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全是自己的不好，比如明明生性浅薄见色心喜，却偏要装作一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怪样子；明明利欲熏心思官若渴，却偏要装作一副陶靖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丑态。到了公元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在生活了数年的这个城市里，我已到了艰于呼吸的地步，一连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之后，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
说全是我的不好，绝不是故作旷达的调侃，而是深深的自省与自责。说艰于呼吸并非不能呼吸，蜷缩了身子，再低的屋檐下也能生存。道理再明白不过，这个省会城市少说也生活着二百万的人口，不敢说人人安居乐业，至少表面看起来熙熙攘攘，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最强有力的反证是，在街头有本地的乞丐，在周边的煤矿里有外地的民工，他们不都在这儿日复一日地活着吗?说逃离也不是什么夤夜翻墙而走，而是一个切实的计划。主意一定，仿佛那勒在脖子上的绳索松开了不少，呼吸顿时顺畅了许多。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对罪犯精神上的作用，大抵与此相仿。
再说我那切实的计划。
在这儿我是专业作家，这算是职务；职称呢，全称是一级文学创作员，将那个“员”字换成“家”字，再将“文学创”三字省略，就可说是一级作家了。一级作家是正高，若在研究机构，相当于研究员；若在高校，就相当于教授。不管是高了还是低了，相当于什么肯定不是什么。还有人说正高职称相当于干部的厅局级，太原市的市长不过是厅局级，只有疯子才会说一个一级作家相当于省会城市的市长。
若真是个教授，在高校之间调来调去，不是难事，作家可就没有这个方便了。先不说你山西的一个一级作家，到了别的省说不定连二级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哪儿的作家协会，也不会从外地调一个大爷进来供养着。本地的大爷们还今天闹房子、明天闹待遇，闹得领导不得安宁呢。再说，我空负着个一级作家的名头，实际上既没获过全国性的大奖，也没有写出过轰动一时的大作，充其量只能算个三流作家。别说是外地作协的领导了，换了我，也是宁愿调一个勤杂工进来给他作家的工资，也不愿调一个作家进来哪怕他情愿做勤杂工。
外地作协是不用想了，敢想的是外地的高等院校。北京、上海的高校都是虎踞龙盘，自然不敢想望，敢想望的是南方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城市，一个门槛不怎么高的高等院校，比如高专之类。为什么是南方的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城市，而不是北方的一个省会级的城市呢?在我的小心眼里，南方乃山清水秀之地，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地级市，足可以抵得过北方的一个省会市了。至于为什么选择高校而不选择研究机构，那是因为我当过十多年中学教员，喜欢教书这个行当，当教授可说是年轻时的梦想。研究机构的工作也是坐在家里的时候多，跟作家协会没有太大的差别。
要进高校，有本学术著作才好说话。你一个作家，在人家看来肯定是桀骜不驯那路货色，没人会要的。而一个在野的学者，听起来就可爱多了，盛世哪能让遗贤在野地里风吹日晒加雨淋。
写什么?我大学念的历史系，平日看书最爱看的也是学问方面的书，这事儿可难不倒我。跟前就有个做学问的朋友叫谢泳，跟他商量了几回，就定下了写《李健吾传》的方案。收集资料，编订年谱，一步一步，全是按做学问的路子做的。用了三四年时间，写出来了也要出版了。然而，又是这个谢泳，一句话就把我的兴头浇灭了，他说这几年高校的风气变了，调进的至少要硕士学历，博士更好，断不会因为一本书就聘一个在野之人当教授的。
那就考个博士吧。那几年我一直订阅《光明日报》，一天忽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的党委书记翁杰明先生写的，说他们那儿怎样加强博士生的培养，便给这位翁先生写了封信，说我多大了，什么学历，什么职称，想考他们那儿的博士生，问还有些什么条件。不久翁先生回信说，按国家规定考生年龄的上限为四十五岁，考虑到你的情况较为特殊，可以不受此条件的限制，但外语是必须考的，可在英、日、俄三语中任选一种。这个回信让我大喜过望，说干就干，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去本市解放路书店买回了几本俄语语法书，当即就嘞嘞地念了起来。初中高中学了六年俄语，自认为一旦捡起来，功夫下够，考试过关不是难事。与此同时我打听清了，社科院现代文学的博导是张恩和先生，就计划什么时候去了北京上张府拜谒，烧烧冷灶，给未来的导师留下个“张”门立雪的好印象。这是一九九六年春天的事儿。
念俄语太费时间，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不死心的仍是去个门槛不怎么高的普通高校。我就不信我这么大的本事，连蒙带骗去不了一个差点的大学。曾应了一次重庆师范学院的聘，给人家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若一朝聘了我，就组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室，不出数年，贵校的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必巍巍然雄踞全国前列，北大、复旦怕都要瞠乎其后了。人家没有信这号鬼话，只是客气地说，欢迎韩先生有时间来敝校一游。
也是意兴阑珊再加上恼怒不已，也是想引起各地高校注意，中国的野地里还有这样一个遗贤没有起用，我曾专门写了篇文章，叫《我的教授梦》，刊登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的《中华读书报》上。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久便收到无锡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咏枫先生的来信，说他们学校很快要改名为江南大学，问我可愿意来无锡任教。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不就是一个又大又圆馅儿又香的!
几次书信往返之后，二○○○年春天便与妻子去了一趟无锡，可以说是应聘，也可以说是考察。学校待我们真是诚心，连预备的房子都让我们看了，就在太湖边上，一百二十多平方米，三室两厅，还是二楼。陪同我们看房子的是学校人事处的一位副处长小杨。大概看着我怎么也不像个教授，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总想套出点什么。
“韩先生一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吧?”
“没有。我们那儿像我这样的水平是不够格的，比我强的车载斗量!”
“韩先生一定跟原单位的领导关系不错吧?”
“谁当领导我都把他们当国家主席一样地尊敬，人家怎样看我可就不知道了。”
“韩先生学问这么好，怎么不去山西大学当个教授呀?山西大学可比我们这么个教育学院强多啦。”
“山西大学是我的母校，我的底子……”本来想说“我的底子他们全知道，也就绝不会要我”，一想这不是说漏了嘴吗?马上改为“是在那儿打下的，再回去没啥意思”。
“韩先生现在还是《山西文学》的主编，要是来了我们学校，刊物怎么办呀?”
“我这个主编只是挂个名儿，当不当无所谓。”
晚上回到宾馆，跟妻子细细商议，觉得这个学校还是不太理想，一是学校规模太小，甚至比不上我上高中的那所中学气派；二是看了教授们备课的地方，在一个大房间里，跟中学的教研室差不了多少。这样的地方怎么能来呢?第二天见了王主任和杨副处长，他们问我的感受如何，我说很好，回去后考虑考虑再做决定。回来之后，再也没提这回事。
从一九八九年到二○○○年，十一二年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度冲刺几度折翅，都没能逃离山西。转眼间已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能逃离山西，是我的不幸还是山西的不幸。如今我就像当年的苏三同志，走在出了洪洞县的路上，叫一声过往的君子们呀，请你告诉我!
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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