展前景大。张可萍是襄樊人，希望文汉民和自己一起留在家乡。而且襄樊半导体厂是新厂，省市领导都重视，厂领导也希望文汉民能到襄樊来，将来的前途无量。文汉民最终被张可萍说动了心，毅然决然地离开天津来到襄樊。文汉民成为襄樊市最早引进的科技人才。1968年底，襄樊半导体厂仅有分配来的4名大学生，这四个人中仅有张可萍、陈正选两人是学半导体专业的。1969年底文汉民调入襄樊半导体厂后，承担了硅平面三极管的开发和生产，1970年10月，硅平面三极管系列产品顺利投产。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文汉民也被厂领导委以重任。文汉民在襄樊的情况也打动了他在天津半导体厂的同事，经过他的推荐动员，很快又有5名技术人员从天津半导体厂来到襄樊半导体厂，他们来后，迅速参与开发大功率硅整流管、数字集成电路、线性电路等高科技新产品。

1970年12月，一机部在河南开封召开“军工外配产需衔接会”，马有德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现，需求量最大的是5A、 10A、 50A、 100A、200A的硅整流元件。

硅整流元件又叫晶闸管，英文缩写SCR，是一种大功率硅半导体器件。它具有同半导体二极管相似的单向导电特性，而且它对电流的导通可控制，是一种具有可控的单向导电特性的整流元件。硅整流元件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因为其工作过程可以控制，被广泛应用于可控整流、交流调压、无触点电子开关、逆变及变频等电子电路中，是典型的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设备。硅整流器体积小，功率大，重量轻，工作稳定可靠，应用范围广。以功率几千千瓦的重型机床为例，这种机床工作时需要庞大的电动机、发电机、齿轮变速箱、调压器等各种伺服设备，现在通过大功率硅整流设备便全部取代。1957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款硅整流器，1958年将其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化。硅整流器问世以后，在电力输出、传导控制上掀起一场革命。

马有德听说过可控硅整流元件，但自己的厂里从来没有生产过，看到这种产品需求量如此之大，他竟然不顾一切，将这批系列硅整流元件的供货合同全部签了下来。

用今天的观点看，马有德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但艺高人胆大，马有德就签了，怎么着？他的想法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不就是个硅整流元件吗？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可能无法干成，但从结果看，很多干成了的事情总是不符合常规思维逻辑。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正在饿肚子的时候，毛泽东拍板决定发展核武器，发展核潜艇，外国人包括一些中国人都认为不可思议，首先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吗。但正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中国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跨进了只有美、苏、英、法四个大国组成的核俱乐部，为中国赢得了尊重，中国从此有了让敌人不敢有非分之想的保障，也为中国以后能够放开手脚发展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首先要敢想，其次要敢干，这也印证了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合同对供需双方是一种法律约束，签订了合同就意味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供货，马有德大胆签订下这份合同，对企业顿时产生了倒逼效应。

要生产大功率硅整流元件，首先要了解这种元件的生产过程。经了解，位于西安的“西安整流器研究所”是国内最权威的硅整流元件研究所。襄樊半导体厂派出李新发、乔千文到“西安整流器研究所”去学习。没想到这次学习，居然复制了文汉民调入的故事。

西安整流器研究所为机械工业部下属院所，是我国唯一一所从事电力半导体器件工艺技术、变流技术研究的专业研究所，重点从事电力半导体器件及其应用技术研究，中国第一只大功率半导体硅整流管就在这里诞生。李新发、乔千文来到古城西安，一头扎进“西安整流器研究所”，两人勤奋好学，不懂就问。研究所技术员肖仰山负责培训他们。工作中，他们发现，每到星期日肖仰山都不回家，而是继续在研究所里或是工作，或是指导他们。经过交谈了解到， 肖仰山的爱人陈仁久在四川工作，两口子两地分居。当问到为什么不想法子调进西安时， 肖仰山苦笑道：“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他们想到，如果能解决肖仰山两地分居的问题，把肖仰山调进厂里岂不是解决了生产大问题。信息迅速传递给了马有德。马有德堪称“马大胆”，他不仅大胆签下供货合同，在调入急需的科技人才方面一样大胆。得知肖仰山的情况后，他自己制定“土政策”，解决肖仰山爱人的工作和住房，终于在1971年年初将肖仰山调入厂内。 肖仰山的到来直接解决了生产大功率硅整流器的技术难题。肖仰山感受到了襄樊市半导体厂的真诚，于是回到西安现身说法，在他的样板感召下，他在西安整流器研究所的老同学、同事梅彦祥、蔚健翔、王云龙、陈月桃、李森尧、唐肃、党联勤等8名科技人员均因解决夫妻分居和家属为农村户口等问题调入襄樊半导体厂。这些科技人才的调入，大大加强了半导体厂的科技力量，被称为“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在西安整流器研究所就是硅整流元件的研究技术骨干，在襄樊半导体厂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产品从锗、硅平面三极管发展到5A、 10A、 50A、 200A的硅整流元件以及可控硅、快速可控硅等，形成了硅平面三极管、硅整流元件、汽车电子元器件三大类产品，产品供不应求。工业产值从1968年建厂初期的16万跃升为1971年的220万元。湖北省电子工业局为此专门在襄樊半导体厂召开现场会，时任市委书记曹野兴奋地说“半导体厂放了一颗卫星”，文汉民也得到嘉奖。襄樊半导体厂再次尝到引进和依靠科技人员的好处。

即使有这些人参与，也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此时襄樊市内还没有开始大规模面向外地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面临巨大的人才需求，作为厂党总支书记的马有德毅然决定，再次复制引进文汉民、肖仰山的办法，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挖人才。在襄樊市大规模调进人才前，襄樊市半导体厂已经悄悄地从全国各地自行调进46名科技人才，马有德是襄樊人才引进大潮的先锋。1974年元月，马有德调任襄樊市机械局党委书记。

1973年，襄樊市开展轰轰烈烈的“双革四新”大会战，电子元器件是这场大会战中需要最多的“宝贝”，除了部分外采外，大部分任务都落到了襄樊半导体厂。大量的新产品开发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这对半导体厂形成巨大压力。

了解到半导体厂的压力，5月，曹野来到半导体厂调研。他见到马有德问：“你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一句问话击中了马有德的心思，他脱口而出：“曹书记，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技术人才，这些年我实在是太艰难了。”

仔细听完马有德“私自”引进百余名科技人才的经过，曹野不禁感慨万千，一名基层企业领导，为了企业发展如此重视人才，实在难能可贵。曹野当场给马有德开绿灯：“你不要为难了，你调进人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市里全部给你解决。另外，我给你100张空白的干部商调函，100张户口指标，100张商品粮供应证明。但是你一定要把真正急需的科技人才给我调进来，保证半导体厂在双革四新中完成任务。”

据时任仪表元件厂的党委书记雷成斌回忆：“曹野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凡是他们来找我，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开什么会都不要阻拦。”

1975年襄樊市开始大规模面向全国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1973年进入半导体厂的雷成斌被曹野点名参加了引进人才专班。由市里出面公开引进，比起马有德仅靠企业自身引进效果要好很多，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天津、武汉、锦州等地的科技人才源源不断地加盟襄樊半导体厂，到1976年，襄樊半导体厂共引进人才114人，高中级技工38人。笔者手里拿着一份襄樊仪表元件厂20世纪70年代引进科技人才统计表，表格很朴素，表格的内容很惊人。

表格内容一，引进人才原毕业高校：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共计40所高校，全国重点高校全都在这40所高校内。

表格内容二，20世纪70年代引进人才原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一机部西安整流器研究所、一机部北京机电研究所、一机部机床研究所、中国科学院109厂、国防科工委25研究所、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北京无线电研究所……等共计35个单位。

在录入这些单位时，笔者不仅数次感叹，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单位啊？这里罗列的几乎全是中国的“宝塔尖”，从中国最好的高校毕业，进入中国“宝塔尖”单位就职，却又汇聚到襄樊古城里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半导体厂。倘若不是对外引进，哪家企业有如此大的能耐，能把这些“灿若繁星”的人才汇聚一堂？有了如此惊人的人才队伍，还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双革四新”活动中，襄樊市半导体厂依靠引进科技人员，先后为市内燃机配件厂研制成功“程序控制机械手”，为市机床厂研制成功“数控铣床”，为武汉重型机床厂研制成功“可控硅调速电柜”。襄樊生产的可控硅调速电柜给武汉重型机床厂配套引起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和机械工业部科技司的高度关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厂居然能够给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的大型设备配套，这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武汉重型机床厂是国家重点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大型企业，负责为国家生产大型和超大型机械，可以生产8米、10米的大型立式车床。武重的产品是要为国家航空、航天、造船、大型电站等国家工程服务的，对质量要求极严，能够给武重的产品配套，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襄樊生产的可控硅调速电柜的产品质量。1977年5月，机械工业部科技司、湖北省机械工业局、湖北省科委等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专家齐聚武汉重型机床厂，对襄樊生产的可控硅调速电柜进行质量鉴定，按照国家的电工标准，专家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马有德、徐明光代表襄樊半导体厂接受咨询，鉴定会最后的结论是：该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批准襄樊半导体厂为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配套生产厂家。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配套生产厂家成为襄樊半导体厂最好的“广告”，鉴定会后，全国各地的订货纷至沓来，最后，仅可控硅调速电柜一项就为全国80余家企业配套，年产值达800多万元，成为企业的“当家花旦”。襄樊半导体厂也由此成为机械工业部重点扶持的企业，机械工业部数次投资该厂，对该厂的生产环境、生产装备进行改造以提高其能力。在全国大批量生产生产可控硅元器件产品的企业中，襄樊半导体厂位列全国前三甲。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纪念堂内保存毛主席遗体的房间需要自动调温、调速的控制系统，在今天，恒温控制已经是很普通的技术，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尚不知空调为何物，家里有一台电扇都被视为奢侈品，恒温恒湿系统动用了全国很多部门来研究。当时，这套系统需要一种名叫“运算放大器”的新产品，经过反复挑选，襄樊仪表元件厂的“优质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被选中。列位看官可以掩上书卷，闭目沉思：什么样质量和水平的产品才能进入毛主席纪念堂？襄樊半导体厂依靠引进科技人员的努力，为襄樊人民赢得这份荣誉。

电子仪器仪表是几乎所有大型机械设备包括汽车等必需的重要设备，为了适应国内需要，一机部想要投资一家属于本系统的电子厂来生产所需产品，一机部仪表局和元件处分别对国内重庆半导体厂、大连半导体厂、上海半导体厂和襄樊半导体厂四家生产企业进行了考察，襄樊半导体厂的产品口碑和雄厚的技术力量引起了一机部的关注，最终决定投资襄樊半导体厂800万人民币。这笔投资一下子将襄樊半导体厂从一个地方企业升级成国家重点配套企业。1975年3月，机械工业部下文，将襄樊市半导体厂列为国家第五个五年计划重点技改项目，投资397万元，建设建筑面积达3697平方米的“超净化车间”，1981年，一座净化级别达到1万级国内一流、世界先进水平的无菌车间建成，连前来考察的美国专家也连声赞叹。

依靠强壮的人才优势，襄樊市半导体厂完成了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实力大大增强，不光在襄樊市、湖北省，而且成为国内知名的仪表元件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原材料来源决定企业发展，在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机部仪表局批准襄樊半导体厂列入仪表总局定点直供厂。经一机部、湖北省仪器仪表主管部门建议，1976年，襄樊市革委会（市政府）批准襄樊半导体厂更名为襄樊市仪表元件厂。

1970年建厂以来，仪表元件厂共开发出18个系列200多个规格的新产品，试制出了PG988电子程序快门集成电路、3DD特大功率晶体管、100A硅整流管、F006线性集成电路等四种在国内具有先进水平的产品，其中FG988电子程序快门集成电路与号称半导体大国的日本同类产品处于同一技术水平。先后承担了国家经委和一机部下达的科研攻关任务31项，为毛主席纪念堂提供了“优质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嘉奖。1980年承担机械工业部的科技攻关项目，试制成功微处理机随机存储器集成电路，获科技一等奖。1988年建设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FG210和FG2113英寸集成电路。截止到1995年，共获得部级成果奖8项，省级成果奖16项，市级成果奖10项。所有这些奖项的背后凝聚着每一名引进科技人才的心血和智慧。

从1967年十几个人的社办小厂到今天的国家级专业化半导体元器件生产基地，“中国行业100强”，“中国500家最大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襄樊仪表元件厂以自己的成功说明：“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今天的仪表元件厂生产集成电路、晶闸管和汽车专用整流元件三大类75个品种上百种规格的产品，全国生产的晶闸管，仪元电子占了三分之一，仪元人自豪地称“三分天下有仪元，无限风光在岘峰”。

谈起仪表元件厂的发展和成功，仪表元件厂的创始人马有德一言以蔽之：“仪表元件厂能有今天，主要靠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