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的本性无法掩饰

日本急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目的在于缓和国内矛盾，扩大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提高同英、法、美、苏等国的对抗地位。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攻城略地、奴役人民、掠夺资源的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热河陷落、冀东成为“停战区”和《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第一阶段的终结，同时亦宣告了“蚕食”华北和内蒙古的新阶段的开始。在日本国内，退休的海军大将斋藤重新上台后，开始以军部为中心实行法西斯统治，继续并扩大了历届内阁的侵略方针，并强化其在我国东北地区军事、政治上的独占统治权。斋藤内阁外相公然叫嚣：“所谓满蒙事件，是以我国行使自卫权为依据的。为了这个问题，即使整个国家变为焦土也决心要贯彻我们的主张，一步也不退让。”狂妄地为其侵略政策辩解。

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之战。“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们要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一、采用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相继建立了大规模的细菌部队，总人数达两万余人。

1933年8月，日本设在东京的细菌战研究所移至中国黑龙江五常县背阴河地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正式开始以中国战俘和反满抗日义士作细菌活体实验。1938年6月，该部迁至哈尔滨平房镇，扩建了细菌武器研制基地，名为“满洲国659部队”。1941年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该部直属日本参谋本部，由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中将和四名少将军官主持，会员2600余人。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支特殊部队惨无人道地以活人为试验品进行细菌战实验，制造了大量细菌战用剂，使细菌弹成为关东军最厉害的武器。以活人为试验品进行细菌研究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重要特点。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令人发指。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作俘虏，而是称为“木头”“原木”“特殊材料”和“马鲁他”。他们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耗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13]

日军在朝鲜战争时就曾对我东北实行了残忍的细菌武器袭击。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日军又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设立了相当规模的特种细菌部队和细菌战研究机关。侵华日军的各军团内，也都设置了名为“防御给水部”“兽类防疫部”之类的机构，实际上是野战细菌部队。伪满洲国军内和伪满卫生科研机关、军事医学院等，也都是日本侵略者研制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的别动队。日军还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细菌部队。

根据731部队资料记载，石井把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看作是进行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武器”，进行了大量生产。为此，731部队建立了鼠疫、霍乱“两大武器”的特别研制基地，并负责对老鼠和跳蚤的饲养。有一个田中班，拥有4500个鼠疫饲养器，几天时间，就可以繁殖一亿只跳蚤，两个月可以制造几十公斤鼠疫跳蚤。在海拉尔的第543支队内，通常养育着1.6万只老鼠。在一个生产周期里，这个部队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的微生物，培养出300公斤鼠疫细菌及用做细菌武器的跳蚤。据日本作家森村估计，“731”的细菌储备量，在科学上讲灭绝全人类也是绰绰有余的。^[14]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还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日军的细菌与毒气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生物化学战，残害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人民。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000余人死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余人，受伤41000余人。同时至少有27万无辜平民因细菌战而死亡，仅敌后根据地就有1200万人因细菌战而患传染病。^[15]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对华使用的主要化学武器有瓦斯弹、瓦斯筒、瓦斯罐、毒瓦斯流弹等，内装有催泪性、喷嚏性、呕吐性、窒息性、糜烂性毒气。日军在南口战役，在淞沪、太原会战等战斗中都曾经使用毒气。1938年8月22日晨，在江西北部瑞昌地区的一次攻守战中，日军释放毒气，中国守军两个营的官兵，除了三个人幸免于难，其余全部中毒死亡。日军使用持久性毒气控制重要关隘、通道、高地等要点，阻止中国军队前进，仅广济战役中，中国官兵中毒伤亡人数达2000余人。据统计，仅武汉会战期间，日华中派遣军第2集团军就用毒222次；第11集团军用毒80次，配属华中派遣军的正规化学战部队使用毒气92次，各师临时发烟部队施毒210次，德川航空兵团也多次空投毒气弹。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日军也多次施放毒气。1938年12月，八路军王震旅一部在山西灵丘伏击日军，日军施放毒气，王震旅长以下官兵中毒者300余人。1939年4月22日，八路军第120师在冀中河间与日军激战，日军第27师的渡佳行团主力约2000余人，并伪军200余人，大车1000辆被包围。为摆脱被全歼的危险，日军施放毒气，八路军在弥漫的毒气之下，苦战两昼夜。在这次战斗中，贺龙师长以下官兵中毒者500余名。据延安总部统计，自1937年至1940年5月止，三年之中八路军官兵因日军施放毒气而中毒者达10475名。侵华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用毒气杀害中国军人，而且还用毒气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和平居民。1941年1月15日，日军在潘家峪用手榴弹、硫黄弹、火烧等手段杀害中国平民1230人。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日军就曾向地道中施放毒气。日军还大肆在沦陷区播撒毒药、毒物，残害中国民众。^[16]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惨绝人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无穷的祸害。至今还遗留在华的大量毒气弹不时挥发伤人，严重干扰着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军事战略阴谋变化多端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日益扩大，各种政略、战略，逐渐综合形成系统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体系。

“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侵华活动中，极力收买和培植可以供其使用的力量，以分裂中国内部，用中国人压制中国人，实现其侵略和控制中国的目的。1938年，日军统帅部提出《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与在台湾等地实施“总督制”直接统治不同，在大陆占领区都伪善地挂有“自治政府”的招牌，以达到广收人心、征服中国的实际目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不仅利用国民党中公开的和未公开的亲日派汪精卫等，而且还利用国民党中反共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日本在总体上停止向蒋介石军队的战略进攻，从政治上鼓励其进行反共活动，也是这种“以华制华”政策的表现。

“以战养战”是日本的战争指导方针，是从初期的偏重军事进攻，逐步调整到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并重的轨道上来的一项经济侵略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为根本手段，对中国沦陷区进行种种名目的巧取豪夺，以期达到支持长期侵华战争，进一步争霸世界，满足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贪欲的目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多次围攻和“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在遭到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后，日军不得不承认其单纯军事占领政策的失败。从1941年起，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兵力陆续增加。同时，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由冈村宁次接任，战略方针也有了明显的变化。鉴于过去用“治安肃正”方针，着重于军事“扫荡”，不能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搞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要求必须进一步落实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方针。这是日寇1941年的得意杰作，其主要内容是以军事恐怖进攻为中心，同时加强其政治、文化、特务等方面的阴谋活动，企图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张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殖民统治，以此达到其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为实施所谓的“总力战”，日华北方面军1941年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计划》，7月又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进一步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各项政策系统化。该计划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三种地区，分别采取强化治安、“蚕食”、“扫荡”等不同对策。

所谓的“扫荡”，是指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灭绝人性的政策。根本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方法则是日军主力在伪军配合下，不间断地对各根据地实行闪电式军事袭击，采取的战术有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所谓的“蚕食”，是指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采取的一种军事政策。意思就是其对付抗日根据地的办法是逐步缩小、削弱，直到最终摧毁与占领，类似蚕食桑叶时逐次食光，故而得名。敌人的“蚕食”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分散的、普遍的，即靠原有的据点和原有的兵力，向周围“蚕食”；一是有重点地突击某一块区域，即以较大的兵力前进一二十里，建立一线据点，把这块地区与整个根据地分割开，再在里边建立若干据点。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游击区采取怀柔与恐怖并用、特务与武装结合的办法，在边沿城镇设立据点，实行步步进逼，这就是所谓的“边缘蚕食”。一旦时机成熟，日军便结合军事“扫荡”，派出快速部队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军事要地，设置据点，逐步扩大占领面，实行所谓“跃进蚕食”。“扫荡”以军事行动为主，大张旗鼓，气势汹汹；“蚕食”采取逐步伪化的渐进方式。“扫荡”与“蚕食”不同：“扫荡”往往集中兵力于某一两个地区，“蚕食”则凡有日伪军驻扎的地方，就竭力向四周扩展；“扫荡”有一定的阶段性；“蚕食”却几乎天天在进行，逐渐侵蚀抗日根据地。

这些野蛮的敌人玩尽了一切残酷的花样，从铁桶包围、梳篦战术、急行奔袭、剔抉清剿等，到“杀光、抢光、烧光”，无所不用其极！敌人还用所谓的“掏水战术”，破坏军民团结。因为解放区的军民关系如鱼与水那般亲密，他们却要掏干了水来捉鱼，那就是把老百姓杀光，敌人的狠毒可想而知。经过连续不断地“扫荡”“清剿”，敌人认为八路军大部队不见了，而小分队和一些零星人员，在老百姓中隐藏起来，仍在不断地进行活动，对他们的威胁很大。于是又来一个“剔抉”。“剔”就是从缝隙里把我们挑出来，所谓“抉”就是要把我们剔出去的意思。敌人妄图以此除掉我们的军政人员，可见歹毒至极。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变得疯狂。

1941年6月10日夜，敌寇利用7000余兵力，开始对我大清河以东地区疯狂地“扫荡”与“搜剿”。敌寇的企图是消灭自我主力从其包围圈转移后留下坚持工作的地方武装，残杀我抗日工作人员，摧毁我军政民组织。这样即由其上述盘踞的五个临时据点，再建立许多较小的暂时性的据点。于是大清河北、津高路以东，我抗日根据地百余村中有许多都盘踞着敌寇。他们四出骚扰、搜剿和杀戮，企图使我在该地坚持工作的游击队与地方工作人员难于立足，使群众由于恐慌而不敢掩护工作人员。敌寇差不多将所有村庄的大街小巷、树林、苇地和庄稼地都搜到了，很多干部和抗日积极群众在敌寇这种“搜剿”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次“扫荡”，敌人采取了新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划分小组进行全面的搜剿；纵深配置特别广阔严密；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密切配合。压迫得越残酷，斗争得越英勇。群众在敌寇的残酷屠杀与掠夺下，对敌仇恨更为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更加广泛，绝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甚至部分的顽固势力与我进一步密切配合。敌寇依靠的只是军事上的优势，而这个优势在敌寇兵力不足的条件下，只会是暂时的，日寇没有可能把7000余兵力，长久驻在那100多个村庄中。那里的子弟兵与敌寇周旋，斗争得更勇敢。胜利在每一个群众、战士、指挥员的心里越加坚定了。

敌人建立集团式的据点，进攻时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利用几个据点对我实行合击，如合击扑空，则立即分散为多个小股，进行面的搜索。肃清一个地区，再转入其他地区，在一处作战，其他据点配合动作。敌人在“扫荡”中，“扫荡”部队与守备部队密切配合，守备部队依靠据点组织小股敌伪混合的小部队，经常在据点周围村庄活动，镇压群众，修路平道，建立伪组织，而“扫荡”部队则以强有力的配备，寻找我主力部队，以求歼灭或驱逐出去。敌人在战术上多采用游击战术，实行袭击、截击、伏击和声东击西，还利用装扮八路军工作人员等方法，欺骗捕捉我工作人员，积极地向我进攻。同时为配合军事行动，在交通上、政治上、经济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我环境残酷、复杂、困难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残酷的“扫荡”，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等都受到了严重损失。工作停止了，组织被破坏了，干部大量牺牲，有的游击队、地方武装被打散了，有的工作人员动摇逃跑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个别地方统一战线破裂，群众情绪低落。

敌寇“扫荡”的种种花样，是为了达到其所谓“强化治安”的阴谋企图。然而在敌人的残酷“扫荡”中，我分区八路军、地方武装、游击小组，针对敌寇的阴谋，以灵活的战术和积极的活动，展开了全面性的群众游击战争，粉碎了敌寇的“扫荡”阴谋，在大小不断的作战中歼灭敌人，活捉伪军、汉奸，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我党政军民英勇抗敌，在残酷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坚持斗争的经验更丰富了，政治上更坚定了。我们不仅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而且还创造了不少新的方式方法，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1941年以后，日军“扫荡”的方式进一步发展，“由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到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扫荡’，变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线式进攻，变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这种‘扫荡’在战术上的特点，即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17]为此华北方面日军计划在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内，将“治安区”由10%增加到70%，“准治安区”由60%减少到20%，“非治安区”由30%减少到10%。^[18]为达到这一目标，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七万人的27次。^[19]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有时对一个地区的“扫荡”长达三四个月之久，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在华北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华中日军和汪伪政府推行所谓“清乡运动”。这是华中日伪为控制占领区采取的“总力战”，它以“扫荡”“清剿”为先导，打开局面，而后再施以政治、经济等奴化统治。“清乡”首先在华中实行，逐步扩大到华南，是日伪对付敌后军民，巩固华中、华南占领区的主要形式。

我们再看看日寇在晋察冀地区的“强化治安运动”。在军事上，敌人为了切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除了在一些重要地区增设据点外，还在据点和铁路线上，进行“军事建设”，沿山边大王店到姚村、大王店到满城、王安镇到易县、王安镇到涞源，加紧修建汽车路，并准备在路旁挖沟，企图封锁山地与平原，割断北岳区与平西的联络。据点内则建筑炮楼，准备固守。

在政治方面，敌人则卑鄙无耻地大造谣言。皖南事变以后，敌人曾用飞机大量散发传单，胡说什么“蒋介石和日本讲和了，中日要联合剿共了”，“国共已完全破裂”，“中央军已开到石家庄了”，以此来欺骗麻痹民众。更可笑与可怜的是：“北京前门外出了一个碑，上面写着今年四月有大乱，老百姓要死去。”然而现在已经是5月，老百姓都死去了吗？敌人的谣言不要人们来揭穿，便已经“纸里包不住火了”。敌人还利用这个治安强化机会，把各种秘密教会打入各村中去。在政治活动中的另一方面，便是各地都进一步组织“青年防共自卫团”“妇女防共自卫团”，加强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办法。同时有计划地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秘密破坏活动，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此外强迫抗日干部和军人的家属参加其伪组织或写信叫亲人回敌占区工作，否则全家处死。

在文化思想方面，敌人更狡诈地采取一种麻醉的手段，除了对老百姓提倡什么“尊孔敬佛”之外，还在据点内大修庙宇。如涞源城内敌人修筑孔庙与城隍庙。满城的于家庄、眺山庙等地都唱了四天旧剧，并强迫附近居民前去参加。后来才发现在于家庄唱戏时，有许多妇女被敌人奸淫了。

在经济方面，敌人对我根据地有计划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给民众带来了极度的生活困难。

这样一来，使我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形势上处于日军主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夹击之中。坚持敌后抗战，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

三、竭尽欺骗之能事

参加日本军队的日本士兵并非都出于自愿，日本军国主义不惜采用欺骗手段进行招募和派遣。日本法西斯是靠着说谎把许多士兵骗到中国战场的。日本法西斯曾说侵华战争是“圣战”，是几个月就可以成功的，但今天看来，这谎言已为全世界所嘲笑。日本士兵不愿再受其鞭笞，他们在酝酿着反抗的火焰。暗中抵制、说谎和消极，是挣脱日寇法西斯血手的前奏。日本法西斯强盗强制许多翻译官、参谋长到各地开大会、搞演讲、贴标语、散传单，企图安定敌伪士兵惶惶不安的心，掩盖敌占区人民的耳目。1942年1月12日，在定县城边，像其他县一样围着一大群人，讲话的是一个敌军的参谋长，精神很颓丧，站在木凳上，声音凄厉地说：“皇军司令官是好人，太平洋的战争是对日本有利的，日本有准备，一定会胜利……”忽然他的声音变哑了，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眼泪直往下滚。他明白自己是在说谎，讲话未完，就走下台来。^[20]

在这里，笔者引用当年担任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组织委员的上原同志演讲的内容。他面对要求返回部队的被俘日军小谷说道：“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从日本军队中脱离了日本军阀的野蛮的残酷的压迫到八路军来的，我们都是一样被日本军阀欺骗为‘东亚和平’‘圣战’而来到中国作战的，我当初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是迷迷糊糊的，还是以为真正‘为东亚和平而战！’但是从到八路军以后，我才知道什么‘东亚和平’‘圣战’，都是骗人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中日战争的实质是日本军阀企图灭亡中国，把中国人民当奴隶，抢夺中国的资源，而拿日本人民当消耗品、当炮灰。这个战争是违背日本人民利益的，将日本人民陷入于悲惨的地狱中，所以我们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我们不屈不挠地为了争取胜利，在这里组织反战同盟。”他鼓励小谷，“希望你回去告诉战友们，我们的胜利信念坚定不移，我们的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不久就要到来！”^[21]

有一位曾两次服役期满又被延期的名叫渡边的日本士兵，曾为自己建树了一个“优秀的轻机关枪射手”的勋名，后又被提升为上等兵，可他惦念家乡陷入困苦的妻儿，“他心里每天萦回着的是：回故乡去！”他的长官却对他说“中国问题”还未解决，不能回国，他被迫延长了两次服役期；等第二次延长服役期满的时候，长官又说要等晋察冀边区“毁灭”之后，可他们一心想“毁灭”的晋察冀却一天天发展壮大。觉得回国实在无望的渡边，在日记本上写道：八路军永远“覆灭”不了！归国遥遥无期，妻儿将为饿死鬼，我唯有自己“无言的凯旋”！敌寇称日军战死为“无言的凯旋”，而这位并非战死的日军，却被假以战死的名义举行了追悼会。

为达到侵华目的，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多次采取诱降政策。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迅速向上海增兵，准备武力进攻的同时，也采取了秘密的外交行动。日本参谋部制定的《战争指导纲要》，决定以华北、上海方面决战为一个阶段，要利用这一阶段决战的成果，推动中日和谈。鉴于以后会出现对苏作战危机，在随后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中，规定于10月上旬在上海、华北发动攻势，迫使中国屈服，结束中日战争。1937年10月2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决定“接受第三国公正的、劝告式的和平斡旋”。日本外务大臣竟然赤裸裸地要求德国牵线搭桥，诱使国民政府妥协。而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竟然是：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建立一个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建立国际警察队来管制；停止抗日政策；共同防共；降低日货关税；尊重外侨权利。并威胁说，中国如不接受，日本将随着战争的进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12月14日，日本在华驻军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傀儡政府。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在政治诱降的同时，还对国民党实行军事迫降行动。1940年5月1日，日军以20万兵力，首先对枣宜地区实施进攻，接着对重庆和四川等地实施空袭。国民党营垒内部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攻逆流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起到了不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日寇对占领区人民更是用尽所有卑劣得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手段，包括造谣、欺骗、敲诈、勒索、恐怖、威胁、毒化、娼妓、邪行等下流方法，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卑鄙目的。敌人的这些鬼蜮伎俩，全边区人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积极展开对敌斗争，勇敢地打击和粉碎敌寇的“治安强化”阴谋。

四、灭绝人性地奴役中国人民

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日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建立专门骗招和管理男工的机构，以欺骗手段，每年从华北、华中等地骗招几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城市市民，为日本侵略者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1年，仅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数百万人。这些劳工被骗到工矿企业和施工现场以后，受到难以想象的奴役和折磨，许多人致残致死。^[22]

1941年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后，随着对中国经济掠夺规模不断扩大，单单骗招已不能满足需要，便骗招与强征相结合，在华北与华中占领区，将过去的“募集制”改为“强征制”，将包围村庄里18岁至45岁的男人全部抓起来充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8月，日军从中国各自掳掠劳工169批，共41762人。其中不少因饥饿、疾病、迫害被抛入大海，实际到日本人数为38117人。他们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刺刀、皮鞭下生活，在恶劣条件下劳动，一餐只有一个糠窝头，为了活命，只好吃草根、啃树皮，每天却要劳动9至13个小时，还经常被克扣工资，其中有7000人被折磨惨死于日本。^[23]另据统计，截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还有四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遭受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24]

五、贪婪地掠夺经济资源

经济掠夺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对占领区总体上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止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25]在东北地区，日本在1931年至1936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殖民开发。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材占日本全部产量的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北进行政治、军事侵略的同时，还以“经济提携”为名，以寻求东北缺乏的资源为重点，成立从事殖民开发的公司，主要从事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行业的产品和物资，大量掠夺华北的经济资源。在华中地区，以原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通过设立新的开发公司，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和销售。

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经济战略上囊括整个亚太地区，也就是以日本本土及中国的东北构成其“中心圈”，以中国其他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地区作为日本的“自给圈”，又以印度和澳洲作为“补给圈”，综合而成。^[26]

日本除明目张胆地掠夺外，还在伪政府庇护下，进行疯狂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输送到中国内地，用以套取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给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的损失，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