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类书编修风潮对《外台秘要》成书及体例的影响

张　戬

摘要:成书于盛唐的大型方书《外台秘要》的编修体例具有不同于以往方书的特点，可视之为第一部成熟的医药学“类书”。除了受此前医籍尤其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影响以外，唐代类书尤其是《艺文类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此外《外台秘要》的成书固然以当时医药学成就为客观基础，而初盛唐类书编修风潮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考察这股风潮背后的唐代学术文化特点，也可以让我们反观唐代医药学的成就与特点。

《外台秘要》是成书于盛唐的一部大型方书，不仅其学术价值为历代所重视，其编修体例的特殊性也引起历代研究者的关注。对于这样一部中医药文献的成书及其体例特点，此前的研究往往从医药学及医籍内部寻找原因，而忽略中医药学以外的大文化学术环境及其它典籍对它的影响。本文试图将《外台秘要》还原到它得以成书的唐代书林及更大的文化学术生态环境当中，探讨初盛唐类书编修风潮对《外台秘要》成书及体例的影响。

一、《外台秘要》的体例特点——成熟的医药学“类书”

《外台秘要》成书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共40卷，分1104门。汇聚了唐前诸方及唐代天宝以前的几十家方书。在体例上，除了乳石、灸法、六畜疾单列以外，整体上以疾病为总纲，分科立病，病下按病证分门，每门先论后方。医论部分全取自前代医书，尤其以巢氏《诸病源候论》为主;医方部分全取自前代及唐天宝以前方书。且所引方、论皆标明原书及所在卷数。其价值如范行准先生所说:“不仅把古代经方传于广大民间，并且因所引医书多系以卷数，致使他们的本来面貌也被保存下来，这已是后来一般目录学家所特笔提到的典范著作。”［1］全书在内容上虽无创新，但病证分类之详细清晰，纲目检索之方便快捷，保存原文之确切有据，都是此前方书所不具备的，而恰恰符合“类书”的体例特点。

所谓类书，就是分门别类地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资料的工具书。正宗意义上(狭义)的类书是试图赅括一切知识门类的，我们称之为一般性类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而笼统意义上(广义)的类书也包括那些囿于一门一科的专门性类书，如《格致镜原》(科技专业类书)。类书的条目行文，既有作者编写成文的条目，也有原材料的照搬，尤其以后者为主，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因此，类书可以作为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知识全貌或某学科知识水平的工具，也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薮。可以说《外台秘要》是第一部成熟的医药学领域的专门性“类书”。

二、《外台秘要》“类书”体例的形成渊源

任何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的，其独创性的背后是更多的继承性。《外台秘要》也不例外。它作为第一部成熟的医药学专门“类书”，也是在此前方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此外其他医籍乃至医外典籍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经过多方面综合比较，本文认为仲景《伤寒》、《金匮》、孙思邈《千金》二书、巢氏《病源》，及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对《外台》体例形式的影响最为明显。

先论后方的体例始于《伤寒》《金匮》。《伤寒》以六经辨证为纲，以论为主，附少量方子;《金匮》以病证为纲，简论病证而以方剂为主。这奠定了此后方书以病证为纲，先论后方的基本体例。然而仲景虽广采医籍，但《伤寒杂病论》毕竟为其个人专著，前人著作尽消化于其中，为经方之祖，而非《外台》这样汇聚众方的大型方书。《伤寒》之后方书虽多，但大多散逸，难以窥见原貌，体例不明。至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问世，我们才得以窥见方书的另一里程碑。

《千金》二书各三十卷，皆以方剂为主，按病证分门别类，将理论与治法结合起来，尽可能全面地收录前代方书及民间验方。这两部“类编”性质的大型方书比《外台》成书早数十年，可以说为《外台》的编撰提供了文献及体例上的基础和经验，但是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外台》与《千金》在编撰体例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其一，《千金》二书内容庞杂，除了方剂以外，还有本草、医论、诊法、食养、针灸、导引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有的杂于病证方剂之中，有的单列出来与方剂并行，且所占篇幅不小，而未能完全按病证纲目编排。作为主体的方剂(包括针灸等其它治法)部分，虽以病证作为划分部类纲目的标准，但也未能全以病证为条目，如卷九“伤寒方上”下就有“发汗散”“发汗汤”“宜吐”“宜下”等篇名，以功效、治则兼剂型为分类标准。而病证的分类亦杂糅不清，寻检不易。而《外台》除了乳石(研炼、服食一卷，发动、病证、解方一卷)、灸法(一卷)、六畜疾(列于“虫兽伤人方”后，仅三门)单列以外，全部以病证为纲。且分类清晰，条理分明。其二，《千金》二书编入病证方剂之中的理论部分，有的论病理、脉理、诊断，有的论及与病理无关的杂说。如卷二“妊娠恶阻第二”中就载有“辨(胎儿)男女”的说法。《外台》医论部分全围绕病理及病症表现，或作为总论列于大的病类前面，或紧扣各种病证分列于各门的方子之前，作为处方的理论依据。其三，《千金》二书的内容多取自前代医书和民间验方，但也有不少孙思邈的个人创见和临床经验。而《外台》方、论皆取自前代医书，并无个人创见。其四，《千金》二书所引内容大多没有注明出处，而《外台》则标明原书及所在卷数，甚至有的方子重见于多部方书的，也于方下注明“某某书同”。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千金》二书更偏向于中医药百科全书的性质，而《外台》则可以视为完全意义上的类书。将之进一步与初唐类书《艺文类聚》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外台》在体例上吸收了《艺文类聚》作为成熟类书的优点。

《艺文类聚》为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一百卷，分四十六部，在体例上跟此前的类书大有不同。此前类书主要为了查“事”，而引文则随意摘句，不录片段。而《艺文类聚》则将“事”与“文”并成了一条龙。正如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所说:“《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2］于是，先举“事”，而将原文列在后面。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方便检索、引用以及对“用事”之例的理解和学习，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辞章名篇。后来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函》都模仿它，而《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巨型类书，也都采取了两条龙并一条龙的措施。可以说《艺文类聚》标志着类书发展的成熟。

《外台秘要》也进一步完善了此前大型方书体例，将“病论”与“处方”两条龙合成一条龙，广采众方的同时，令读者见病知源，不至生搬成方，又补全了《诸病源候论》有病无方的缺点。且条目清晰，全无拉杂枝蔓。特别是它所引方、论皆标明出处卷数，这更是类书编撰之法，而为此前医书所无。不能不说是受到类书尤其是《艺文类聚》的影响。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书，赖此以存，其功不可泯也。”［3］明确指出《外台》“乃医方之类书”。而“为后人创造了整理医学文献详注出处的凡例。”［4］对其后医籍由其是方书的编著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唐代类书编修风潮对《外台秘要》成书的影响

上文通过点对点的比较，谈到几部前代典籍尤其是类书《艺文类聚》对《外台》体例的影响，但是要追问其成书的原因，还要将《外台》置于历史的“线”和文化大环境的“面”当中。简而言之，《外台秘要》这样一部面貌独特的医科类书成书于盛唐时期，除了有赖于医学学科的学术基础和文献基础，还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类书的文体形式不断发展并影响医籍著述面貌的结果，也是唐代类书编修风潮冲击医籍著述的结果。

类书的产生并非始于唐代，而于唐代大盛。究其渊源，类书的始祖当推魏文帝曹丕组织编写的《皇览》。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查检各方面资料。此后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类书，如北魏《帝王集要》、梁代《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北齐《修文殿御览》等。隋代国祚虽短，却产生很多重要的类书，如《长洲玉镜》《北堂书钞》《编珠》等等。唐代自开国到玄宗时代，几乎历朝皇帝都组织编写类书，如高祖时的《艺文类聚》、太宗时的《文思博要》、高宗时的《瑶山玉彩》和《累璧》、武后时《玄览》和《三教珠英》、玄宗《事类》和《初学记》，可以说唐代尤其是初盛唐是类书编修的全盛时代。

有意味的是，翻开中医药文献史可以发现，这些类书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几乎都能发现中医药类书或者说准类书的身影。比如成书于三国(魏)的《针灸甲乙经》，全书主要由《素问》《灵枢》《名堂》三部古医经类集改编而成。虽不能径称为医科类书，但该书类集古书，且作者皇甫谧在序言中称其编撰目的为“事类相从，聚之义也”，恰恰符合类书的特点。因此可以视之为医科类书之祖。晋代葛洪《肘后方》作为一部综合性医书，是在其另一部百卷巨著《金匮药方》的基础上摘要简编而成的，分门别类，便于检索，可以看作是手册式的小型类书。南北朝时期，有《小品方》《僧深方》等大型分类集成性质的方书，也带有类书性质。隋代更是出现了政府组织编写的2600卷《四海类聚方》，这正是隋代类书编修风潮在医籍领域的表现。至于说在类书全盛的初盛唐，更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新修本草》和《外台秘要》四大医药典籍与之呼应。

《新修本草》由唐政府组织编撰，正式颁行于公元695年，为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共54卷，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其中“本草”20卷，主要沿用前代的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而加以修订，所增有限;药图25卷，图经(药图的文字说明)7卷是唐代首创。这样一部药典，在中医药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医药理论的建树和药物学上的新发现，而在于对前代及当代药学知识的总结和汇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修本草》近于类书。此外，该书在编排体例上，主要是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分类，而更为细致。如陶弘景将草木划为一类，虫兽并为一类。《新修本草》则将其分开，并在每一类下又分为上中下三品。此外还收录了陶氏按药效分类的列表。这样鲜明的分类意识也与类书相通。

《千金要方》(完成于652年)和《千金翼方》(完成于682年)，前者堪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虽然作者孙思邈在书中展示了不少创见以及个人的医疗经验和药学造诣，但总的来讲这部书仍然以辑录和总结为主，无论较之先秦两汉的《内经》《伤寒》，还是较之宋元的各大医家论著，其理论的原发性和创新性都显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医籍当属准类书。

这三部大型医籍在初唐的问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初唐类书编修风潮，但因为医籍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载体，其文本形式的发展稍稍落后于文史哲的著述，或者由于其学科基础和文献基础等各种原因，这三部医籍跟同时代的类书相比，在文体形式结构上还不够完备，但同属初唐类书编修风潮的产物是显而易见的。《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久知洪文馆”(据孙兆《校正外台秘要方序》)，也就是以“给事中”的身份掌管国家图书馆，这样的职务一方面给他广览方书以及大量的国修类书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要求他博览群书，并对当时最为流行的文体和书籍形式相当熟悉。可以说，王焘编修《外台秘要》时顺理成章地吸取了初盛唐类书在体例上的优点，完成了这部成熟完备的医科专门类书。

四、类书编修风潮与四大医典成书的初盛唐学术文化背景

就一般性类书而言，其成书的主观目的有二，客观条件亦有二。主观上，一是知识实用性的需求，比如供统治者(主要是皇帝)查检知识，为写作提供语言和知识上的材料;二是成就“以文名世”的功业，于统治者而言用以粉饰文治，显示网罗天下的襟怀，于对私家编者而言借此名垂后世，以达不朽。客观上，类书的出现和日益盛行，需要“知识”水平和文献材料以支撑。一是载于文献材料的知识数量的庞大，二是知识的分类和体系化。

唐代尤其是初盛唐的学术文化环境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为类书编修风潮的出现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综观初盛唐学术的特点，除了佛学异彩纷呈以外，整体上可以说子学衰而经学盛(这里说的“经学”，不仅仅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注释，也包括经学的治学方法)。即开宗立派，成一家言者少;述而不作，整理注释者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四大医典作为最高标志的初盛唐医药学同样以少创见突破，多继承整理，轻理论建树，重实用经验为学术特点。

从客观条件上讲，从六经的整理及先秦诸子算起，典籍文化与学术至唐代已经有一千多年的积累，书籍文献的留存也相当可观。加之唐代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有容乃大的文化气魄，使得初盛唐出现了努力总结和整理前代一切学术文化和典籍遗产，并形之于书册的局面。于统治者而言，表现为官修史书、官修类书的大量出现，也包括第一部国修药典《新修本草》的颁布。于私家著书而言，表现在个人编修总集、百科全书、类书，整理注释前代典籍的风潮，《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的编撰亦在其中。同时四大医典的成书也反映了中医药领域的知识积累、知识分类和体系化在初盛唐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从主观需求上讲，中医药学科更有着明显的知识实用性特点，更加推动了这些方药书籍在体例上迈向“类书”。

析而言之，成书于初唐的《千金》二书和《新修本草》，其资料来源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非书面文献(包括民间验方、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实地考察等)，而成书于盛唐的《外台秘要》其资料则全来自其他书面文献(包括《千金要方》等初盛唐医籍)，可以说《外台秘要》作为第一部成熟的医药学类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医药学知识的积累至盛唐才达到了高度文献化的程度。四大医典在纲目体例上的不同，也反映了从初唐至盛唐，中国古代医药学知识分类进一步细化与体系化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104.

［2］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107.

［3］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医论医话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84.

［4］何任.应发掘探索唐代的两部医方巨著——谈《千金方》与《外台秘要》.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4(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