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特色化”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自创立唯物史观就把“实践理性”当成根本原则，“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马克思在人类发展道路问题上确立的“实践理性”原则，不是康德抽象自由的伦理学之意谓，也不仅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反作用于客观的活动，而是强调人类如何排除各种纯粹的伦理道德非理性情愫干扰，也排除对人类社会自发发展的“冷静”直观，从现实实践活动出发，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逐步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科学原则，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是以现实“实践理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高度关注中、印、俄发展道路，俄国民粹主义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马克思明确表示，对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2]东方社会之所以不能走“村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村社社会主义”是拒斥现代化的历史倒退。马克思同样不认可东方社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在于：

1.无法解决生产力落后问题

资本主义给东方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有两个条件延滞了西方现代化成果向东方社会的传递：

其一，西方工业革命尚未完全展开。18世纪中叶，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西方才开始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大生产转变，科技革命也才开始从英国向整个欧洲大陆辐射蔓延，19世纪时传到北美。

俄国在17世纪末、印度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与西方社会直面时，西方世界现代化尚未完全展开。更何况，为打开中、印等国的大门，西方使用的是鸦片和枪炮，并不是其发达的科技。“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3]。东方社会就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4]，处于停滞状态。

其二，科技对工业的影响有限。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业领域，主要推动者是为数不多的技工，瓦特改良蒸汽机后，才逐渐发展到采矿业、冶金业、交通运输业，向东方世界扩展又经历了一定的时间。

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现代化有了一些成效，但是，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而内陆、乡村基本上很少影响到。对于俄罗斯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主要集中在西部、城市，东部和农村很少影响到。从总体上来说，中、印、俄三国的现代化呈现前现代与现代交织、文明与落后杂错的情形，广大的农村非常落后，现代化力量相当微弱。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人类的“‘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5]，不能脱离生产力任意建构生产关系。

2.东方社会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历史极限”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当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历史极限”也就到来了。新社会形态解决了旧的“历史极限”，又为新的“历史极限”的形成积累条件。人类就在“历史极限”的不断形成、化解、再次形成中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极限”需要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来实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主要矛盾不同，“历史极限”不同，解决方式有别。19世纪中叶，西方面临着资本主义“历史极限”。

19世纪中叶，东方社会遭受西方的殖民侵略，资本“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虽然西方的殖民侵略在东方社会制造了令人发指的现代化灾难，但资本在东方的扩张发挥着自发的反封建、反专制、反宗法制度的积极作用，东方社会所面临的不是资本“历史极限”，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极限”，是落后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现代化需要的问题，所以，对于东方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现代化成为东方社会发展代价的最高补偿，东方社会需要资本主义，东方社会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进步。更何况，作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8]

西方列强侵略性国际格局、东方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封建制度的“历史极限”等具体情况，决定了走西方式（但不是“西化”，笔者注）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东方社会唯一选择，道德谴责在历史规律面前苍白无力。因此，马克思指出，“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9]东方社会不能不顾现实、仅凭主观好恶和伦理道德走共产主义道路。

如果说马克思一直未明确界定自己关于东方社会“西方式”或“欧洲化”发展道路与资产阶级学者的东方社会“西方化”道路之间的根本差异，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明确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指马克思，笔者注）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0]马克思东方社会“特色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呼之欲出。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色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分析是建立在尊重生产力、尊重东方社会现实、尊重时代发展等唯物史观基础上，而西方资本主义学者“西方化”道路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唯心史观基础上，这是两种现代化提案的根本差别，从这一层面来看，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民粹化”道路和“西方化”道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东方社会“特色化”资本主义道路思想的理论源头。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马克思也认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东方社会唯一选择。但是，随着东方社会革命实践以及西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推进，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出现了“晚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