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滇铜的封建剥削

3.收购滇铜的封建剥削

制钱是清朝统治中国一个重要工具，所以对于铜矿的管理、铜斤的采买以及京铜的解运，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这些制度无处不表现封建王朝的剥削、压迫的色彩。清朝控制滇铜的办法，除解运一项将于下节叙述外，现在拟分为强制收买和剥削价格两点来说明:

甲.强制收买。商民开矿，首先要取得云南官吏的许可，并服从一定的收买和官定价格政策。关于矿场的组织，倪蜕在《复当事论厂务书》中，对于开采银矿的情形，有概括的说明。“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滇省荡平，厂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辈，具呈地方官，查明无碍，即准开采，由布政司给与印牌，谓之厂官。繁缨垫坐，先马执殳，居然官矣。于是择日出示，开炉试煎。每用矿砂，不计多寡。煎罩之际，厂官、课长、硐领各私投块银于内以取厚汁之名，因即宰牛祀山，申明报旺。此名一传，挟资与分者远近纷来，是为米分。厂客或独一人，或合数人，认定硐口。……获得银两，除上课外，分作十分。镶头硐领共得一分，硐丁无定数，共得三分，厂客则得六分。若遇大矿，则厂客之获利甚丰，然亦有矿薄而仅足抵油米者，亦有全无矿砂竟至家破人亡者。……至于踹获大矿，非常人之所能开者，则院、司、道、提、镇衙门差委亲信人，拥资前去，招集硐丁，屏辞米分，独建其功。”^[69]此处所说虽属银矿，铜矿当亦如此。

王庆云说:“康熙十四年(1675)，定各省开采铜铅抽税十之二(按抽税随时不同。大抵官税十分之二，四分发价官收，四分听民贩运;或一成抽课，余皆官买;或三成抽课，余听商自卖;或官发工本，招商承办;又有竟归官办者)。”^[70]据此，云南产铜还有一部分归厂商自行发卖，并非全部强迫收购。但是康熙十四年，云南还在吴三桂手中，清朝禁令是不能顺利施行的。

强制收买开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南设立官铜店。当时云贵总督贝和诺奏:“请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71]发往省城官铜店，卖给官商。

乾隆元年(1736)，李绂《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说:“矿民入山采铜，官必每百斤预发价银四两五钱，至铜砂煎出时，抽去国课二十斤，秤头加长三十斤，共交一百五十斤。此无本之矿民所由困也。其有不愿〔领〕官价，自备工本，入山开采者，至铜砂煎出时，令矿民自备脚力，驼至省店领银，每百五十斤给银五两，又旷日持久，不能支领，于是有本之矿民亦困。其有私相买卖者，谓之私铜，将铜入官，复坐以罚。”^[72]

究竟矿民还有余铜自行发卖吗?自从乾隆三年制定云南运铜条例以后，运京额铜六百三十三万余斤，加以各省采买和留存本省铸钱需铜，总额必在一千万斤以上，而云南最高产铜量也不过一千三四百万斤。由此看来，强制收买数量，虽不见得达到百分之百，但是必定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除残酷剥削硐丁以外，产铜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得归厂商私卖也应该是事实，否则竭泽而渔，厂商得不到一点好处，那末，峒不老也会老，山不空而早空了。

咸、同两朝，太平天国兴起，运道不通，滇铜生产衰落，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才重复注意滇铜的开采。光绪十年，“户部奏，略称，滇省产铜，自乾隆以来，每年部拨铜本银一百万两，岁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斤……后，巡抚岑毓英请拨本资采，由臣部先后拨银二百万两，自光绪元年起，已历十载，运办京铜只五百万斤”^[73]。光绪二十三年，云贵总督崧蕃等奏称:“查同治十三年奏请试办，经营十六年之久，仅解八起，共计八百三十七万斤有奇。”^[74]光绪十三年(1887)，清廷任命前云南布政使唐炯为云南矿务督办，办理云南铜政。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二十三年(1897)，八年之中，也只能解运京铜八百七十五万斤，比起乾隆最盛时期，相差很多。

光绪年间，采铜情形，根据光绪十三年唐炯奏折，得知梗概。他说:“见在招商局招股七万余两，承领帑本止十一二万两……招商局设立三年，招股甚菲，因近来股票倒骗，亦由前抚臣创设五金局，欲官理民财，不能相信，以是来源日绌。督臣旋省后，曾将五金局奏明裁撤。……臣前在藩司任内，曾条议开厂章程，以招商股办机器为两大端。今来滇督办，体察情形，舍此别无长策。见拟招股，专委天顺祥商号候选同知王炽等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处。其法以出股多寡管厂事重轻，周年六厘行息，三年结算，再分红利，皆于天顺祥商号凭折支取，三年后即准提本。其愿自携巨本来滇开办不入股分者听。至机器一事……拟先聘东洋矿师，到滇察看形势，应用机器，即行购办。”^[75]

光绪十四年，唐炯又奏:“云南铜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向各府、厅、州、县领借帑本，慎选殷实人民充当炉户，招募砂丁，开采煎炼，定章上月发本，下月收铜，逾年无着，即令经放之员赔缴，立法本极至善，乃日久逋负渐多。雍正二年至乾隆六十年，厂欠之案，有以钱息弥补，有以库平扣市平银拨补，有经放员赔补，有以经管道府养廉扣补者。嘉庆六年，乃定督抚司道按股分赔之例。其时厂旺产丰，拖欠犹不能免。……同治十三年，试办京铜，委员委绅，仍须预发底本，乃能陆续缴铜。时值兵燹之余，薪饷益昂，人工益少，员绅皆不谙矿务，不能不听命于矿户，以故办理仍难获效，而逋负又多。光绪九年，设招商局接办，以商本不充，仍发底本，虽令按铜扣收，而旧欠未清，新负已积。若不变通旧章，无以革除积弊。臣见酌留招商局，责成扣收厂欠，另设矿务局，招募钜股，商本商办，先铜后银，委员驻厂，收运铜斤。……至于京运而外，例有通商之铜。光绪十二年，督臣岑毓英奏明，每年办运京铜百万斤，准一成通商，以次递加，原冀动群情，不致畏难裹足，无如资本厚薄不齐，所办铜斤，悉归官买。每年凑集五十万，尚属为难，安有余铜通商?……臣愚以为欲杜私毁，莫若宽准通商，拟嗣后办铜百斤，抽课税铜十四斤，官买七十六斤，准以十斤通商，庶商有余铜，借以维持资本，而民有余利，自然踊跃攻煎。”^[76]由此可见，就在光绪年间，还是“委员驻厂，收运铜斤”，“所办铜斤，悉归官买”。

乙.剥削价格。清朝铸币的封建性，除强制收买铸钱材料以外，还表现在价格的剥削上。这是清朝二百多年间始终不变的一贯政策。

康熙九年(1670)，给事中姚文然奏称:“臣惟鼓铸之设，原以流通国宝，不计乎多铸与少铸也。若多铸，则期于生息矣〔又称铸息，又称钱息，指铸钱余利而言〕。凡物先计其本，后计其息。铜者本也。其铸出新钱所值之银者息也。既云生息，则必核铜之实价以定铸本，而部颁一定之铜价不可据矣。又必核钱之实值以定铸息，而部算一定之值不可执矣。臣查近日钱之所以有息者，以所收之铜定为每斤六分五厘之价，而所放之钱定为每千文作银一两之值，故算之有息耳。……今各省开铸，则各省采铜，铜之价乃有贵至一钱至一钱三四分者矣。……倘此后铜价日贵，而部中仍以一定之价销算之，如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尚获息银一百二十八两。若照地方时值工本计算，实用过铸本银一千零四十三两，除照部例销算外，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此等暂时犹属官吏包赔，久之，不强派于商，必强派于民矣。”^[77]这种剥削的收铜价格一直维持了十六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因为“各省铜产不能充裕，价值渐昂，每斤原价六分五厘，诚有不敷，今酌增三分五厘”^[78]。这是清朝在一般市场上令各关收买铜斤的剥削情形。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南设立官铜店，“总督贝和诺题定，按厂抽纳税铜，每年变价，将课息银报部，复请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各铜厂每斤价银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发运省城设立官铜店，卖给官商，以供各省承办京局额铜之用。每百斤定价九两二钱。除归还铜本及由厂运省脚价等项外，所获余息尽数归充公用”^[79]。这里所得“余息”，竟达买价一倍以上。

雍、乾年间，因收购价格太低，不能维持铜务，就进行所谓五次加价，其实在几十年间，所加还是极有限的。雍正五年(1727)第一次加价，十一年又第二次加价，而领价最高的汤丹、大水、碌碌、茂麓诸厂，每百斤还只有五点一五二八两，其余各厂为三两七八钱、四两一二钱不等^[80]。乾隆十九年(1754)，“巡抚爰必达以汤丹铜价实少八钱有奇，奏蒙恩许半给，则加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越二年，前巡抚郭一裕请以东川铸息充补铜本，则又加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越六年，前总督吴达善通筹各局加铸，再请增给铜价，则又奉特旨加银四钱。……于是汤丹、大水、碌碌、茂麓等厂遂以六两四钱为定价，而青龙山等二十余小厂旧时定价三两八九钱、四两一二钱者，亦于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抚刘藻奏奉谕旨，概照汤丹旧例，每铜百斤定以五两一钱五分有奇收买，即金钗最劣之铜亦以四两之旧价加银六钱。朝廷之德意至为厚矣，然行之数年，概以困弊告，岂尽人情之无厌哉，限于旧定之价过少，虽累加而莫能偿也。……江阴杨文定公名时抚滇，奏陈铜厂利弊疏云，各厂工本多寡不一，牵配合计，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至买铜则定以四两以至六两，然且课铜出其中，养廉公费出其中，转运耗损出其中，捐输金、江修费出其中，即其所谓六两者实得五两一钱有奇”^[81]。以九两二钱的开采成本，而以六两的买价收之，实际上还只得到五两一钱，剥削的程度达到如何的严重地步!同治六年，钟大焜《拟请变法铸钱议》:“国初部定铜价、银价、钱价章程，尚留钱息地步，盖当时采买滇铜，每百斤只给民价之半，故尚不至亏折。”^[82]

清初收购滇铜的剥削价格政策，一直到光绪年间没有改变。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五年，“初办数厂，万宝一处每百斤给价九两六钱五分，余数处亦不过十两三钱(云南总督崧番、云南巡抚黄槐森‘恳请铜运三批到京一律加价折’，‘谕折汇存’，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而当时市价则高达十五六两至十七八两，市价与日俱增，官价则十六年如一日”。“经过十余年的演变，这官价就日益不足成本。据光绪十八年闰六月的奏报，当时每百斤实须成本十二两三钱(王文韶、谭钧培、唐炯会衔，‘厂情困苦，恳请加价折’，‘谕折汇存’，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七日)，而市价则为十五六两至十七八两不等。如其是自由企业，本可获利五六两，今则亏赔二两。……十八年下半年加价一两，到光绪二十四年又加价二两，然两次加价，始终没有加足成本。”“光绪三十三年……京铜每百斤给价二十两，另扣折耗运脚等十五两，所以每百斤精铜到京，政府需费三十五两，而炉户实得只十七两。”^[83]按当时洋铜市价已高达四十几两^[84]。而清廷收买滇铜连运脚在内还只三十五两，相差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