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与浪漫主义

李绅《真娘墓》诗前说到：“真娘墓，吴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于吴武丘寺前，吴中少年从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兴县前亦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这里吴妓人苏小小是否与钱塘苏小为同一人仍有疑问，但神奇的是她们共名为“苏小小”，后世文人们也来不及分辨其地域上的差别，而是在此共名下继续塑造苏小小的不朽才情，尤其在宋人的文字中有精彩的呈现。

宋张耒《柯山集》卷四十四“书司马槱事”载：

司马槱，陕人，太师文正之侄也。制举中第，调关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昼寝，恍惚间见一美妇人，衣冠甚古，入幌中，执版歌曰：“家在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年华度。燕子又将春色去，纱窗一阵黄昏雨。”歌阕而去。槱因续成一曲：“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清歌，唱彻黄金缕。望断云行无去处，梦回明月春生浦。”后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苏小墓，而槱竟卒于官。

此中男主角司马槱，乃太师文正司马光之侄。在这段文字中，张耒还只是隐约地提示司马槱之梦中得词，与苏小墓中幽魂可能相关。而李献民《钱塘异梦》，就明白地附会到苏小小墓中幽魂上了：

贤良司马槱，陕州夏台人也。好学博艺，为世巨儒而飘逸之材尤为过人。元佑中应方正贤良科君，以第三人过阁中第，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风采，君衣锦还乡，里人迎迓充塞道路，翌日君乃遍诣亲戚故旧，至于闾巷屠沽之辈莫不往谢。乡人以此知其大度。第一日在私第赐书阁下，昼寝，乃梦一美人，翠冠珠耳，玉佩罗裙，行步虚徐，颜色艳丽，徘徊阁下，顷谓君曰：“妾幼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无所依，常以为恨，久欲托附君子，未敢而问，余俟他日，今辄有小词一阕寄《蝶恋花》，浼黩左右为君讴焉。”乃命板缓歌之唱讫，复为君曰：“君异日受王命，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当得会遇，幸无相忘。”君欲与之语，遂飘然而去，君乃歘然而觉。嗟异□之，因省其词，唯记其半，词曰：“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君爱其词旨幽凄，乃续其后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朱唇，唱彻黄金缕，望断行云无觅趣，梦回明月生春浦。”君后常以此梦为念，及君赴阙，调官得余杭，幕客挐舟东下，及过钱塘，因忆曩昔梦中美人，自谓妾本钱塘江上住，今至于此，何所问耗，君意凄恻，乃为词以思之，词寄《河传》：“银河漾漾，正桐飞露井，寒生斗帐，芳草梦惊人，忆高唐惆怅，感离愁甚情，况春风二月桃花浪，扁舟征棹，又过吴江，上人去，雁回千里，风云相望，倚江楼，倍凄怆。”君讴之数四，意颇不怿，是夕君寝，复梦向之美人，喜谓君曰：“自别之后，暌阔千里，春风秋月，徒积悲伤，然感君不以微贱见疏，每承思念，加以新词见忆，足认君之于妾，亦以厚矣，则妾之于君，奉其帚，荐枕席，安可辞也。”君曰：“昔获相遇，不暇款曲，使我愁愤，今再辱过访，幸无遽去，愿接欢爱，以慰畴昔之心。”美人微笑曰：“此来妾亦愿与郎为偶，况时当谐矣。又何避焉？”乃相将就寝，虽高唐之遇，未易比也。及晓，乃留诗为别，诗曰：“长天书阔雁来尽，深院落花莺更多，发策决利君自尔，求田问舍我如何？”君曰：“吾方以少年中第，始食玉禄，将致身于公辅而后已，子何遽为此诗以劝吾之退也？”美人曰：“人之得失进退，寿夭贫富，莫不有命，君虽欲进，而奈命何，此非召，所知如妾与君遇，盖亦有缘，岂偶然哉？”美人告去，君乃觉焉。及抵余杭，每夕无闲，梦中必来，君遂与僚属言其道其本末，众谓之曰：“君公署之后有苏小墓，君初梦之言，言幼以姿色名冠天下，又称君守官之所乃妾之居，得非是乎？”坐客或谓君曰：“此诚佳梦，吾虽愿之安可得也？”君为之一笑，君后剏一画舫，颇极工巧，每与僚属登舫游于江上，罇酒之闲，吟咏景物，终日而罢，常令舟卒守之。一日昏后，舟卒行于江上，复至岸，侧见一少年衣绿袍，携一美人同赴画舫，卒遽往止之，则舫中火发，不可向迩，顷之画舫已没，卒急以报，比至公署，则君已暴亡矣。

在此，众人以艳羡的口吻谈及司马槱梦中能诗能词的女主角，且提出其与司马槱公署之后的苏小小墓的关系，至何薳《春渚纪闻》更直接题为《司马才仲遇苏小》，确切地成就南齐的倩女幽魂与宋朝多情文人的浪漫传奇。

此段情事在宋代以来流播甚广，如《诗话总龟》、《诗人玉屑》、《陈学士吟窗杂录》等均有相关记录。《醉翁谈录》著录《钱塘佳梦》一目，元钟嗣成《录鬼簿》记载白朴有剧作《司马槱诗酒蝶恋花苏小小钱塘梦》。《元本题评西厢记》下“附录新增”部分有《钱塘梦》⁽⁴⁹⁾。

以现存文献看，仍以《云斋广录》记载最详，本文前节所述诗歌中《苏小歌》中人物多重面貌的联想，已被收缩到文人与女子的情事上。她闯入司马槱（宋人）的梦中，填了一首宋代甚为流行的幽凄小词：花开花落、年光流逝都与她无关，透露了她幽幽隐隐的寂寞韶光。“飘逸之才”尤为过人的司马槱也很会意，所续之下半阙用了据传为唐代杜秋娘所作的《金缕衣》典故：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⁵⁰⁾

“唱彻”《黄金缕》⁽⁵¹⁾，这强调爱惜时光，莫要错过青春年华的诗句，不正是《苏小歌》中那女子对青春和爱情邀约的心情呈现么？“檀板朱唇”、“梦断行云无觅处”，有隐约的情欲意味。然而女子邀不到爱情，词作终以女子继续着寂寞孤清的凉夜为结。其幽怨的词情与罗隐《江南行》的气氛很近似，但这个梦中女子后来的故事发展消解了罗隐诗作中蕴含的政治隐喻，而转向情欲寂寞的叙述。

该女子当晚主动来会司马槱，“互诉思念之情，乃相将就寝，虽高唐之遇，未易比也”，并留诗为别。接下来竟“每夕无间，梦中必来”。这样的男女交往，在唐传奇中有许多描述。解释传奇中为何男女交往总是在诗酒或歌舞之后产生情欲，可能是文人希冀通过诗艺获得政治功名的隐喻；也可能单纯是基于性压抑的补偿心理。第二种解释更容易被普遍接受。道德规范下的传统社会，都推崇对感情的节制，家庭的观念也造成对情欲的压抑。因此文人一进入非正统的小说笔记中，性情便不能自抑地放浪于文字。司马槱情事被文人津津乐道，可视为补偿心理的表征：最初的情事敷衍者感受到在规范生活下情欲的压抑，甚至可能地，他也感受到当时女子对情欲的需求。

故事能得以自然展开的是，当司马槱真正来到钱塘时，他真的记起梦里的寂寞女子，并认真地写词怀思，可见他特别的痴情。这个梦中女子被据实到苏小小名下，并且是坟茔中那年轻貌美才情绝佳的鬼魂。结局是人们看到一美少年携一美人进入司马槱的私人游船，随即游船神秘销毁，而同时司马槱在家暴亡。对此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也有如下记载：

宋时司马槱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唐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后五年才仲以苏子瞻荐应制举中等，遂为钱唐幕官，为秦少章道其事，少章为续其后词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顷之，复梦美姝迎笑曰：“夙愿谐矣。”遂与同寝，自是每夕必来，才仲为同寀谈之，咸曰：“公廨后有苏小小墓，得无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游舫舣泊河塘，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喏之，声断火起舟尾。仓忙走报其衙，则才仲死，而家人已恸哭矣。⁽⁵²⁾

则知后来的继续传播中，携美女登舟的美少年被视为司马槱。即司马槱的年轻灵魂出壳与苏小小的鬼魂一起消失（或遨游）于西湖。这个故事的演化，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故事的敷衍者把苏小小妖魔化了，司马槱受她蛊惑而死。西哲曾指出：“在中国人那里，巩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公理，即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这种交往既是福之源，也是祸之根，因而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⁵³⁾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是苏小小幽魂情事成立的心理基础。在这则故事的广泛流传中，人们相信司马才仲是因交好苏小小的幽魂致疾而死，从对面显示了古人对放任情欲、未遵从正统夫妻规范行为之不安心理，是一种“红颜祸水”思想的外化。

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化中，从传说中商朝的妲姬开始，便有许多红颜被妖魔化叙述为祸水。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槱情事上，无论原创者还是后来的传播者，在交代司马槱之死以后没有多加一句评价。一向喜欢在故事中传达一些人生教训及忠告的杂传笔记，在关于苏小小的传说中都没有教训忠告。这是否提醒我们去思考，古代文学语境中同时存在反驳“红颜祸水论”的一脉？

回望古代诗文中的其它女子形象，息夫人、绿珠、杨玉环等，历史中她们都被指责为导致国亡家破的女子。但许多的诗文却充满同情惋惜的笔触，从来不乏给她们理解甚至真情的文字。更早更明显的例证就是西施。事实上，西施对吴国是祸水，但文化史却更多把她定位为爱国者；文人热衷塑造的是她与越国功臣范蠡的真挚爱情，却极少考虑吴王夫差的损失，许多戏曲甚至还将夫差塑造成阻碍美好爱情的坏人。

第二，故事的创造者和后来接受者，既认为司马槱是被苏小小之妖魂害死，却又以一个美少年形象附会司马槱，并以美少年与美人同时遨游（消失）于西湖上去附会司马槱与苏小小之鬼魂。这种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因鬼魅之情而死，似乎时人对司马槱沉迷情欲有谴责心理；但这种情感却在死后得到成全，神仙眷侣一向都是人们对幸福爱情的说法，司马槱与苏小小成为西湖上的神仙眷侣，则在故事敷衍者（传播者）等众人心中，美与情欲的地位又何等至高无上。

此中折射出正统德行与自然情感的矛盾。汉儒以下，正统家庭中的女子的教养日益规范刻板，相传班昭的《女诫》宣扬“卑弱第一……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后又有《女论语》“立身章”标举“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训·慎言章》要求“一语一默，从容中道，以合于坤静之体”，个人的感情，尤其是欢愉之情，限制流露，这显然背离人的自然性情。

古今中外的文献都能说明人性有对爱与美的自然需求，如《诗经》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传神刻画。不过这种现实对情感的规范与压制，更造成人心对情爱与美的强烈欲望，如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所指出的：“由于美与爱欲领域相关，它就表达着快乐原则。因此，美反抗控制人的占支配地位的现实原则，艺术作品倾述着解放的语言，激发那种把死亡和毁灭从属于生存意志的自由想象。这就是审美肯定中的解放因素。……成功的艺术作品，使对荣耀时刻的追忆获得永恒。艺术作品的美，遂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把它本身与现实的秩序对立起来。在它的这种非压抑的秩序中，即使诅咒都是以爱欲的名义发布的。它的出现在完美和宁静那短暂的一刻，即出现于‘美的时刻’，它把捉住不停的运动和骚动，它不断地执著于去做那些为延续生存所必需做的事。”⁽⁵⁴⁾司马槱情事正是这种情爱与美的自由想象，在艺术领域的解放。因此可以理解，在宋明理学最强调女子规范中道之美的同时，苏小小故事却最集中地趋向情欲与艺术的创造。

事实上，这种正统规范与艺术情欲的矛盾统一心理，在以往有关婚姻爱情的叙述中也能见到。前文已说过，文人都娶一符合正统规范的妻子，但总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能吟诗作对、能歌善舞的女子形象。可以说，对比起文人笔下大量的红颜知己，妻子的角色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几乎是缺席的。晚明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中，其妻与其妾董小宛之比例，无论从感情还是笔墨上，都是悬殊的。直到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妻子才是作者专一的伴侣。但要知道，沈复笔下妻子芸同样是一个对艺术有极高鉴赏力的人，她追随丈夫游山玩水，性情与古代诗文中的苏小小并无二致。

宋代的笔记杂传，敷衍了苏小小墓中幽魂与同时代真实文人司马槱的浪漫传奇。《苏小歌》那短短二十字的热情邀约，化成宋人甚为喜欢的小词，并且真的在几年之后等得痴情的才子，最终成为一对最为无拘无束的幽魂同游西湖之上。

在这一传奇中，人鬼之情事被当作“佳梦”而艳羡赞叹，可以说，鬼才与艳情，都被特别的彰显。其根本原因，与正统规范对于情欲的抑制，逆反地促成爱欲与艺术这一孪生结构对文人更强烈的诱惑相关。在宋代以来文化结构越发成熟的知识层中，在私人的言谈笔记中，对于女子才情的欣赏，能够越出原有的社会规范的制约。明代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卷九情幻类“司马才仲”条曰：

国朝弘治初，于景瞻自都归杭，邀马浩澜同游西湖，泊舟第三桥。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风景不殊，子当赋之。”浩澜乃作诗。翌日，召箕仙问曰：“‘捧瑶觞，南国佳人，一双玉手。’此句久未有对。”即书曰：“趺宝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箕运如飞，复成一律。后书云：“钱塘苏小小和马先生昨日湖桥首倡。”二公相顾若失，莫测所以。

情史氏曰：“然则古今有才情者，勿问男女，皆不死也。

情史氏最后这一句类似赞词的话，正表达了文人对女子才情的礼赞心理。在现实中，红颜被目为祸水，人的爱与美被压制；在文艺作品中，红颜却是文人的知己，爱与美的自由地盘大大超过规范的制约。王岗在《浪漫情感与宗教精神——晚明文学与文学思潮》一书中指出，《情史类略》体现了晚明思想文化运动中“崇尚个人、主观和自然，尤其是崇尚情感”⁽⁵⁵⁾的浪漫主义。笔者认为，这种浪漫主义，早已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土壤中萌芽，至少从宋人讲述的苏小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