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一块功德碑

民国五年的一块功德碑

2008年4月，灵武园艺试验场（下称园艺场）在修整水利交通设施时，我在场辖区4个站的土地上和同事勘察，看到田埂边、果树下、渠堤旁，丢弃着一些明清墓葬石刻的残碑破块。这些石刻历经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保存下来极为不易。在残留的一些石刻上仍有很多花纹，显示了明清时代石匠高超的雕刻工艺水平，很多碑座上还雕刻着凶猛的虎豹，也有温顺的象、鹿、兔、羊等动物。有些石块上还雕刻着麒麟、龙凤、梅莲图案，线条细腻精美，这是研究明清墓葬习俗的珍贵实物。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的命运不是被填进深坑，便是被当做了砌筑水渠闸口的建筑材料。

园艺场地处灵武东郊，20世纪50年代前，这里的教场滩、文家沟、锅底坑、拱拜台、芦草洼等地荒无人烟，是灵武埋葬亡人的墓区。明清的墓葬也很多，有县城里的张家、陆家等大户人家的墓茔。也有近代民国的墓穴。一些灵武的知名人士如清代拨贡邓云路、国民党将军王国璋等人也埋葬在这里。这里野蒿衰草，斜日寒鸦，墓碑林立，阴森荒凉。白天风声凄厉，獾兔嬉戏；夜间萤火闪烁，猫头鹰怪叫疹人。因此，这个地方平日里人迹罕至。每逢清明时节，人们祭奠亡灵，素酒黄裱，青烟袅袅。自20世纪50年代后，这里开始垦荒整地，引水开渠。在平坟填坑中，一些石碑被砸碎，当做砌跌水、建小桥的材料；一些石人、石马、石羊被砸碎填了洼坑，深深地埋在了地下，上面栽种了树木。而残留在地面上的墓葬石刻制品，随着岁月的流逝，在风霜雪雨的侵蚀下，被摧残风化。

如今，园艺场的发展方向是逐步建成一个集旅游、娱乐、休闲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观光风景区。这些散落残留的石刻品使我产生一种想法：园艺场空地很多，一些荒地属于漏沙、胶泥、流沙土质，绿化条件低劣，如果把这些石刻品集中安放在一起，稍加修整，便可成为独特的旅游观光景点。我把这个想法和同事们讲了，大家仔细地进行了讨论，认为园艺场生态旅游条件得天独厚，现在开始打基础，逐步建设景点，思路是正确的。特别是现在把这些石刻收集起来集成一处景点，既不用花大资金，又为今后进行旅游开发先行了一步，也符合园艺场总体建设规划。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后，场机关管理人员放弃了休息日，采用机械挖掘、人抱肩扛的办法，几天内将这些石刻集中摆放在一块多年荒弃漏沙土质的土地上，随即又换土栽种了沙枣、刺槐等耐旱树木。经过细致的构思摆布，石刻群成为一处风格独特的明清墓葬碑林。景点布置好后，文友刘振海、王璞云、刘宏安等人到现场进行了观看，他们看后非常高兴。这些明清墓葬石刻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和劫难，现在收集起来，既成了景点也是一项保护文物的措施。

回顾灵武沧桑的历史，烽火战乱，风云更迭，令人不堪回首，文物保存到今天极为不易。灵武是塞上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曾经有土寨子、城墙、铁旗杆、护城河、钟鼓楼、石碑坊、将军墓及百余座庙宇等文物，它们和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相映，与云烟绿树溪流融合，形成了俊秀雄浑的塞外风光。“贺兰山下果园成”令多少骚人墨客驻足吟唱，灵州曾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句，人们为灵州这片塞北古城蕴藏的厚重文化和古韵的真谛而感叹骄傲。遗憾的是岁月无情，硝烟战火和风雨劫难使很多文物被焚毁，城墙、庙宇、碑碣都已被岁月湮没。见过灵武古城面貌和去过山西平遥的人，将灵武古城和山西平遥古城相比，都认为灵武胜过平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灵武，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生动地描绘过灵武：“灵武城中的大庙特别多，北半城全是庙宇。”1949年刚解放时，灵武城墙完整，城里的寺庙完好，古城的面貌非常清晰。今日反思当年拆毁古城，痛惜当时的举动是多么愚蠢。现在收集整合这些石刻，虽然微不足道，但无疑也是一项抢救性工程。特别是灵武古城的文物已历经风雨劫难，再不采取保护性措施，就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将会令人扼腕叹息。热心文友们在谈论中，还谈到了一块石碑去向的信息。

1988年夏季，灵武城乡建设科在县城内实施排水工程。在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挖掘安装下水管道时，在新华书店靠近薛李居民住宅旁，曾挖出过一块长1.76米、宽0.9米、重约800公斤的石碑，碑体上下有突出长方形的石卯。石碑挖出后，被随意放在管沟旁的土堆上。无人问津，后来被东塔镇河塔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人知道后，派人拉到了寺庙院内。一些懂碑文的人看后，认为碑文记载的内容和寺庙及佛教无关，这块石碑就没有安放，被随意放在镇河塔东边的一个洼坑里。后来寺庙修建道路，种植树木，这块石碑又被深埋在地下。时间历经近20年，寺管会几经换人，人们也忘记了这块石碑。2007年，镇河塔寺庙内修建韦陀大殿开挖地基时，这块石碑又被挖掘机重新挖了出来。由于是机械施工，碑体从上方的35厘米处断裂为两截，现摆放在寺庙院内一隅。文友们出谋划策，劝我将这块残碑也拉回，采取保护性措施放在碑林中。第二天上午，我和文友王璞云一起驱车赶到镇河塔寺院，寺管会王培德会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带我们到陈放石碑的地方仔细查看了这块石碑。它是民国五年灵武的清末拨贡李玉鼎及乡绅商贾和百姓17人联名为时任灵武知事余鼎铭所立的一方功德碑，题为《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经过查阅灵武的一些史料并走访一些年迈的老年人，我了解到此碑最早的安放位置。这块碑最早安放在解放前灵武的县衙内（现在的市公安局院内）。曾在旧政府工作过的李俊、白克勤、顾长泰等老先生回忆，1949年前，在县衙内的大堂通向二堂的过道中，曾立着几块巨大的青色石碑，多为灵武百姓、绅士为知事、州官县长所立，记录他们曾在灵武做过的一些修桥补路、建庙修寺、赈济灾民、建学扶农等善事。也有一部分碑是任知事、县长的官员为记述某件大事而立。如民国四年（1915年）江苏籍人士秦学坚任灵武知事，就修复残破不堪的县衙工程经过撰写了一篇题为《修复灵武县治记》的记事文章，由灵武著名的书法家孙道毅书丹，石工勒石成碑安放在县衙内。这块民国四年的石碑，解放前一些老年人都曾在旧县衙见过，那么这块立于民国五年（1916年）的石碑迟于秦学坚的这方石碑年代，肯定也立在县衙内了。至于为什么移开原地埋在新华书店旁，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解放后，在曾经是旧县衙的地方，县人民政府接管后，也设在这里办公。随着历次政治风波和运动，特别是“文革”运动，城乡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庙宇、佛像、寺院、石狮、碑碣、古旧字画、瓷器、旧家具都逃脱不了被砸碎、拆毁、推倒焚毁的命运，立在旧县衙里的石碑自然难免被砸碎或填坑的厄运。

20世纪70年代前，灵武城里湖塘洼坑很多，在人民街招待所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空场子，解放前后都曾做集市之用。这个空场子的南边，是一个深约3米，面积很大的坑，后来被逐渐填平，建了煤炭公司及一些居民住宅，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也许就是60年代后期拆除政府旧房时和废土一块被拉来填进深坑的，1988年修建灵武街道排水工程时才重见天日。从碑体上下有突出的长方形石卯断定，这块碑曾有碑座和碑盖，现已不见踪影了。从石碑的出处猜测，旧县衙内的几方石碑都可能埋在这里，只不过现在只出土了一方。

在镇河塔寺庙里，看着这方断成两截的残碑，感到十分惋惜。我向王培德会长提出请求，既然寺院不准备安放它，它也没有关于佛教方面的内容，能否在园艺场的空地上放置并进行保护。王培德十分慷慨地答应了，并说这方碑已残，而且笨重，寺院也不打算摆放。我和同事们费了不少力气。把这两截残碑拉回场里和那些明清石刻摆到了一起。仔细擦去残碑上的泥土，细心抄下碑文，晚间挑灯查找资料，从《朔方道志》《民国十年宁夏省政述要》《宁夏文史》等资料文献中，了解到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中被歌功颂德的灵武知事余鼎铭的一些事情。

余鼎铭，字介彝，陕西汉中人，民国初年曾任宁夏通尹统领。《朔方道志》记载，余鼎铭民国五年至六年春任灵武县知事，民国六年任宁朔县知事，民国七年任宁夏县知事。《宁夏省政述要》记载，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曾任宁夏省建设厅厅长。余鼎铭生性耿直，气度轩昂，处事磊落大方。他在任职期间，能体恤民情，乐于做一些福利公益事业，每到一处任职，能为当地做一些实事。《宁夏文史》记载，余鼎铭在民国初年任统领时，曾修缮过历尽沧桑、破败陈旧的宁夏首府银川城内的几座鼓楼。建过寺庙（在银川一中院内）。他在灵武任职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大刀阔斧地做事，为灵武做了不少实事。他来灵武任职的第二天，登上城墙观看，见城墙经地震及自然风雨侵蚀墙体斑驳，城垛颓废裂缝，他非常痛心。他看到城墙上的砖石倾落，百姓们沿城墙下小道行走，十分危险，随即筹措资金，招民夫，兴土木，进行城垣修复工程，且不顾年事已高，穿着粗布短衣掺和在民夫工匠中间，拌灰抱砖，给灵武百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维修城墙过程中，还发现了西夏文经木活字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及时将这些珍贵的文物上缴给宁夏最高官员，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此事记载于《甘宁青史略》中：“民国六年九月，宁夏灵武县发现西夏写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余鼎铭具有保护文物的意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旧时代官吏典守操行、不私吞隐匿珍贵文物的优良人品和德行，这种行为和一些旧社会官员的处事行径截然不同。联想到军阀孙殿英盗挖慈禧陵、马鸿逵泰山掘宝的罪恶行径，更感到余鼎铭虽是民国官员，其品行仍有令人钦佩的闪光点。

余鼎铭发现并上缴的这批西夏文经非同小可，是民国期间宁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西夏文化、文字乃至活字版印刷术都是一次重大的贡献。这次发现对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经文是世界上最早的西夏文木活字印刷本，是记载元代党项族佛教活动的珍贵史料，它的出现，将过去已形成的学说即元代王祯发明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年，同时对研究西夏文化、西夏文字、佛教活动、印刷术提供了实物，文经堪为国宝，其价值不可估量，现存于宁夏、甘肃及北京图书馆和日本东京等处。在发现西夏文经后，余鼎铭曾召集一些灵武文化人在县衙内观看和研究过，深知其珍贵价值，他未敢隐匿，迅速上缴。此举也是对保护历史文化的一项巨大功绩。

余鼎铭在灵武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对秦渠泥沙澄积，水道阻塞，致使农民两年未灌冬水的现状，下大力气整修清淤。在修整疏通秦渠时，他每日徒步往返于工地督察，自清晨到黄昏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并且对整修乡间道路、县城内道路铺设、挖掘清理淤泥澄积的护城壕、拉运清理城乡垃圾等多项便民工程都作出精心布置安排，付诸实施，造福乡梓。因为他做了很多利民的实事，得到了灵武百姓的肯定。余鼎铭在灵武任知事时，曾有很多轶闻传说，如：惩治耍赌的仓官；惩处欺压百姓溜须拍马的铜匠；街头受理一老妪诉状；杖责店小二不孝之子；修城墙令拔贡脱衫搬砖等等。至今还有人讲起这些传闻和“民间故事”。可见“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很实在的一句话。

时间过得很快，余鼎铭在民国六年初夏又被调往宁朔、宁夏等县任知事，他在任职期间仍奔波乡里镇间，曾为百姓办了一些实事。《民国省政十年述要》中的史料记载，余鼎铭在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任建设厅厅长时，对省内水利渠道的开发和整修、道路交通及林场苗圃的设立都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时局动荡不安、政风败坏、官吏腐败、人民生活贫苦的民国年间，官吏能洁身自好，为百姓造福，实为不易。从余鼎铭个人的品行操守来讲。在灵武任职期间没有什么劣迹，可谓难得。在民国后期余鼎铭年老体弱，遂向上递交了辞呈，告老休养。也许是他在灵武任职期间，遍览灵武山乡，感觉这里东邻丘陵、西毗黄河、民风淳厚、文化底蕴厚重，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也许是当年他和灵武的一些乡党商贾关系融洽，最后选定了在灵武居住（就在现如今的灵武县城中心的柳树巷）。闲暇时他和街坊及文友们谈论诗文，弈棋品茶，安度晚年。他虽闲居休养，但仍关注着灵武的公益事业，县衙、商会店铺的一些官员、掌柜，也经常因事上门求教。灵武县县长潘瀛曾因灵武城墙约300米的地段砖石脱落，城垣土方倾塌，专程前往柳树巷余鼎铭的寓所求教修复施工方案，并邀请余鼎铭参与修复工程。因为他为官多年，在修渠建桥、修建寺庙、修缮古旧建筑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曾是一位戴乌纱帽的“土木建筑专家”。

余鼎铭在灵武任职期间，下大力气修复残破的城垣，给老百姓留下了很深的印响，为记述这件事情，灵武的一些清末拨贡、绅士、百姓在民国五年撰文勒石成碑，安放在县衙内，就是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建城垣碑记》。其原文是：

恭纪四等文虎，五等嘉禾章存记，道尹统领保卫□□兼巡防营务处，代理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中华民国五年，丙辰□□七月，陕右余公介彝，以朔方军副□，兼权灵武县□，下车伊始，百废毕举，首筹修治城隍，疏口路渠，增旧制壮。新观，数百年未有之盛举也，灵武为古要塞，自李唐以来，控扼河朔者，持此一隅，是以安史倡乱，肃宗之即位，郭李之勤王，两京之克复，莫不胚胎于此焉，惟是年，□代湮继起无人遂致疆场，鞠为棘刺，名胜付诸沙砾矣，公于莅任之第二日，登城周阅，见稚堞之崩倒，墙垣之陷裂，不禁喟然叹曰，灵武面秦陇而背河套，三面受敌，四战成形，今残废若此，没有发急，何以保吾民哉，于是筹巨款，集丁壮，它工□材，大兴土木，举凡顶垣之罅，隙腰墙之坍塌，八门之敌楼，四隔隅墩台，无不一律建筑，又□城□濠，引水悬口跨桥，使向之断垣零落者，今则城高池深矣，可战可守，居斯邑者，免釜鱼幕□之忧，其造幸□□□□□□盛欤然，公之善政尚不止此也，邑有秦渠，为一方命脉，自上年冲刷后，民间两年未灌冬水，因兹荒□频仍，公念及于此，延调民夫，雷厉风行，未匝月而渠工竣，民田灌溉，泛滥无□，涸水之虞其最难忘者，公於视事之，除徒步督工，自睐爽以至黄昏，日日如是，更念卫生之宜讲也，凡街衢之秽污，道路之荒芜，务令清之理之，非康庄不允焉。呜呼，守土者多矣，孰肯瘁心劳力也，思所以垂永远者，特自捐廉济工外，并在本城商界暨炭船各项筹捐，大钱贰佰伍拾串文，发商生息，作为修城常年经费，其经理者□，□商界修治者，□绅董互相监视，以期杜侵蚀，而垂永久意至良法至善也，同时时尚有，警备队长康佐辅，排长党明和，绅者王登科，朝夕从事，为公分任其劳者，邑人士感公之恩德，悯公之劳苦，用□事实，刊之于石，以期不朽云尔。

阖邑绅商：黄钟毓、施栋、李中□、福盛德、李文焕、王廷仁、王玉赞、马天禄、马玉良、周镇岐、朱锡麟、李玉鼎、谢福、徐殿元、王鼎、郭成、孙强。仝鞠躬中华民国五年岁在柔兆执徐应钟谷月旦立。

这方功德碑上的碑文言简意赅，字迹铁划银钩，十分精美，篆刻功夫到位。石碑材质为青黛色，石质细润。在碑文周边，用浅浮雕的技法，刻着精细的花纹。可以想象，当年的碑盖、碑座、碑身三位一体，非常气派高大。遗憾的是，断裂和碰撞使碑文失掉了二十多个字及碑盖、碑座。自古以来，老百姓仁义善良，爱憎分明，心中装着一杆秤，对历任官员都以宽厚的心情对待，也关注着历任官员的言行，对中饱私囊、欺压百姓、贪污腐化、无所用心的官员，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态度是嫉恶如仇。反之，历任官员只要是做过有益于百姓的好事，老百姓是记在心里的。这方《灵武县长余公重修城垣碑记》功德碑，是灵武百姓对余鼎铭在灵武任职期间修整城垣等实事的彰显，也是对他的抬举和嘉奖。民国期间，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吏治腐败，余鼎铭在灵武能洁身自好，做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受到百姓嘉奖，实为不易。尽管被称道的余鼎铭和立碑的17位商贾绅士百姓的身影已随时光远去，但今日研读其碑文，纵观余鼎铭的业绩和百姓的评价，使人仍感到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现实意义。

这方历尽劫难沧桑、遍体鳞伤的功德碑被拉到园艺场后，职工们细心地用水泥浆将两截断裂的碑体粘接到一起，并用青砖砌筑了碑的两侧，上下加筑了碑座和碑盖，和其他79块明清墓葬石刻摆放在了一起。石碑经整修后显得高大雄伟，虽历经风霜劫难但最终得到了最好的归宿。碑林周边栽种了沙枣、刺槐等耐旱树种，成为一处风格独特的旅游景点。

当我漫步在这片独特的风景点时，不由得产生无尽的遐想，回眸百年风云劫荡，感觉到一种蚀骨的凄凉悲哀。石刻显示出沧桑的老迈和斑驳的清幽，让人领略了逝者生死眷恋故土的情感。品读碑文，仍能读出余鼎铭曾为灵武公益事业付出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