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的故事

吕叔湘的故事——扶植后学　尽心竭力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是我国语言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扶植后学的饱满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务实与严谨的学风、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等等，集中地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思想风貌和高贵品质，为中青年知识分子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语言学界的中年骨干之中，有的人曾经听过吕叔湘的课，有的人曾经做过吕叔湘的助手，许多人曾和吕叔湘共事。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吕叔湘乐于尽心竭力扶植后学。

1960年，语言所来了一位年轻人，给吕叔湘当研究生。见面之后，吕叔湘问他有什么爱好，他答：“喜欢音乐，对语音研究有兴趣。”吕叔湘说：“你可以研究语音与语法的关系。语法由我指导，语音问题，我为你再找两个老师。”第二天，吕叔湘就带这个研究生去见所里的几位语音专家。他对大家说：“从今天以后，这个年轻人也要跟你们学语音，也是你们的学生。”

这个研究生在大学里是学俄语的，但达不到应用的程度。吕叔湘告诉他，研究语音学，英语比俄语更有用。“我来教你英语。”他为年轻人找了一本斯威特的《英语新语法》做教材，每天给年轻人上课。

与此同时，吕叔湘发现所里不少同志有进修英语的要求，就开了一个20多人参加的进修班，选用美国弗里斯的《英语结构》一书做教材，自己授课。在吕老的指导下，进修班里有五位同志还把这本专著翻译出来，交出版社出版。

吕叔湘的一位助手，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她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考取了吕叔湘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被留在语言研究所，给吕先生当助手。

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吕老就对她说，他在40年代写过一本《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初稿，将来要请她帮着整理。可是，到她当了助手以后，吕老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不久，吕老找她谈话，给她一篇“些和点”的草稿，要她整理修改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刚刚脱稿，吕老又给她出了个题目，要她研究一下《现代汉语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吕老看完第二篇论文以后，又给她出了一道题目，叫她写一篇关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论文，特别提醒要看一些日本学者的文章。为了写这篇论文，这位助手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看了初稿以后，吕老比较满意，但是不同意拿出去发表。他说：“你是把别人的话概括了一下，自己懂了就行，不一定要发表。”

这时候，吕老才把《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初稿交给她，让她整理。

这位助手说，吕老为了让我整理好他的旧著，花多大精力来训练我！他对我的要求真是很严格啊！

在社会科学院大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一位现在已在语言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抱病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吕叔湘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思想，乃至为人。

1955年，这位同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工作。为了让他多方面了解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吕叔湘把他分到《中国语文》杂志当一年编辑。当他后来转入现代汉语研究室之后，吕叔湘发现他对宋元白话的研究有兴趣，就鼓励他在这方面努力，并且帮助他熟悉这方面的材料。这位同志在吕叔湘的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可是眼看他的研究将获成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将他的资料毁了，使他对科研心灰意懒。

有一天，他去看望吕叔湘，说起这件事。吕叔湘用一件自己熟知的往事说服他。吕叔湘说，当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上学时，著名生物学家秉志在那里教书。秉志用自己收集的大量生物标本武装生物系，在全国学界享有盛名。不巧那年生物系发生一场大火，秉志的标本被烧光了。眼看自己前半辈子的成果毁于一旦，秉志并没有消沉，相反却更加努力地工作。后来，他再次收集齐全生物标本，并在生物学研究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吕叔湘说：“人家秉志是这样做学问的。他意志多坚强！而你失去的仅是三年之中收集的资料，怎么能灰心呢？”

这位同志从吕老的话中受到鼓舞，近几年科研成果累累。他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已经出版，他的《古代白话文献简述》、《〈大唐三奘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等论文，也在语言学界引起重视。

为了鼓励我国青年语言研究工作者，吕叔湘捐出多年积蓄的六万元，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顺便可以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曾多次重版，印数近一百万，按当时的版税办法，收取版税九万余元，他俩全数捐献支援抗美援朝）。奖金设立以来，每年评奖一次，至今已评了两次，有四名青年学者得奖。

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

1958年，一位年轻人刚进语言所便急于出成果，以施展大学里的抱负。当时，吕叔湘任副所长，分工领导现代汉语研究室，恰巧是他的“顶头上司”。

吕叔湘看到这位年轻人搞研究还没有上路，今天抓这个小题目做一下，明天又换个题目写一篇，很为他着急。一天中午，他特地把年轻人叫进办公室闲聊。吕叔湘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学问来不得急于求成！”年轻人脸红了。吕叔湘又接着说：“你勤于思考和动笔，这是好的，但千万不要企图用小本钱做大买卖啊！做学问一定要讲究个‘实’，要占有材料。”

吕叔湘要求他系统而深入地读别人的研究论文，写提要，写札记，做卡片，锻炼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他依着吕叔湘的话，几年中间读了60多篇论文，都写了详细的提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年轻人在工厂碰到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几个工人围着他问：“老师，为什么有的人会说不会写，又有的人却会写不会说？你是研究语言学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年轻人想了半天，答不出来，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个，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回家的路上，他考虑再三：这不是口语的研究对象吗？要有部录音机，把别人说的话录下来，再同他写的文章来对比，不就可以摸到规律了吗？啊，所里不是有一台小录音机吗？现在正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呢……他把自行车一转头，奔吕叔湘家去了。

吕叔湘听了他反映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地说：“语言有两方面：一是书面语，一是口语。眼下前者受重视，后者被忽略。你想做口语的调查研究，很有意义。可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各种风格的话录下来，包括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了再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再跟写的比较。”停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录音机嘛，你马上写个借条，我批准照借。”

这位年轻人拿到了录音机，走上了口语研究的道路。他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在工厂农村里录到一部分讲话，还搞到一部分书面对比材料。他兴高采烈地去找吕叔湘，把录音带放给吕先生听。

吕叔湘不满意这些录音，他说：“你录的都是政治口号嘛，这不叫口语。你应该录点日常生活的口语，才有意义呢。”

吕叔湘找到一份报纸说：“昨天报上还登了某家母女失散30年喜团圆的事。你要是找到失散的母女，录下她们的对话，再拿来跟报纸上的报道比较，那才有意思哩。”

吕叔湘的几句话，让年轻人开了窍。他下工厂，串街道，访亲友，找线索，跑了北京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地录下了50多篇口语材料。吕叔湘眼看年轻人的工作有了长进，又把他找去了，说：“你现在可以整理材料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写一本书。我已经帮你拟了个提纲，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1978年11月，这位年轻人写成了书稿，吕先生审读了以后，亲自写信，把书稿推荐给一家出版社。第二年，年轻人的第一本著作《说和写》问世，后来一版再版，发行了30多万册。这本书出版不久，吕叔湘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你的第一本书出版，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个大事。希望出这本书以后，千万不要骄傲，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正像吕叔湘早就说过的那样，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口语研究是不太为人注目的。这位年轻人有一段时间很沉闷，因为他的课题难以列入科研选题。在研究室的一次选题会议上，吕叔湘说：“口语研究很有价值，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中小学师生的口语。是不是所里派一个同志到中小学蹲一两年？”吕叔湘话音刚落，这位年轻人就接上茬，说：“这个选题我有兴趣，我愿意到中小学蹲点，实验口语教学，提高中小学师生的口语水平。”

他连续在中小学蹲了两年，把口语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扩展、丰富了。在此期间，他写了30多篇论文，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后来，还写成了一本《小学口语教学》和一本长达28万字的专著《汉语口语》。十年之中，在吕叔湘的指导下，他从录音入手研究口语，走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应用的研究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共发表了140万字的著述。

我见到这位过去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已是副研究员了。他说：“是吕先生带我闯进口语研究这个领域。他要我避免飘飘然，意思是叫我不要忘乎所以，仍要扎扎实实地开拓。他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相知何必曾相识

吕叔湘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法修辞讲话》起，就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讨论语法问题的，不乏很有见解的，他都尽可能解答，并通过这种途径结识了一些文字之交。“文化大革命”后，吕叔湘主编《中国语文》，也常常在来稿中发现人才。对瑕瑜互见的稿子，他往往提出修改的详细意见。他发现和扶植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中青年人才。

我见到北京语言学院一位副教授，她非常感激吕叔湘对自己的指导和培养。她说：“我和吕先生素昧平生，可吕先生扶持我就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

这位女同志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六一届毕业生，在北京育才中学、红旗夜大教过语文。1974年才调到语言学院，专门教外国留学生学中文。

外国留学生不会正确运用可能补语（动词+得/不+补语），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在寻找可能补语应用的范围和规律，写了一篇关于可能补语的论文。开始她不敢投给权威杂志，而是交给一个普通学刊，没有被采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把这篇论文投到《中国语文》，希望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

当时，她是无名的。她既不把自己看做千里马，也不敢想象会碰到伯乐。一天，她收到《中国语文》编辑部的一封信，信里说：“你的论文我们准备发表。这篇稿子经吕先生看过，他在统计表方面提了点意见，希望参照修改。”她没料到吕老在百忙中会对她的稿子提意见，大为感动。后来她这篇论文，经过修改以后，终于刊登在《中国语文》杂志上。

1982年下半年，她写出第二篇论文《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范围》之后，亲自登门送给吕老审阅。

过不了几天，吕叔湘又一次给她的论文写了修改提纲，还附上了一张短信，指出她的毛病，说：

我觉得你原先标的节次有点乱，给你调整了。又，例句的编号最好全篇一贯到底，便于前后称说。这要在文字段落调整以后才能着手。

你写文章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眉目不够疏朗（组织工作薄弱），二是文字欠明净（有些地方字句啰唆）。希望你在调整段落之后，再从头到尾把文字修改一遍。

她没有辜负吕叔湘的希望。1983年《中国语文》刊登了她的第二篇论文；同年，她被语言学院评定为副教授。

像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河南一位副教授的第一篇论文是吕叔湘帮助修改的；天津的一位副教授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帮着修改的；还有不少别的地方的中年语言学者的论文，都浇铸了他的心血……他审阅过的稿子应以数百万字计算。他不欺无名，扶持后学，真是相知何必曾相识。

有一次，外地一位中学教师给吕叔湘寄来一部《句子结构图解》的书稿，助手认真阅读以后，认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作者一笔一画认真工作的精神又使她感动，她特意把书稿交给吕先生看看。

几天之后，吕叔湘把助手找来，说：这个教师的研究方向有问题，很可能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位教师用很大的力气，花费很多时间画出这两大本图解，是不值得的。句子结构是由一些基本格式构成的，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画成图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何必大量重复呢。现在这位同志选了许许多多复杂句子作图解，并且每个句子都分析三遍，花这么多时间，太可惜了。不能再让这些同志走弯路了。我已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请你抄一份交给《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发表，我希望更多的同志不要走这种弯路。

吕叔湘的文章发表了。他热心为后辈把正科研方向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

贵在认真

1981年前后，《中国语文》编辑部收到一位年轻同志的论文，是研究孟子语言里的一个问题的。一位副主编认为这篇文章颇有水平，就送给吕老审阅。不几天，吕老把这位同志叫去，说：“你查过加拿大学者杜百胜的书吗？这篇论文的材料和结论可能在杜的书中都讲过。”这位同志到语言所资料室一查，果然像吕老说的那样。原来这位年轻人做了一个重复研究的工作。

吕叔湘1949年在开明书店当了一年编辑；1978年《中国语文》复刊以后当了主编。1981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编辑出版业务讲座”上，作了题为《谈谈编辑工作》的报告，认为编辑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修养：第一个方面是业务知识；第二个方面就是语文修养；第三是技术问题。至于具体的编辑工作，他认为应该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决定稿子要不要用；第二步，对于有缺点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是核实；第四堵漏；第五整容，对稿子进行文字加工。吕老说：“作者和编者的关系有两句常说的话，一句叫做‘文责自负’，一句叫做编者把关。”两者不可偏废。他特别强调编辑要把好关。

对于出版工作，吕老也很关心。他曾经对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写过文章。现在他是国家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对于出版社的工作，他抓得又细又紧。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语文出版社编辑部一位负责同志和吕叔湘通电话，吕老在询问一本书稿的终审情况。

“同志，那本书我已经读过了，有些篇质量很差。这本书你是怎么审稿的？”吕叔湘责问道。

过了一小会儿，这位负责人才惊醒过来，忙解释说，这本书稿不是自己审的。

“那你是怎么终审签字的？”吕叔湘问。

“我抽审了一些文章，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就发稿了。以为那些文章大都是刊物上登过的，我们只是收编而已。”

吕叔湘大声说：“刊物上发过的，我们都能收编吗？有的刊物是很不负责任的，有的发的是关系户文章！”

“我马上把您的批评意见向编辑部同志传达。”

“我是批评你的，不必传达。”

电话挂断了。接电话的负责人心里翻腾了起来：1984年9月，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加强语文出版社的工作，让出版社真正发挥作用，请吕叔湘担任出版社社长。吕叔湘考虑再三，总算答应了下来。他已是80多岁的人，许多实际职务都推掉了，只留下这一个职务。他希望出版社多出版一些语文方面的学术著作和其他好书，把语言研究的成果推广开去。他要亲自过问选题，审阅重要书稿。他经常说，我既担任了这个职务，就不能挂个空名。他还说，出版社一定要出好书，不然他就不当社长了。

吕叔湘管出版社首先是把好每年的选题关。1985年初，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带上全部选题去当面向他汇报。当读到一部分选题以后，吕叔湘含蓄地笑着问：

“呵，你想赚钱？”

“出版社初办，经费太困难，财政部要我们自负盈亏，我是想赚点钱。”回答是诚恳的。

吕叔湘此时严肃地说：“想赚点当然也是应该的，可不能一味为了赚钱，以致砸了出版社的牌子！不要忘了，招牌更值钱！”他建议删去其中一些选题。

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语文出版社的同志名正言顺地把老社长“缠”上了。凡是棘手的事情，难以决断选用的书稿，经常出现在吕叔湘的桌上，而他处理的办法只有两个字：“认真”！

一位老专家带几个人翻译了一本国外有关语言理论的专著，译稿寄到语文出版社。责任编辑几经阅读拿不定主意：出版吧又怕内容太旧，不出吧又觉得有点儿可惜。他进退维谷，就向吕叔湘请教去了。

吕叔湘审读这本译著以后，明确指出：“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是有意义的。但是从译本本身看，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应当叫那位老专家重新校过，进一步提高水平。如果他不肯修改，那就只能算了。”

听了吕叔湘的审读意见，责任编辑心中有了底，他把书稿退给作者去修改了。

有一次，出版社编辑部真正犯难了：一位老专家寄来一本讲稿，要求出书。编辑部读了这本书以后，一致认为材料和写法较旧。退稿吧，又碍于老专家的面子。这个不好处理的难题，又提到吕叔湘面前。

吕叔湘审完这本书稿后，亲自出面给作者写信退稿。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敢退稿，实际上还是不了解老专家。这些同志在语言学界工作了大半辈子，想出书是很自然的，想为语言学发展作贡献嘛。但是，鸟尚且爱惜羽毛，人焉能不爱惜名声？你只要讲清原因，他们自然会通情达理。何况我们坚持的是对读者和科学负责的原则，我们还担心什么？

务实与求新

1984年6月1日上午，北京语言学院为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创刊五周年，邀请部分在京的语言学家举行座谈。吕叔湘应邀题字，写下“务实”二字。务实，正是他的学风。

翻开吕叔湘的著述年表，我发现，在吕老数以百计的著作中，无论是科学论文还是普及性文章，大多是联系实际的，很少抽象理论；加上行文平易，就更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在实践与理论结合方面，吕叔湘较突出的表现是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心，他的不少论文是与这一方面的工作有关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给语言学事业带来极大的摧残。经过“读书无用”论的侵袭，中学语文教学真是“元气大伤”。神圣的祖国语言，受到了严重的亵渎。吕叔湘痛心地看到，一个中学生写不好一篇500字的文章，报刊上的文章也时有文句不通的现象。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如千钧！

他反复地想：在中学里，语文教学的时间占所有学科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还是这么差？

为了推动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吕老身体力行做了不少工作。1978年初，他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语重心长的发言，呼吁中学语文教学进行改革；3月，他根据这次发言写成的文章《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4月，他到苏州、芜湖等地讲学，多次重申中学语文教学必须改革的观点；1979年12月，在吕叔湘和语言学界一些前辈的共同促进之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吕叔湘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此后，每次年会以及暑期讨论会，吕叔湘都积极参加。他观察着、思考着，又提出不但要提倡先进教学法实验，更要注意如何大面积提高的见解，引起中学语文教学方面的重视。

远在1960年，吕叔湘即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在语文教学中实现多快好省的想法。20多年来他一直盼望这个想法能够见诸行动。

我问吕老：“为什么要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呢？”

他说：“这首先要明确初等教育的任务。在语文学习中，语言和文字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儿童学习了文字，一方面能把自己已经会说的话写出来，一方面又能通过阅读丰富自己的语言。所以初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儿童尽快掌握文字。”

我又插话说：“不是大家都说汉字难学吗？”

吕老又说：“是啊。汉字难学，怎么办？比如攀登陡峭的山崖，可以从正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上去，也可以找一条坡度比较缓的路从侧面迂回上去。传统的学习汉字的办法是正面仰攻，那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硬学。现在不同了，我们拥有一种古人所没有的工具——汉语拼音字母。运用‘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方法，就是一条迂回的道路。究竟哪一条路省时间省脚力，那就得看实验了。”

从1982年下半年起，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拜泉县、讷河县的三所小学六个一年级教学班进行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到1984年下半年，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现了好的兆头。黑龙江省要在那里召开经验总结会，特邀吕老亲临指导。此时，吕老已是80岁高龄，他原先并不想出远门。但由于语言学界同志的动员，特别是想到自己20多年前提倡的事情已在北国开花结果，他欣然接受了邀请。他千里迢迢地赶到佳木斯市，实际考察以后，称赞：“‘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充分肯定了这一实验，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现在“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方法，已在全国一些省市铺开。

吕叔湘既是务实的，又不守旧，他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

语言所的一位研究员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清华大学读中文系，后又到中央研究院从事音韵学的研究。由于当时国内战局混乱，他只好改行从事外贸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老师们的劝说下，于1956年又回到了语言所，重操旧业。那时，语言所与捷克斯洛伐克有互换学者的协议。1957年要派一个学者去进修，所里就想到派他去学习实验语音学。

派一个新来的同志去国外进修，自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身为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却给予大力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刘复曾在北大创立语音实验室，但刘死后此学中断。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派人出国学习。这个新来的同志早期研究过语音学，英语也比较好，具备出国进修的条件，至于出身和经历，那是次要的。我们是派人出去学本事的啊！

这个新来的同志到捷克斯洛伐克学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学习语音实验学应多到几个国家看看。他又给所里写了信，要求去瑞典和丹麦作短期的学习。吕叔湘得悉这一情况以后，又给予坚决的支持。

一年之后，这位同志学成回国，建立了实验语言学研究室。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得到了发展。现在他已主编了《普通话发音图谱》、《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现代汉语语音概要》等著作。他对我说：“吕老因为支持我们的开拓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批判。要是他当年不支持这项工作，我想至今这个学科还在沉睡呢！”

当然，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

也是50年代，机器翻译在国外是门新学科，是随计算机的应用而发展起来的，只有美、苏、法等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到1957年的时候，还不到十年的历史。这一年，吕叔湘大胆地派一位同志去苏联学习机器翻译……

人工智能，在国外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70年代末，吕叔湘毫不迟疑地支持语言所里的一位同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吕叔湘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欢迎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辛勤劳动一辈子的知识分子

吕叔湘在语言学界拥有较高的声望，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位语言大师。这位82岁的老人，态度和蔼安详。他已经工作了60个春秋。他说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青少年求学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考大学已经有重理轻文的倾向，他最后决定考文科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的思想中起作用。”

二、中学教员时期。他大学毕业后先在本县新建立的初级中学教课。后来到了苏州中学，除教英语课外，他还参加了《高中英文选》的编注工作，这个课本当时很多学校采用。1935年他考取了江苏教育厅的久任教员留学名额，第二年到英国进修。

三、抗战时期及其后。进修回国之后，他全家流亡到云南。他在云南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后来改为研究汉语了。从1940年到1949年这十年里，他写了《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等书和十几篇研究论文，还翻译了一些英语文学作品。

四、1950年以后。1949这一年吕叔湘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1950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调到语言研究所，不久就担任副所长，后来任所长，三年前才退居二线。到语言所以后，由于担任行政工作，研究工作做得少了，主要是负责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十年动乱之后，研究所恢复工作，他的行政工作减少了，但是社会活动增加了。直到最近几年不担任行政工作，才多点时间写文章。

我问吕老：“您写了不少书和论文，哪几种您自己认为最有分量？”吕老说：“这话很难说。我的著作基本上可以分成专门研究和普及、半普及两类。前一类可以拿《汉语语法论文集》里那些论文做代表，尤其是头上那些篇。那些论文或者是发掘前人没有触及的问题，或者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近代汉语指代词》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其余的著作，包括《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语法修辞讲话》、《语文常识》和《吕叔湘语文论集》里那些文章，都属于普及、半普及的性质，虽然其中这里那里也有一些创见。前一类比较能得到专家们的重视，而对于广大读者则后一类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人认为只有前一种著作有科学价值，科学家不值得耗费精力于普及性读物。我不这样看。我以为这两类文字都有用，并且写起来同样费劲。比如《语文常识》看起来好像是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事实上我平均要用三个星期才写成一篇（两个星期搜集和筛选材料，一个星期写稿），八篇六万字，用的时间加起来足有整整半年。

我去访问吕叔湘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准备寄给一家出版社。我问他今后有什么写作计划。他说：“老了，写不动了，还能有什么计划！不过总难免还得写些短文满足一些情不可却的稿约。就如眼前这一包书稿，也是因为出版社感兴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再比如我本来是不欢迎记者访问的，可是今天您奉命而来，我不能太让您为难，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陪您谈谈了。”吕老说完，我们两人都笑了。我这才知道吕老还挺有幽默感的。

（写于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