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也要求“真”

新闻报道也要求“真”
——王子今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王子今，1950年生，河北武安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已出版学术专著《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忠”观念研究》、《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盗墓史》、《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等20种，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

采访时间：2004年8月8日

采访地点：咸阳“帝陵文化暨城市形象定位研讨会”

采访人：孔洪刚

新闻报道也要求“真”

记：历史研究有两个不同的取向，一个是求真，一个是求得规律。您怎么理解新闻的价值取向？

王：真是有这种取向的不同。一个是求真，把一件事情说出来，还原其真相；一个是求得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新闻是求真之学，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新闻，特别是党报、党刊，变化不是很大，新闻性不强。

记：您认为在现在的时代条件下，党报、党台的出路在哪里？

王：党报、党刊、党台，既然使用了国家资源，就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为人民说话，为全社会说话。

记：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有“先立人”的说法。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实行的是愚民政策，认为老百姓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捂住、盖住对统治比较有利，这样就无法“立人”。新闻媒体如何才能“立人”？

王：媒体真正的使命应该是传承文化传统，还要帮助全民族形成新的时代精神，这样才能“立人”。而“立人”的前提，则是要让社会公众有知情权，人民有自己教育自己的权利，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权利，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的权利。只有肯定个人的主体性，才能谈得上“立人”。

记：从人的认知的角度看，历史上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得而知了，试图恢复、还原历史原貌，也只能是接近而不是全部恢复。记者新闻报道也有一个认知的问题。

王：历史原型的探求，有的问题可能是很困难的，应该说有一部分确实是不易找出历史真相。这里又涉及史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如秦汉史，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正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司马迁本人写书时，也是依据他个人的感受来做记录的。当然他反专制、暴政，有平民化倾向，记录比较真实，但是他的记载未必很全面。班固的《汉书》更称得上信史，同样班固也有他自己认知上的限制。各个史学家的倾向不一样，更有主观上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的。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历史也可能被扭曲，“任人打扮”。新闻也是由人来完成的，如果后代人看了不全面、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以为那是客观的历史，那就错了。

记：从您刚才提到的史学与新闻的比较来看，新闻不仅仅是有当代公用性，还能传承后世。如果新闻报道不全面，则意味着给后代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史料。

王：如果新闻记者都能有这方面的意识，就好了。司马迁对历史上传说的三皇五帝的记录，是他寻访各地老人，记录下来的，并删除了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那些东西他认为不可信。他游历各地，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在《史记》中，于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有十分生动的记述。在司马迁笔下，有成就的学者、商贾、医生、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事迹，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受到重视。司马迁热情赞美游侠的侠义精神，大胆揭露酷吏的残暴行径。在颂扬汉武帝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敢于指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司马迁这种治史的精神与记者追求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境界，应该是相通的。历史与新闻报道，面对的都应该是社会公众。

记：记者应该从历史学科那里吸收哪些方法，或者说看待事物的态度与方式，以改进新闻报道？

王：历史学科是一个比较重视实证的学科，有比较好的学术传统。不能说新闻从业者应当从历史学科那里吸收什么，而是应当共同遵行求实、求真的科学方向。当然也希望传媒在自身工作中涉及史学学术问题时，多多尊重学者的意见。

新闻工作者需要从各方面充实自己

记：您对现在的新闻报道怎么看？

王：在我和我的朋友圈子里，大家似乎都基本上不把新闻看作学术存在来尊重。史学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一门学科，统治者对它都非常重视，通过读史获得政治经验与智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史书的量最大。最初按照“经、史、子、集”分类的《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史部书籍已经多达13 264卷，占到经、史、子、集四部合计总数31 694卷的41．85%，加之“六经皆史”，经书中有许多史学材料，如《春秋》、《尚书》等，这些遗存保留下来了，现在还有许多人读它们，说明它们的文化价值是存在的。史学的治学原则强调求真，这有着悠久的传统。新闻界的从业者当然也相当多，他们每天不知道让多少文字弥漫在空气中，让你不呼吸也得呼吸。但是有多少是真的、有意义的信息？有多少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记：在新闻实践中，我国记者表现出了多大程度上的专业追求？

王：就我接触的新闻报道来看，觉得相当一部分记者是比较缺乏文化修养的，在报道中往往追求卖点，一味迎合公众的情趣。例如，有些记者热衷于报道社会治安案件，在他的报道中，新闻变成了一则一则传奇或者煽情、庸俗的故事。史学讲究实事求是，好的新闻报道也应该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新闻报道影响的面很大，如果出现错误或者新闻失实，消极影响会更大。是努力提升民族的文化素养，还是一味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新闻工作者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记：记者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各方面的修养，提高各方面素质。

王：首先应该是基本的科学精神，那就是情况如何危险、自己如何辛苦，都要把真实的东西尽快报道出来。其次，涉及不同学科专业时，要补充专门的知识，去请教一些专家、教授。我接触最多的是历史、考古方面的报道，举一个简单例子，在《新闻联播》中报道的某一则考古新闻，在考古工作者看来，往往不是太重要，在媒体中，却以最重要的新闻面目出现。有些在专业人员看来已经是“旧闻”的东西，有人却还当作“新闻”在炒。我不知道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偶然？

记：这是新闻价值的判断问题。

王：谈到新闻价值，它应该与学术价值相一致。比如曾经有一则报道，说秦始皇兵马俑原来是有彩的，现在需要先进技术去保护。其实在历史考古界，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早已人所共知。新闻记者以为获得了最新的发现，实在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记：并非所有的新闻，都应当在第一时间内报道出去。

王：记者要注意考古自身的规律，就要尊重专家与有关部门的意见，把报道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与新闻报道的原则结合起来。现实的情况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一家媒体都想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从而造成谁也不愿见到的消极后果。

记：涉及专业报道，记者应该怎么做？

王：应当在文稿、图像等各方面，请教专家与专门的文物机构，他们了解得更多一点。这样，就知道了应该不应该报道，在什么级别、什么范围内报道比较合适。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太可笑的外行话，出太多的“硬伤”。

记者就考古或者历史报道，向专家、学者请教时，应当注意两点：一点是记者要遵循相关部门的规定与制度；另一点，也要尊重考古工作的内在规定性、特点。一项考古出来后，考古工作者首先是不想让记者知道。记者在第一时间得知相关信息，就会追求时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报道出来，给考古工作带来被动局面。这种被动表现在，一是尚未进入研究阶段，记者报道难免不准确，也会歪曲专家的观点与看法，记者自己提炼出一些观点，加上一些噱头，吸引受众的注意。二是保护问题，如前不久周公庙附近发现甲骨后，有人迅速就作了报道，文物保护部门还没有来得及布置保护力量，附近马上就出现了盗掘现象。

记：当前记者有没有合作意识？

王：很多记者以当地行政部门的权力压人，硬性采访，在采访中，任意采访、拍摄的情况时有发生。认识不到考古工作固有的性质与特点，有时候也不尊重考古工作者。考古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两者的工作，都是立足各自岗位的工作，两者应当是合作关系。

记：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王：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就可能好一点，考古单位也可以定期接受记者的采访。

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专题片

记：您如何评价近几年流行的历史剧热？

王：要尽可能表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不要有太多的虚构，太多的夸张。编剧和导演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表现历史，由于历史常识过于贫乏，往往出许多笑话。当然，故意的歪曲与“戏说”，更令人生厌。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场景、道具出的错特别多。比如城墙，宋朝以后，才有包砖的城墙，以前都是夯土墙；城门，秦汉时并没有拱形的。但是在拍摄中，这些具体的细节往往被忽视。又比如汉代的骑兵还没有使用马镫，但是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往往都违背了这一历史真实。

记：学术如何普及化？

王：有的学者协助媒体做的事情比较多，在学术界就往往受到非议。学者是否应该成为媒介上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物，80年代即有讨论。我主张著名学者应该动笔写一些教材或者普及性读物。我小时候读过吴晗先生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很受教益。现在很多大学者不屑于这样做。学者应该把握好度，既不影响高深的学术研究，又能把知识与感触告诉更多的人。

记：近些年，文化专题片方兴未艾，您怎么看它的发展状况？

王：我可以谈一谈我对文化专题片的看法。文化专题片的制作与生产，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看看阳光卫视翻译过来的东西就知道，它非常有意思，很吸引我这样的人看。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发现”频道的节目制作，也很有水准。文化专题片其实是很有前途的。

关于国际报道

记：近几年国际上发生了很多事件，大使馆被轰炸、中美撞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等，对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国的有些新闻媒体，似乎是在煽动一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外交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很不健康。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都形成了特殊的导火线。“9·11”事件发生后，网上很多大学生发表言论，认为炸得好、炸得过瘾。这种对人类悲剧的冷漠态度，非人道的反应，是令人震惊的。这脱离了基本的人道精神。

伊拉克战争，在欧洲，一些国家反对，一些参与了战争。欧洲反对出兵的那些国家，也同样主张萨达姆政权应该推翻，但认为证据还不够。我们一些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谴责美国是霸权主义，认为美国不应该出兵伊拉克，然而报道萨达姆政权的罪恶的却很少。倾向性太明显了。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访谈曹景行时，曹景行首先也说，美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豫反问了一句，这难道不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吗？曹先生的思路与不少中国人的差不多，鲁豫把握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