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由来

早期浪漫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事实上就是启蒙原则的进一步贯彻，启蒙在初始的意义上已经包含了反启蒙的因素。伯林通过对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考察发现，孟德斯鸠强调不同的土壤、气候和政治制度对人的影响，从而也就否定了启蒙的主导理念，即否定存在一种普世主义的、永恒的、客观的价值。狄德罗关于人的两种性格理论就已经承认了人除了有理性外还有内心的情感需要。康德更是如此，他讲的启蒙就是要人们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即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这才谈得上道德。所以他一方面在纯粹理性中讲感性的受动性，一方面在实践理性中讲人的自我决定，即自由。因此，浪漫主义与启蒙是不可能完全撇开对方就说得清楚的，如果说有一个界限的话，那主要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反动已经完全背离了启蒙。

1．浪漫主义与启蒙的纠缠

在上一章中已经讨论了启蒙思想家尽管医治社会的方法不一，但是都齐刷刷地瞄向了牛顿物理学。自然科学的累累硕果没有理由不让启蒙思想家去看齐，他们试图像牛顿清理物理学领域的混乱那样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重新奠定地基。启蒙思想家达成的共识是:“美德最终在于知识;只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要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高尚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所有的美德都是兼容的。”^[13]伯林谈到18世纪法国时，这样描绘道:“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高于一切，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的东西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用于艺术活动、道德、政治哲学。”^[14]然而处处洋溢着喜悦之情的不可一世的理性主义却首先遭遇了浪漫主义的攻击。人们长久以来为冰冷的理性所压抑的情感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启蒙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人们不再只追求启蒙之光，而是转向光亮背后的黑暗;人们不再追求结果、幸福，而转向过程、激情、行动，“当奥林匹亚诸神变得过于驯服、过于理性、过于正常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倾向于那些较为黑暗的冥府之神”^[15]。也就是说启蒙理性已经成了理性专制，整个世界整齐划一，不容许有偶然性，人类坚信理性最终能解开自然所有的奥秘并且坚信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

启蒙事实上已经为自己敲响了警钟。与以往冰冷的理性、井井有条的生活、一切讲究对称美不同，“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人们开始对哥特式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忧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汪洋恣肆不可名状的想象力;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概念。同时，其他的变革也在发生。大革命爆发;人民不满，国王掉了脑袋。恐怖降临”^[16]。尽管启蒙与大革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的关系，学界没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从对外界事物的探索转回到人的内心世界，而这股思潮遇到德国式的历史就首先表现为强调人的内心情感自由的浪漫主义思想。

这种反启蒙的浪漫主义思想在以赛亚·伯林看来，最初就发生在崇尚理性和启蒙的哲学家康德的邻居哈曼这里，哈曼认为法国人用科学来处理问题，但是并不能抓住实际的生活。哈曼的观点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基尔凯郭尔，他认为科学一旦被用到人类社会，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当然如上所述，这种反启蒙的思潮也发生在康德自己的自由意志学说之中;发生在赫尔德的表白主义、归属感和不相容性之中;发生在席勒的悲剧理论之中;发生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之中等，它们共同标示着对启蒙理性的反叛。这样的浪漫主义思潮一旦生发便不可阻挡，它浸透到法学领域:“真正的法律也不是某些永恒之物，比如说那些自然律令、那些神圣戒律……”，“真实的法律是传统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形态;这个形态形成于遥远幽昧的过去，植根于某种黑暗深处，倘若不是植根于黑暗深处，它很容易被连根拔起”^[17]。深入音乐领域:音乐不是对自然的模仿，不是像数学那样去规整自然，模仿自然，而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的表达。“音乐被视为脱离生活的抽象艺术，一种非模仿。非拟声的直接表达，最大限度上远离一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18]总之，“浪漫主义反对任何把现实再现为某种可供研究、描写、学习、与他人交流的形式，换言之，就是那些以科学方式再现现实的企图”^[19]。

于是启蒙运动中伏尔泰这样的机智人物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被形容为“微笑的伪君子”。因为他们矫揉造作，不敢正视内心的激情;因为他们的时代缺少激情，有的只是干枯的理性。早期浪漫主义表达了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有的只是行动，这里甚至没有行动者。浪漫主义永远处于一种化解客体边缘的行动中，永远不要达到客体性，因为一旦和客体和解就意味着不再有行动。如伯林所分析的，在19世纪20年代，人们不再关注结果，而是为结果奉献自己的热情，人们不再对知识、政治权力、幸福感兴趣，而是时刻准备为某种信念献身，“人们所钦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信仰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信仰”^[20]。总之，“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21]。

然而不能忘记，浪漫主义虽然是在反叛启蒙中产生的，但是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毋宁说是对当时启蒙所违背自己初衷即不自由的修正。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为法国革命欢呼雀跃，把它看作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他们对旧的政治体制的崩溃感到高兴，期待着一个摆脱了它的特权、压迫和不义的纪元”^[22]。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借助于魔幻的诗歌的反讽性从一切客观事物中挖掘出精神性的元素，即消灭一切外在的必然性，化解人的意志自由的障碍。“反讽是魔术创造性的力量，因为反讽能够把客观事物转变为主观事物，能够使人正确地思考世界，也就是诗意地思考世界，从而释放囚禁在物质中的精神。”^[23]他们把这个世界认作是一，用“世界精神”来说话，我们看到在费希特那里自我不顾非我的限制而设定了非我，所以人们无法理解费希特的主观自我而把费希特漫画化为一只长着硕大的肝的鹅。谢林的同一性自然哲学修正了费希特的主观自我，用自然哲学来取代他的不合理性。但是他们在追求人的主观自由方面都是一致的，并且成为浪漫主义的重要来源。

拜泽尔就浪漫主义与启蒙(他主要考察早期启蒙)的纠缠关系做了独到的概括。他认为浪漫主义者一方面批判启蒙，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忠实于启蒙的两个根本理念:“激进批评和公众教育。”^[24]他认为，启蒙的激进批判将会导致公众教育的缺失，而浪漫主义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挽救了启蒙。“因为启蒙运动的两个最基本的理想——激进批评和教育——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批评以全盘的怀疑论而告终，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什么道德、政治和宗教原则来教育人民呢?如果批评摧毁了自然的一切美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发展或培养我们的感性(那是我们的人性的一个本质部分)呢?如果批评以全盘的无政府主义而告终，我们怎么能够教育人民以便使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积极的角色呢?”^[25]在这里，早期浪漫主义者看到了启蒙正是在对自然的祛魅中把人从自然超拔出来所带来的问题，谢林的神秘的同一哲学就是试图通过一种艺术的方式重新达到人和自然的统一。浪漫主义者正是在这里回到了艺术，相比较于理性的破坏性，艺术则是一种创造性。对于早期浪漫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古希腊的神话是文明的源头，但是现实是不能回到古希腊的神话中去，因此当下的任务就是再造现代神话。此外，由于德意志是历来缺乏政治统一性的民族，因而浪漫主义者从对法国大革命的欢欣鼓舞到反抗拿破仑入侵带来的民族耻辱感，而愈发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文化上的民族，这种转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浪漫主义随即在中世纪的唯灵论中找到了它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诺瓦利斯从激进的自由主义很快投入天主教的怀抱也就不足为奇了。

2．浪漫主义的定义或划界

从浪漫主义与启蒙的相互纠缠的关系来讲，有必要为浪漫主义下一个定义，或者对浪漫主义的发展做一个分期，这也有助于理解本章第二部分马克思的浪漫主义道路。但是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思潮，为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有困难的。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也认为浪漫主义寻求一个定义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定义都可能会找到相反的例证来证伪。因此他把浪漫主义分为“对启蒙运动的首次攻击、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拘谨的浪漫主义者和奔放的浪漫主义”这几个阶段，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期。

拜泽尔在探讨早期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时，把浪漫主义分为三个时期:1797—1802年为早期浪漫主义，1802—1805为浪漫主义高潮，1805—1830为晚期浪漫主义。^[26]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以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谢林、施莱尔马赫、诺瓦利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圈子，自1979年在大施莱格尔的耶拿家中聚会而得名，《雅典娜神庙》是该组织的一个阵地。

因此结合启蒙运动和德意志的现实政治和文化来考察浪漫主义，可以说普鲁士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期，与早些时候的虔敬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相结合，怀有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情怀，强调个人自由，用艺术的形式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

浪漫主义的发展是逐渐走向保守的，主要契机是拿破仑占领普鲁士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古典主义重要代表赫尔德对浪漫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伯林考察了赫尔德对浪漫主义贡献巨大的三个观点:“表白主义”(如卖碗的人不只是卖碗，还要让人知道碗背后的故事。对艺术来说，艺术家卖的不只是艺术品，而是艺术品背后的创作精神。因而人都会去找自己的圈子以便于更好的交流，这就有了归属的观点)、“归属的观点”“真正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不能够调和”^[27]。从而瓦解了启蒙所确立的理性、理想与和谐等观念。赫尔德在未完成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强调个人和民族的思想使早期浪漫主义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转向个体和民族国家。这种倾向后来在施泰因的政治改革下从文化民族主义转向政治民族主义。

自浪漫主义的发展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保守主义后，他们公然回到中世纪的天主教。如果说赫尔德在文化上倾向于中世纪，浪漫派诺瓦利斯的代表作《基督教还是欧罗巴》则开始主张恢复天主教，认为新教的自由思想使得世界分裂，从而把中世纪的国家制度当作理想的制度。此外，他们摒弃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中的人应该由血统、遗传和历史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国家的契约性质则是抽象的、人为的和机械的，这正是历史法学派的一个核心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