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说和“英雄史观”

与天赋“性善”论相一致，孟子提出了一整套先验论的认识论和英雄史观。孟子认为道德观念都在人“心”中，都是人生来在本性中就固有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他称这种不用学习、不用思虑就具有的知识、才能为“良知”“良能”。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所以，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这是说，求知识、才能没有别的途径，只要把放弃（散失）掉的天赋本性找回来就行了，也就是说，不必要到实际中去实践、学习。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只要充分发挥天赋的“心”的作用，就可以认识自己的本性（即“性善”），进而了解“天”的意思，掌握“天”给人们安排好的“命运”。

“尽心”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思诚”。在孟子看来“诚者天之道也”（《离娄上》），“诚”是天的根本法则，而“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忠实地实行“诚”是做人的根本法则。“诚”的中心内容是“善”，“思诚”的中心内容也就是要“明乎善”。他说：“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离娄上》）所以“思诚”或“诚其身”，也就是“尽心”，也就是要恢复和保持“良知”“良能”。能够做到“尽心”，“诚其身”，也就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备于我心中，自己确实是做到了诚其身，因此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这是孟子天赋道德观念论在认识论上的必然结论。一切不必依赖于客观存在，而只要主观上做到“诚”，即“明乎善”，万事万物我都具备了，同时也就与“天之道”的“诚”完全相符合了。这在孟子看来，也就是具备了一切做人的知识和才能。

孟子区分了认识过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把人的耳目之官（感觉器官）称作“小体”，把心（思维器官）称作“大体”。他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一个人如果能以“大体“支配”小体“，就是大人，如果从其“小体”，即听从耳目感官，而不听从人的理性，那就是小人。孟子十分轻视感性认识，特别强调抽象的理性认识。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耳目感官没有思虑作用，所以它接触外物要受到外物的蒙蔽，至多也只能给你一点印象。“心”是思维的，要真正了解事物的本性，只有用“心”去思想，否则就得不到，这是天赋予我的能力。因此，在孟子看来，用感官去认识外物只能受外物的蒙蔽，因此也就是“小人”，而用“心”去得到事物的本性才是“大人”。他说，“大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他能够端正自己的“心”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活动也能随之而端正。

孟子片面夸大了人的理性思维作用，同时也宣扬了宿命论。这在他的体系中是一致的。因为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天赋的，理性思维的任务是认识天的意志（“天命”）。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一切都是由“命”决定的，人只能接受天给你安排好的“命”。人的一切主观努力，都是为了不违背“天命”，而能够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结果，这就叫“正命”。譬如，孟子说，一个懂得“命”的人，他就不去站在将要倒塌的墙下，以免死于“非命”。

据《孟子》记载，当时孟子还曾与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进行过辩论。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滕文公上》）君主必须与人民一起耕种，然后才可取得粮食，自己动手做饭，同时治理国家。他还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上、质量上相等者，价格相等。许行的这些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在上位者不劳而获的行为，有它的进步性。但他们从平均主义和否定分工的角度来提出解决阶级对立的矛盾，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它反映了小生产者思想的局限性。孟子揭露了许行思想的这一局限性。他从社会分工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出发，把分工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从政治和经济地位看，人生来就分为“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膝文公上》）。这就是说，“君子”“劳心者”，生来就是统治“小人”“劳力者”的，他们是受供养者。而“小人”“劳力者”，则生来就是处于下位，他们的任务就是供养“君子”、“劳心者”。孟子强调指出，这种生来就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等级关系，正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天下共同的道理，是不可更易的。

从知识、才能来看，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他借古人伊尹的话说：“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下》）“天”生下人类来，就是要使先知先觉的人去开导启发后知后觉的人。孟子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靠那些明君、良臣、圣人的先知先觉的智慧和才能。他对古代一些所谓的圣人都十分推崇，其中特别崇拜孔子。他认为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孔子说成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孟子还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同时，也一定会有有才干、有智慧的良臣、圣人出现。他计算了一下，从周取天下以来，已过了七百多年了，根据这个数字和当前的形势，应该有圣人出现了。孟子是以孔子为榜样的，自视很高的，认为自己是当今的圣人。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意思是，现在是老天爷不想使天下太平，治理得好，如果想使天下太平，治理得好，那除了我还有谁呢？孟子也像孔子那样曾经周游列国，就是希望寻找一个“圣明”的君主，能够采用他的“智慧”，实现他“平治天下”的理想。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提出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反抗暴政的批判精神，“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反求诸己”的修养功夫等，都是孟子思想中积极进步的内容，值得继承和发扬。但是孟子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也不容忽视。他的性善论没有看到社会实践在人性形成、发展、完善中的作用，他的认识论忽视了感性认识的作用，他的历史观片面地强调了英雄人物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