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人学自觉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时候，浪漫主义代表施莱格尔兄弟都在那里讲过课，浪漫主义对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年后，马克思到柏林大学，这里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中心，马克思在这里从浪漫主义走向黑格尔哲学。浪漫主义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呢?早年国内外研究通常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观点，但晚近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美国学者维塞尔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中，将青年马克思浪漫主义诗歌的反讽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等同于无产阶级。他认为，如果说浪漫主义要返回神话的话，无产阶级就是神话的主角。维塞尔充分挖掘了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歌，把马克思定位为一位浪漫派的诗人，把浪漫主义的那朵蓝花别在马克思的胸襟上。他认为诗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意义表达，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客观世界本身获得价值的意义。德国浪漫派就是用诗歌来表达人的生存意义和宇宙人化的过程。维塞尔提出正是费希特的这条主体哲学的道路让诗歌成为浪漫派的核心，因为诗歌表征了人所创造的意义世界。从而这条道路就成了一条用精神统摄客体的道路。所以浪漫派也特别强调流体化，即反对启蒙理性把客观世界固定化、静止化。事实上维塞尔把浪漫主义的道路解释为泛神论，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解释为生成的关系，“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途径就是爱。浪漫派要实现的是一条救赎人类的道路，自称为魔幻唯心主义，也就是说相信人的绝对力量能够把客观性转变为精神世界。因此贯穿于诗歌中的精神不是阿波罗而是狄奥尼索斯精神，客观宇宙只是本我小宇宙的延伸。浪漫派在表达主体心情时常常采取寓言诗的形式，因为寓言诗“表现了生命深处的真正情感”^[34]。在维塞尔看来，马克思的诗歌正符合如上特征。

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在奥·威·施莱格尔的课上接触到了浪漫主义文学。此后，马克思创造了100多首浪漫主义诗歌。维塞尔在马克思100多首诗歌中挑选了17首，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部分是整体之诗:《献给父亲》《苏醒》。在这个主题中，表达了马克思用诗化的语言瓦解了客观事物的轮廓，与宇宙合为一个整体。比如《苏醒》中写道:

你激动地陷入沉思默想，澎湃的心潮拍击你的胸膛，你向永恒的宇宙放眼眺望，只见宇宙无边，一片茫茫，

在你脚下，在你头上，天体神妙莫测，无限宽广，

群星转动，无休无止，

千年万载永远明亮，

而你自己是一个原子，沉落在宇宙的浩瀚海洋。

……^[35]

第二个部分是异化之诗:《魔竖琴》《渴望》《小提琴手》《致星星之歌》《老水怪》《人生》《乌兰内姆(第三场)》《苍白的姑娘》。此部分借星星、水浪等表达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分裂和异化。如《致星星之歌》:

人们抬眼向你们凝望，以为你们具有神秘的力量，想从你们那儿汲取希望，汲取永不枯竭的思想。

……

你们在天空发出嘲笑，讥诮人们的事业、追求和忧伤;你们让人们的希望破灭，让火热的胸膛充满悲凉。

……^[36]

第三个部分是反抗之诗:《感触》《海妖之歌》《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献给燕妮的两首歌》《绝望者的祈祷》《海上船夫歌》《人的自豪》。马克思通过年轻人与海妖的关系、水手与大海的关系等表达面对强大宇宙的不屈的斗志。比如在《海妖之歌》中写道:

年轻的歌手心摇目荡，

眼睛里涌出热泪两行，

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

他目不转睛，向海妖凝望，

他如痴如醉，心驰神往，

他完全沉浸于爱情的畅想。

但他经过仔细的思量，

又重新变得镇定安详，

然后就振作精神挺起胸膛;

……^[37]

像浪漫主义者那样，青年马克思通过诗歌来表述人和宇宙的关系并专注于人的活动，以致他的父亲告诫他:“我求你，我求求你啦……保持安静，要抑制住这些激动的情绪，同样不要使那个应该得到安静的人而且也需要安静的人内心激动。”^[38]尽管很多诗歌都是因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而作，但是马克思直指的是人生意义问题，这是浪漫主义批判启蒙的核心。

维塞尔分析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后，结合马克思浪漫主义时期以及《莱茵报》时期、转向黑格尔哲学及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实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和解的关键在于“忠诚于普罗米修斯神话”，就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在经验实在中找到神话诗学救赎的戏剧逻辑”^[39]。而无产阶级就是这个救赎的神话学形象，“尽管这是懒散的、退化的、隐蔽的神话学形象”^[40]。不仅如此，在维塞尔看来，任何针对、消解、反驳马克思思想的观点之所以是无效的，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从神话学来解读马克思，“只有神话才能克服神话”^[41]。诗歌的形式是反讽，“反讽是人类心灵的精神力量，它可以毁灭、消灭客观性的符咒，由此否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巨大鸿沟’”^[42]。这是早期浪漫派的特征，维塞尔把这种特征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从而诗歌就成为一种反抗压迫的文学形式。在维塞尔看来，无产阶级正好就是马克思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所表达的主体的实在化。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看法表现在给其父亲的信中:“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43]，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特点，用内在的想象化解客观世界，但同时也是浪漫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正是不满于是和应该的对立而展开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早期浪漫主义不满于启蒙把人从自然中超拔出来，而要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但是浪漫主义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而毋宁是保持了这种分裂。浪漫主义并不真的要达到客观事物的彼岸，只是把这种渴望达到客观事物的渴望本身当作目的，只是一种“假设统一的活动”^[44]，从而由于客体并不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目标，也就必然保持浪漫反讽和客体的距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依然是无情和压迫的现实之囚犯”^[45]。人的生存也就必然充斥着痛苦。费希特哲学从早期的激进思想转向民族保守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如果说康德、赫尔德还是要把民族精神包容于世界主义的话，费希特晚期哲学已经十分清楚地突显了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的倾向，“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种理路的交织，也激发并汇入了民族主义。费希特的哲学也许最恰当地体现这一态势”^[46]。马克思在这段时期受到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在转而批判浪漫主义时也批判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飞舞，翱翔到遥远的国土，而我却只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47]海涅在其著名的《浪漫派》中批判施莱格尔兄弟公然回到天主教的怀抱，弗·施莱格尔的诗歌、剧本和小说为天主教奏歌，奥·威·施莱格尔其无论是翻译的作品还是对法国文学的论战性的作品都表现为崇尚中世纪，“施莱格尔先生也永远只能理解过去的诗，而不能理解现代的诗。凡是现代生活的一切，他必然都认为是枯燥无味的，法国——现代社会发祥地——的诗对他来说总是不可捉摸的。拉辛定然是他头一个不能理解的诗人，因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已经作为现代的宣命官站在那位大国王身边，而现代正是从这位国王开始的。如同路易十四是第一个现代国王，拉辛则是第一位现代诗人。在高乃依那里还散发着中世纪的气息。古代骑士精神还在他和反对党身上苟延残喘。因此人们有时也把他叫做浪漫主义诗人”^[48]。

但是早年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对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浪漫主义认为启蒙理性不可能认识整全的世界，因为外在的探索无法取代内心的世界，理性无法取代想象，科学无法代替神话，散文无法取代诗歌。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整体。但是现在启蒙要用它的光(启蒙在德语中即为照亮)取代上帝之光(旧约的《创世纪》中: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将宗教斥之为迷信从而也丢失了超越性之维。维塞尔将包括浪漫派在内的德国人对现代性社会不满的原因归纳为五点:“第一，数学和定量思维方式的出现，成为当时解释现实的基本思维方式;第二，机械宇宙结果的‘发现’;第三，根据所谓的‘科学知识’，人类文化的技术性转向;第四，技术的经济表现——工业化;第五，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生产的资本主义本性伴随意识形态日益增长。”^[49]马克思所批判的物质世界就是启蒙之光所照亮的这部分世界。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揭示了人的一般特征和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人的问题:

第一，按照浪漫主义的观点，想象的力量通过诗歌的形式超越世俗世界而达至整全世界，所以人不会满足于过一种没有神圣维度的物质生活。弗·施莱格尔在《关于神话的谈话》中甚至提出:“现在已经是需要我们严肃地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新神话的时候了”，“现代神话只能从精神最内在的深处产生出来，就好像是自己创造自己一样”^[50]。马克思也提到这种内在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1]这个内在尺度就是提出要求过一种超越于当下动物式生活的要求。而启蒙带来的经济原则要求人们安身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中，马克思则提出这个现实世界的生活是一种异化的生活，这是一个戴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眼镜所看到的世界，所以还是意识内的世界。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要回到感性世界中，突破意识的内在性。之后在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影响下，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52]马克思所讲的感性世界是扬弃了异化后的人和自然的关联，而启蒙理性下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53]因此，在最早表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从“现实的人出发”，现实的人是与感性的自然界全面打交道的人。从而“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4]。

第二，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理性把握的只是“现象界”，是实证的经验世界。然而这个通体透明的世界因为抛除了黑暗，自身也就变成黑暗了。马克思与浪漫主义者一样，看到了启蒙之后的人的意义维度的丧失。因此，马克思提出扬弃异化，恢复感性的人的存在。而国民经济学的眼里看到的只是劳动的工人，他们关注的是让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技术(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主题)。所以“国民经济学家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总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55]。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等人一方面承认劳动，另一方面又否定工人可以合理地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斯密等人依然是在启蒙理性的意识中来看待人本身。马克思此时借助于黑格尔的劳动逻辑，建立起人与自然原初关联。劳动是人的本质性的确证。正是在劳动中，人超越本能的物质生活而成就自身。因而，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确是受到浪漫主义对启蒙的指控的影响，但是对于突破现代性的问题，马克思从早年的诗歌创作转向人的现实生产活动。

对于《1844年手稿》集中表述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国内外学界将之更多的与黑格尔的劳动、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理论相联系，而忽视了浪漫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早期浪漫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第一次批判，不仅影响着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其后的唯物史观如果抛开超越性这一维很容易将其实证化甚而庸俗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马克思之争即属于这一框架内的争论。国内学者近年来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邹诗鹏教授的《唯物史观对启蒙的超越与转化》《再论唯物史观与启蒙》，刘森林教授的《从浪漫派的“存在先于意识”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等分别在启蒙与唯物史观、浪漫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上探讨了启蒙、浪漫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

【注释】

[1]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2]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3]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Ⅰ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74页。

[4]同上书，第75页。

[5]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6]同上书，第29页。

[7]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页。

[8]刘新利:《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0页。

[9]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0—171页。

[10]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

[11]同上书，第1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13]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14]同上书，第13页。

[15]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16]同上书，第13页。

[17]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18]同上书，第129页。

[19]同上书，第127页。

[20]同上书，第16页。

[21]同上书，第17页。

[22]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23]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24]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25]同上书，第335页。

[26]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

[27]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28]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29]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30]同上书，第45—46页。

[31]同上书，第48页。

[32]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3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页。

[34]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35]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285页。

[36]同上书，第292—293页。

[37]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38]同上书，第14页。

[39]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40]同上书，第251页。

[41]同上书，第278页。

[42]同上书，第5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44]同上书，第6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46]邹诗鹏:《激进政治的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

[47]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Ⅰ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8页。

[48]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49]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50]《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孙凤城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

[5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5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90页。

[53]同上书，第8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5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