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两天前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了外交部历史上首次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由于没有专门的场地，会场就设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连座位都没有，只能站在钱其琛的周围。
钱其琛的发言只有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刚念完声明，他身边的一位苏联记者就竖起大拇指，说了句“很好”。
没有提问，发布会匆匆结束。
这次略显仓促的亮相一年之后，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三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三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三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大会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对他说。当着大会秘书长杨尚昆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五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新宪法有三票弃权，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三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三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将这三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杨尚昆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三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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