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只有主动与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发生交易，才能产生对经营者有足够惩戒作用的标的额，才有可能得到有吸引力的回报，最终达到使广大消费者受益，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立法目的。”
1995年11月24日，北京，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主办“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会议主角是因“打假”初有声名的王海。
22岁的王海端坐在会议桌前，头戴棒球帽，看上去有点腼腆。他念了一篇别人替他起草的《我的困惑》，其中有上述一段话。他最后说：“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错了吗？”[6]
1997年，《王海自述：我是“刁民”》一书出版。
2013年3月，媒体报道，如今王海的打假团队超过200人，有律师团，有合作的调查公司，有一套完整的从调查取证到诉讼的打假流程。“现在一年能接10多起打假的业务，这些业务有商业客户委托代理打假，有竞争对手之间的打假，有同政府部门的合作。”王海说，“某厂商委托我们打掉一个生产假冒该厂药品的造假工厂，打假费用是200万元。”[7]
“‘共匪’来了！”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讨会在台湾召开，大陆方面派出了31名历史学者参加。
台湾一位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振臂高呼：“‘共匪’来了！”
后来，台湾的张玉法和大陆的杨天石两位学者就此玩笑表达了相同观点：两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观”，国民党不是匪，共产党也不是匪，双方的初衷都是试图为这个民族寻找出路，只是各自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已。[8]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1995年12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读物。书中提到，1953年，中国科学院拟调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入京。当年12月1日，陈寅恪作《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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