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中国研究员杨俊峰的文章《乌克兰转型困局对中国的启示》。这是一篇针对性、时效性很强的文章。
文章的一个观点是，分化对立不利于转型。乌克兰转型困境最重要的根源，是国内严重的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分化及对立。国内亲俄和亲欧群体的严重对立，政治家们在亲俄和去俄亲欧之间反复摇摆和过度投机，加剧了国内认同的撕裂。
文章的又一个观点是，集权体制、官僚阶层未被触动，民主宪政难以落实。政府机构一切如旧，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极不透明，办事程序繁琐，官僚们利用市场化为所欲为，企业不堪负重。乌克兰未能建立起一个正当而又有效的政治权威，这也是它腐败盛行、社会混乱以及经济衰退的根源之一。
文章的另一个观点是，民主转型需要妥协。建立新的秩序、权威和法治，根本上依赖于整个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社会的对立和分化不能太过严重，但也同时离不开妥协精神。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清算，重复着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是乌克兰建立了民选、分权体制，但却无法有效运转的重要原因。自由民主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政治，不仅取决于制度的设计，还取决于民众尤其是精英的妥协精神。妥协就是寻求对话协商。善于妥协的民族和时代，往往少有大的震荡和苦难，且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上述观点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读者必须弄清楚且想明白，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现在面临的转型，无论是产业调整、经济转型，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非乌克兰的转型，更非向欧洲、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转型。
杨俊峰的文章说：“乌克兰曾和中国一样实行共产主义体制，同属过社会主义阵营，并都与俄罗斯毗邻，渊源甚深；而又有不同的是，乌克兰二十多年前脱离苏联独立，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政制，但至今政局一直如翻烙饼般反复，转型步履蹒跚。这对正起步民主转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自然更值得关注。”
品味杨俊峰的文章，感受到他的用心。他对中国的转型是抱有期望的：不要重蹈乌克兰的覆辙，不要出现混乱和反复。但是，他提出转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建设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呢？杨俊峰没有明说，所以，读者还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
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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