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东方主义人类学刍议

东方学（Orientalism）一词具有许多含义，在此，笔者采用萨义德从历史和物质的角度对东方学进行的定义，即东方学是一种“通过对东方作出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机制”，这一定义又被简短地表述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3]在论述这一定义时，萨义德对他的概念做了三个假定。首先，“东方”的观念是与西方不同的，有着自身的历史、地理、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其次，如果要准确地理解东方的概念，需要摈弃将东方简化为西方想象的方法，研究东方背后的权力结构、观念、文化和历史。再次，在研究东方学话语时，人们需尊重和尝试寻找交织在话语中的各种关系和张力，其与现实社会中经济和政治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相应的，所谓令人恐惧的持久影响力。^[4]

甫一开张，尼泊尔的人类学研究便是一门典型的东方学。自1951年尼泊尔对外开放而始，外国人类学者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渐渐汇聚在尼泊尔，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呈现出相对周边的中国与印度高度集中的状态。对于中国西藏的研究，外国人类学长期处于停滞和局限在文本的阶段，一些学者转而将视线投向印度、尼泊尔的藏族难民，以及这些地区的藏源民族。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喜马拉雅地区便已停止对外国人开放，而在1972年巴孟战争爆发后，美国向巴基斯坦的倾斜导致了其与印度关系的恶化，使得印度宣布，禁止美国学者在印从事研究活动。比起尼泊尔，其他国家也同样出现了封闭或是暂时封闭的状况，如巴基斯坦20世纪60年代曾因战争封锁了其北部地区，这一政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被取消，而不丹和后来被印度吞并的锡金则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基于以上种种，20世纪50至70年代，对南亚地区发生兴趣的人类学家们多前往尼泊尔进行研究，这种来自欧美各国乃至日本的兴趣拥挤地涌现在这个小国内，以至尼泊尔学者戏称，“每一个尼泊尔家庭里，都住了一个人类学家”。

外国人类学者的尼泊尔研究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取向。比起在文明长河中滥觞不已的亚洲农牧文明，欧美人类学家们更青睐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原始无文字部族，即便在喜马拉雅地区进行选择，海门多夫（Fuirer－Haimendorf）、曼德鲍姆（Mandelbaum）和埃尔文（Elwin）等学者也是首先关注到那些边缘地带的部落民族，而非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种姓。以澳大利亚籍人类学者、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海门多夫为例。在进入尼泊尔之前，他已经在印度做了二十年的田野研究，并出版了两本以印度为主题的作品。而他在尼泊尔做的研究，也因其兴趣的广泛而显得门类繁多，其研究人群，主要有早期的夏尔巴人，源于西藏的塔芒人，加德满都谷地的主体族群纽瓦尔人，甚至还有受到极少关注的印度教高种姓。1964年，他出版了一本全观式的夏尔巴人民族志，这本书沿袭了马林诺斯基以来的创作模式，在对夏尔巴人做了简要介绍后，呈现了村落族群、环境、经济、道德、信仰等各方面的面貌。此后，海门的作品涉及寺庙组织、种姓制度、婚姻与亲属制度、宗教、社会结构、经济等专题。对于他除了象征、心理和认知论题之外无所不包的研究，詹姆斯·费舍戏称，“海门的作品容纳了整个当代人类学的问题和兴趣”^[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人类学家的工作集中于藏缅语民族，如希区柯克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川北对古隆人和玛嘉人的研究。^[6]20世纪70年代开始，尼泊尔最复杂的族群、生活在加德满都谷地的纽瓦尔人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形成规模。相比身在高山之上，需要徒步数小时甚至数十天才能抵达的夏尔巴人村落，纽瓦尔人的聚居地显得过于容易进入，这也是其丰富多彩的艺术与文化最后才受到重视的原因——换句话说，居住在城市里，“平庸而世俗”的纽瓦尔人并不符合外国人类学家们对研究对象的浪漫主义想象。早期多产的人类学家们早已对纽瓦尔人的生活做过全观的速写，如海门多夫和罗斯。^[7]费舍所编的《喜马拉雅人类学》一书中，便收录有格林伍尔德、斯塔博雷、石井及窦非等人从不同的方面对纽瓦尔文化进行的研究。^[8]

总体而言，外国人类学家的研究都带有各自国家的理论色彩和兴趣取向。英国人类学家，如卡普兰，多着眼于社会结构、地租系统等社会中的不同制度。以奥特纳、费舍、保罗等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则出于所属派系的区别，分别关注仪式、生态经济、象征等主题。德国人偏向文化史与物质文化研究，而法国人喜好细节详尽的民族志。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以国为别的特征也是由学者的资助来源决定的，如美国学者多依靠各种名目的公私基金支持，法国与德国学者则是那些由官员学者所领导的大型学术团体中的一分子。^[9]除去个体差异的存在，国家的学术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了个体以尼泊尔为题的民族志作品。

反过来说，这些以尼泊尔为素材来源的作品也是其国家学术知识积累的一部分，并在一些理论的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主要研究夏尔巴人的雪莉·奥特纳，其受训是在芝加哥大学克利福德·格尔兹门下。因此，她的早期作品如《仪式视角下的夏尔巴人》，承袭了格尔兹与施耐德旗下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主要关心夏尔巴人仪式系统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10]奥特纳对夏尔巴人的研究为其女性人类学和实践理论奠定了民族志基础，在其论集《制造性别》中的《边陲政治与情欲》一文中，她大量使用了与夏尔巴人相关的访谈材料，如夏尔巴男人与女雇主间广泛存在的性关系、夏尔巴人的宗教与性别文化、夏尔巴女性在登山活动中的参与等，通过对这些边境故事的叙述，奥特纳重新论证了她在1972年对于两性关系的观点，即女性之于男性并非如同自然之于文化，当女性能像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到具备创造性及卓越性的工作中时，她们也可以与文化比肩而立。^[11]尽管这些理论在外国学者各自的知识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但对于普通尼泊尔人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叙述都是西方化而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