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之后

浪漫主义一方面与古典自由主义相互渗透，一方面又不满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客二元分裂，但是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一”显然并不成功，他们无力化解自然的客观性。康德虽然算不上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其自在之物已经宣布了这条主观唯心主义道路的无能。就算费希特用一种理论的强势把自我的能力扩大也仍然于事无补。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由接受这一思潮转而批判它，确实也是因为这种应然和实然的对立无法达成主客体的和解。这条和解之路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实现，这也是马克思后来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原因。

德国古典哲学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启蒙的历史:理性的一往无前压抑了人的感性生活，但对于理性所取得的硕果不能置之不顾。因此康德一方面呼吁把启蒙的伟业进行下去，一方面为宗教划出了独立的地盘。对于如何处理知识和信仰的问题，康德用一块“到此为止”的碑牌来解决，这样知识和信仰互不冲突。但对于康德的解决办法，黑格尔认为这是“理性的耻辱”，相当于贬低了理性的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认为康德其实是把知性当成了理性。在《精神现象学》第三章“力和知性”中的最后一部分，黑格尔谈“无限性”，就是针对康德的二元论，批判康德否定了世界作为人的对象的可能性。而黑格尔突出“无限性”就是把人放在世界之内，从而不是像康德那样让人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康德的方法其实还是知识论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分裂的知性思维方式，而黑格尔是在无限性中指出自我就是在世界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此在是在世之在。

我们看到，浪漫主义是从外围即人的情感来突破启蒙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而黑格尔继续在理性的道路上，他从主体性哲学内部来重建理性。因此，黑格尔的做法并不是抛弃理性，走向非理性。恰恰相反，黑格尔采用的是使理性绝对化，因为如果说启蒙理性取得对宗教的绝对性权威的话，那也只是相对于一种“被限定了的宗教”^[28]中。黑格尔要建立的是一种“民众宗教”。他从主体的自我关系出发，消解一切实证的东西，这是一种主体的绝对，它不同于主体，也不是实体。黑格尔利用理性本身或者说把理性绝对化来调和理性和信仰的问题，但是这种绝对性在黑格尔的国家中却丧失了其批判性。据哈贝马斯的考察，从亚里士多德到19世纪的漫长时期，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和政治国家是不分开的，而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则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资本主义经济通过私法来调节，自身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前者的关键词是交换价值，后者的关键词是权力。黑格尔就是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格尔所崇尚的“基督教的宗教团体和希腊城邦”这样的古典的国家理性已经无法复活，而他自己的信念是民众宗教，因此他“告别了复辟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告别了理性自然法。如果说前者并未超出实质性的伦理观念，依然把国家看作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那么，个人主义自然法则根本没有把自己提高到伦理观念的高度，并把‘需要和理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私法关系等同起来”^[29]。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分裂呢?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和深化，足以让主体性原则把个人的特殊性发展到极端，同时，又把主体性原则还原为实质同一性，并在主体性原则自身当中维持这种实质同一性”^[30]。哈贝马斯认为这段话暗示了黑格尔解决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方法。但是哈贝马斯也认为“黑格尔只能在主体哲学范围内批判主体性”，因为“宗教哲学最终抛弃了民众未被满足的宗教需求，同样，国家哲学也退出了未能得到满足的政治现实”^[31]。事实也是在巴黎七月革命中的民主要求中，黑格尔站到了复辟派一边。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中肯的，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作为最终成果的国家从抽象法、道德一路走来，成为扬弃家庭、市民社会的最大的伦理实体，却也扼杀了理性。这样本来代替命运的理性，本身也成了命运。如伯尔基所言“黑格尔的国家……是为调和自由主义两大基本原则所作努力中最闪亮的绝活，但这一国家概念本身还是变动的、不稳固的;当其处于最糟状况时，它仅仅提供了一种‘学理’上的解答，而当其处于最佳时，它作为一种‘丰富的’影响力，在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中显示了自身的最高价值”^[32]。启蒙理性达到了其终点后，其批判性也就丧失殆尽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3]，即体现在黑格尔的“国家”中。

由此看来，启蒙理性的困境在浪漫主义、黑格尔那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他们在实践中要么是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实行君主立宪，要么是走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不管是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还是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而始终存在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从实践上提出人类解放的正是马克思。

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条经浪漫主义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道路，但是从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他也是经历了一个浪漫主义时期和黑格尔主义时期，其无产阶级理论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之后提出来的。美国学者维塞尔正是在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反讽性看到无产阶级取代了浪漫主义诸神，他把无产阶级看作马克思缔造的又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