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吕叔湘先生健在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遭受“炮轰”，首当其冲是李行健，他自然会想到，如果吕叔湘先生健在，肯定不会是这样一种局面，一些人可能不会这样做，他肩上的担子也就不会这样沉重。

说到“规范”二字，早在1993年初春，在香山召开编写工作会议，吕先生不仅亲自参加，还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展示了亲笔题写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书名，显然是鼓励大家，早日把这部词典编出来，而且还要编得好。

吕先生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是总顾问，又顾又问，既是编纂方针的制定者，又是编写工作的总指挥。

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吕先生就担任了我国至今影响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由他草拟的编写条例和设计的整体框架，为保证《现代汉语词典》的质量和特色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我国划时代的两部辞书《汉语大辞典》和《汉语大字典》开编时，吕先生又分别担任了学术顾问和首席顾问，从筹划到编纂出书，他都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创造性的劳动受到两部辞书所有编者的肯定和赞扬。除此之外，吕先生还发表了不少指导辞书编纂的论文。特别是他的《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在辞书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还给《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汉语学习词典》等写过序言，这些事迹无不表现出吕先生对辞书事业的关怀和奉献。

具体说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更是倾注了吕先生晚年大量的心血。李行健在一篇缅怀吕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可以说，没有吕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两本辞书的编纂和出版。”

吕先生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关心和参与，首先是出于他对促进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的责任感，对汉语规范工作的使命感。吕先生在汉语规范工作方面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从1951年6月6日他同朱德熙先生发表《语法修辞讲话》，到1955年他和罗常培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发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主题报告，到他开始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无不体现出他对语文规范问题的热心和执着。吕先生在这方面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他兼任过当时主管语文工作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国家语委的顾问。这些事情，大多属于语文规范的理论研究和知识普及以及制定国家语文规范的方针政策性工作。吕先生认为，要做好语文规范工作，就必须编写规范性的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工具书可以把理论知识和规范标准变成具体化的东西，让使用语言的人摸得着、用得上。所以，他经过深思熟虑，积极支持组织力量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对这两部书的性质、规模和特色都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动情并自告奋勇地说，我老了，做不了什么具体工作，就当个顾问吧！无疑，这对整个编写组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吕先生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指导，可以说事无巨细，有求必应。吕先生最先不同意“词典”和“字典”冠以“规范”的修饰语。他认为“典”本身就有规范性，就应该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他在同大家多次议论中，考虑到现行辞书多种多样，有描写性的，如新词新语、方言等辞书，也有考释性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辞书，自然也应有以规范为目的的规范性辞书，特别是现行的一些以“典”命名的一般语文工具书，对国家的规范标准和语文规范标准贯彻得不认真不得力，在这种背景下，吕先生才同意用“规范”作定语。既然这样，吕先生特别强调一定要突出规范性，要坚决贯彻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语文规范，以便落实国家标准，促进语文的规范化。与此同时，吕先生强调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敢于创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两部辞书从收字收词、义项排列、词性标注、例句选取等方面，都提出了与现行辞书不同的一些做法。吕先生让请专家进行论证，他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也肯定了编写组的有关做法。比如义项按词义发展脉络排列，这本来是王力先生几十年前提出来的希望，编写组就想在自己编的辞书中去大胆实践。吕先生深知当前做好这件事不易，但他还是鼓励大家去做。他认为万事起头难，但做总比不做好。他同时又告诉李行健和编写组的同志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懂不要装懂，要做老实人，把不懂的地方留给后来者去完成，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终会完善起来的。编写组正是按先生的意见去做了。吕先生还强调规范辞书要方便使用者，特别是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一定要说清楚。据此，编写组在读者易混易错的地方都用“提示”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后，这部分内容最受读者欢迎。实践证明，吕先生有关编写规范词典的意见，都是难得的真知灼见。

吕先生去世前几年身体时常欠安，各种会议和应酬，他一概谢绝；唯有词典编写工作开会，只要身体允许，他都出席参加，有时还发表讲话。可以说他对规范词典的编写，情有独钟。每次与李行健和编写组的同志们见面，他都会先问编写工作的情况。他还亲自动员有的同志来参加编写工作。他怕自己健康情况变化，所以又把《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书名题签好，把先行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序言写出来。李行健和编写组的人去看望吕先生，他说：“看来你们词典出版我不见得看得上了，这样吧，我把字典的序言写了，也把字典和词典的书名写了。”意思很明显，吕先生是想说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他是支持的，并抱有殷切的期望。他还问了一句：“我看不见词典，我先把书名写了，行健你看好吗？”李行健只是点头，两眼热泪，说不出话来。

1998年1月，医院已经通知吕先生病危，经抢救缓解后，2月1日，李行健拿着刚到手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样书去协和医院。吕先生在病床上双手托着字典，虽然身体很不好，很虚弱，却很高兴，竟然一口气把他的序言读完，又反复看看书的封面，笑了笑说：“终于出版了，出版了就好。”

吕先生1998年4月去世，享年94岁。如果他地下有知，得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但对于遭受“炮轰”，怕是他也始料未及，会感到遗憾的吧！

“不可思议。”徐通锵异常感叹、震惊，怎么会发生“炮轰”这样的事件。

他是李行健的老友，江蓝生的老师。

作为语言学家，他始终关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与出版，认为这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一件好事。

这就不难理解，当《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遭到“炮轰”时，徐通锵挺身而出，采取各种方式，保护语文学界刚刚问世的这一重大成果，表明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公平公正和良知良能。他不仅写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旗帜鲜明地支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发行，甚至直接在电话中质问江蓝生：

“小江啊，‘规范词典’这个名称是吕先生定的，吕先生亲自写的书名啊，如果吕老在的时候，你还反对词典用‘规范’吗？”

江蓝生没有正面回答，却说：

“徐老师，你怀疑我人品不好吗？”

“这是你自己说的，我没说。”徐通锵说，“我只问你，如果吕老在，你是不是还要反对词典用‘规范’，这是吕老定的名字，我只需要你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徐通锵老师的问话，江蓝生始终也没有作出正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