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中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称为“康乾盛世”。因对“盛世”的判断标准不同，史学界既有赞同的观点，也有反对的声音[209]。但是，康乾时期国家统一、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可否认的。高翔先生指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康乾时期得到空前加强，历朝未能很好解决的蒙古、西藏、新疆问题在这个时期均得到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牢固地置于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管辖之下，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康乾盛世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210]。
清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通过一系列捍卫统一、巩固边疆的征战实现的，而火器的作用尤为重要。平定三藩叛乱之际，康熙十三年（1674年）上谕南怀仁：“大军进剿亟须火器，尔可铸造火炮，务加意精工，俾越山渡水，轻便利用。”[211]十四年，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请调拨火器：“逆贼吴三桂闻臣进取长沙，必固守要害，非绿旗无以涉险阻，非红衣炮不能破营垒。”[212]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时，康熙三十年（1691）将军尼雅汉奏：“目下将西安所有汉军二千，内择一千官员，亦分半教习鸟枪，实大有禆于地方战守，……火器者所以攻坚陷阵之急需也，必多而整始大有济，今拟将西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丁壮及家人厮役内，不论旗分，择其人材雄伟者，创增一千人，专管教习，满洲官亦创令增设，共以兵二千为全数，设立火器营。”[213]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皇帝谕：“本朝用兵以来所向无敌，野战则胜，攻城则克，惟有弓矢剑戟为用。自三逆叛后，南方皆稻田，贼人虽用火器相持，而凡遇之敌靡不摧败，朕以故洞悉，特立火器，制备枪炮，交发八旗，由是我朝之威灵益震于四域矣。”[214]事实上，清军制造和使用火器早在入关之前。自此，专门装备热兵器的成建制的军队诞生。就“火器营”设立一事，《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编者言：“军器之中无猛于鸟枪、火炮者，其势甚烈，其力甚大，诚战阵之利器也，皇上深念剿灭噶尔丹当以火器为要，特广设枪炮，别建一营，不时训练，又以旧炮重滞，艰于运致，新铸炮式轻便行力准，大炮后击敌时，得火器之利居多，昔之用兵者虽尝用火攻，而制度精妙、士卒娴习未有如今日者，良由圣虑周详，无微不到，随机制械，以利大兵之用，是以能破敌而奏肤功也。”[215]可见，清代已经充分认识到先进武器在征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征准噶尔部、平定西藏和青海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协理将军阿喇衲奏称：“臣观贼人进退虽熟，踪迹甚轻，虽有鸟枪而火药铅子甚少。我兵炮位鸟枪全备，火药铅子充裕，此胜贼者一。”[216]火器精良、弹药充足已经成为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之一。
乾隆朝第一次金川战役时，四川巡抚纪山续奏筹办进剿事宜：“一、炮架、车轮、火药、铅弹等项需用驮载，马骡及乌拉鞍屉之费，应如所议，于粮务军需银内尽数支给。一、攻击瞻对，必需地雷大炮，原带火药铅弹不敷，陆续添运甚多，自省至炉，自炉出口，并分送各路军营。”[217]火器成为清军征战必备军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征回部之役，定边将军兆惠因缺乏火器被围，奏称：“臣等自十月十三日结营固守后，……正月初八日，闻数十里外枪炮声，知援兵至，是夜选兵千名，造云梯冲出焚烧贼垒，伤死千余人，生擒五十五人，夺军器无数，贼人退避，惟远驻贼骑防守。此次固守军营，……营中拾贼人枪炮铅丸万亿，每斫一木，即坠落无数，而我兵伤损甚少。”[218]敌军中火器的出现打破了清军的武器优势。征缅之役中，不但将储存于四川的九节大铜炮转抵永昌，腾越城“军营失药铅弹，前已运过五万五千余斤，现在腾越存贮尚多，又趱运药铅二万斤，火绳六千六百盘”[219]。强大的火器与充足的弹药，是征战获胜的必要条件。第二次金川战役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川巡抚桂林奏：“至兵械内枪炮最为便捷，而于攻打碉卡更为利器，各营现存火药十万九千余斤，枪子五百二十八万余颗，火绳六万盘，业经陆续赶运。其攻击大炮，阿尔泰现在军营就近制造，尚恐火药不敷应用，臣令两司预为采买硝磺，上紧煎熬配合，以供接济。”[220]次年，宝陕局原为鼓铸所购黑铅6.15万斤，因四川战事紧急，将之改造成铅弹，以供急需[221]。平定台湾天地会起义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上谕曰：“再贼人鬼蜮伎俩，狡诈百出，其所畏惮者，系官兵枪炮，正可用以杀贼。”[222]当时敌军也有火器，如攻克大里杙后，“起获大小炮一百六十余位，鸟枪二百三十余杆”[223]。但由于清军的封锁，弹药无法接济，最后仍被剿灭。廓尔喀之役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上谕言：“大兵进剿廓尔喀，直趋阳布，饷银固属紧要，而火药铅丸弓箭等项，尤为剿贼必需之物。虽福康安已于藏内就近购备，但为数究属有限，一经用去，即日见其少，全在源源接济，方可得力。”[224]可见，火器已经成为清军征战不可或缺的军事装备，而弹药供给成为军事后勤中的首要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在清代历次征战中均可见到火器的使用，火器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稳定边疆、巩固国防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枪炮及其弹丸的制造，则需要大量的铁、铜、铅等金属。据本书第三章的推算，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每年军事用铜在40万斤～70万斤。虽然其量不算大，却是关乎军国大计、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从火器和征战中可见，矿产资源，尤其是铜矿开采，在清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清代中前期征战不断，但大多发生于边疆地区，大部分中原地区的社会环境基本稳定。就在这200余年之间，清代人口出现快速增长。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清代人口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1.6亿人至咸丰元年（1851年）的4.36亿[225]，172年间增加了172.5%。但是，与人口急剧增长不同的是，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耕地的增长却较为缓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各省布政司田土总计607 843 019亩，雍正二年（1724年）683 791 427亩，乾隆十八年（1753年）734 055 936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791 525 196亩[226]，127年间仅增加了30.22%。再以人均耕地而言，乾隆十八年，全国册载人均耕地7.123 3亩[227]；而至嘉庆十七年，全国册载人均耕地2.188 5亩[228]，59年间下降了69.28%。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必要的人口是农业开发的前提，但当人口数量过度增加，人均耕地日益减少时，大量的人口势必会脱离土地而去寻找能够维持生计的其他资源。于是，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投身于矿产资源开发。可以说，人口压力是清代矿业兴盛的原因之一，它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中原地区由于开发时间较早，人口众多，荒地开垦无余，矿产资源也开发殆尽，成为清代中前期人口迁徙的源头。相对而言，边疆地区开发较晚，人烟稀少，自然条件艰苦，大量耕地、矿产资源尚待开发而成为吸引内地贫苦农民的理想所在。
以云南为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时，全省仅有人丁158 557名，耕地6 481 766亩[229]，每丁平均耕地40亩。但对于拥有4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云南而言，确实是地广人稀。此外，云南虽然可耕地不多，但富藏金、银、铜、铁、铅等各类矿产，也是康熙二十三年之后全国唯一一个允许开矿的省份。因此，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对内地贫苦农民有着巨大吸引力。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云南册载民数1 003 058口，民屯田地7 541 517亩[230]。嘉庆十七年（1812年），云南册载民数已达5 561 320口，民屯耕地8 397 454亩[231]。短短六十年间，云南人口增加了454.44%，而耕地仅增长了11.35%，人均耕地从7.52亩下降至1.51亩，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较全国尤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云南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97‰，虽然不排除统计范围扩大的因素，但这已经远远超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水平，表明清代中期云南人口的增加，非本地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大量外来移民所造成的。李中清先生也认为，18和19世纪时期西南人口的增加基本上是移民的结果[232]。
云南的耕地有限，这些进入云南的外来移民，大多从农民转变成为矿工。乾隆十一年（1746年），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233]本章第二节曾论述过，清代矿业兴盛时期，仅东川一府的矿业人口就可能达到10万人。此外，顺宁、临安、云南、大理、澄江、丽江、开化、永昌、昭通等府的金、银、铜、铅厂亦复不少。如乾隆年间，临安府蒙自县个旧乡“许龙树一带，旧系荒山，并无村落，初因方连硐兴旺，四方来采者不下数万人，楚居其七，江右居其三，山陕次之，别省又次之。”[234]王崧《矿厂采炼篇》曰：“游其厂地者，谓之厂民，厂之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按《滇南矿厂图略》载，云南铜厂35处、银厂26处、金厂4处、锡厂1处、铅厂4处、铁厂14处，共计84厂。故推测清代中期云南矿业人口应不下五六十万。
不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矿厂也不少。清代中期，黔铅的年产量曾高达1400万斤。乾隆十三年（1748年），贵州按察使介锡周认为，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游民日聚”，这是导致贵州米贵的原因之一。嘉庆以后，滇铜产量不敷，购买四川乌坡铜充京运。广西南丹州锡厂是清代最大的锡厂之一，雍正五年（1727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称：“查勘南丹锡厂，共开矿四十余处，矿徒及住家开铺人等约有万余人。”[235]
从大的方面看，明清时期是历史上中国传统社会变化的重要时期，虽然其经济结构很少变化，不论是王业键所谓的“广泛性成长”，还是黄宗智认为的“缺乏成长的发展”[236]，表现在人口、土地以及社会财富总量的持续性增加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高耗低能的发展模式，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大量的资源消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滇铜、黔铅为代表的清代矿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由此可见，清代矿业兴盛，尤其是滇铜开发，与清代军事、人口、资源以及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诸多内在的联系。人口的急剧增长，内地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贫苦农民远赴边疆，寻求生计，从而使边疆地区矿产资源得以大规模开发。而清代边疆开发、矿业兴盛有力地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币制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成为“康乾盛世”出现的重要因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