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彝族诗歌创作的活态实力

四、新时期彝族诗歌创作的活态实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当代彝族文学在中外文化相互作用下崛起，并取得很大成就。应该说，新时间的彝族作家接受教育程度较高，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广博的外来文化与优厚的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彝族文学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

30年来彝族文学反映的生活，已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的生活，而是在与中外文化发生交感和对流的开放性格局中的生活。作家们冲破了过去的禁区，抛弃了束缚自己的条条框框，重新审视脚下这块土地，回顾自己民族的昨天，努力进行寻“根”实践。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之“根”就是在那古老而纯朴的凉山。另一彝族诗人李成生也这样说：“一个人若不被他的故乡接纳，他就太可悲了，因为从此他失去了赖以生长的根。”“因为有一首歌，一首历史的歌，一首没有谁敢动一个音符的歌，像祖先的图腾一样压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产生了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一种企图改写它但始终对之望而生畏的战栗！”他们来自本民族，又回到本民族，立足于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实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的民族血液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彝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的和首要的标志。彝族作家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他们把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中属于美好的东西，以严峻的审视态度来描写本民族的风土人情，其笔端大胆地触及传统文化中的原始信仰，既展现了良俗中的美德，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陋俗中的惰性，揭示它扭曲人性、阻碍生产、不适应人类生存和时代发展的落后性，从而深刻地展示出彝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

双柏彝族作者李友华的《一个猎人之死》便典型地体现出了彝族作家（者）们对原始宗教复杂而又正常的心境。《一个猎人的死》这样叙说：传奇式的彝家猎人草赤若随文物考察队进哀牢山寻找神秘的古石碑，在找到石碑时，猎人贪心而被队员误认为黑熊开枪打死，临咽气前他醒悟了，“我不该动这东西，天神降罪了”。村民为猎人举行了一场传统的葬礼，“老贝玛光着脚板，披毡拿刀，跳来跳去，口诵经咒为死者超度”，“最后一声排枪响过之后，火枪齐放，哭声震天，一场传统的丧葬开始了，一条白色的长龙在火枪和哭声中，蜿蜒向后山里缓慢行去”。这里，原始宗教在作者笔下已失去了它的惰性，而是对原始宗教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和对原始宗教生活的肯定与欣赏。贵州彝族作家安文新在小说《神树，树神》中对彝族原始宗教也有浓烈的表现：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县里的谢书记要砍“满山茂密的森林”炼钢铁，不顾杨伯穆（毕摩）“神树是众树之神，要砍先砍神树”的警告，执意去砍神树，最后落得个终身残疾，受到了树神的惩罚。彝族都有用原始宗教心理和宗教观念保护生态的传统。作家笔下的神树，只要谁动了它，破坏彝家的规矩，都要遭到“报应”。吉狄马加对彝族原始宗教更是表现了强烈的感情。诗人描绘了大凉山和森林中彝人古老而美丽的灵魂。他看到了自己民族灵魂的美，透视了彝人灵魂最宝贵的素质：“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请毕摩为自己送魂”到毕摩告诉“我”的白色世界，因为“我”的祖先在那里幸福地流浪。这说明诗人与所有彝族人一样崇拜自然、崇拜灵魂。

彝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我国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山脉一带和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等江河沿岸。勤劳朴实、善良坚强的彝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语言文字，谱写了族群记忆的辉煌篇章。近现代以来，彝族文学创作也取得很大的成绩。

诗歌是彝族人思想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在彝族文学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彝族民间诗歌高度发达密切相关。过去使用抄本或刻本记录的彝族民间传奇都用诗歌体裁写成，包括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等，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支格阿龙》《铜鼓王》《俄索拆怒王》等，叙事长诗《阿诗玛》《漏卧鲁沟的婚礼》《赛玻嫫》《红白杜鹃花》《木荷与薇叶》《甘嫫阿妞》《天神争王》《牧羊人史郎若》等，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逃到楠密去》等。还有一种广为传诵的“克智诗”在彝族生活中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其文体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它是富于幻想、词语夸张、题材广泛的散文诗。在婚丧嫁娶的礼仪上，宾客酒酣之时，都以这种方式互相盘问和论辩，气氛非常热烈，感染力很强。在这些场合，可谓“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可以说，彝族是诗的民族毫不夸张。

彝族现代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在先锋诗人的引领下，一批批彝族诗人不断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共同推动了彝族文学的快速发展。以2003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选编的《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诗歌》、2009年彝人传奇工作室选编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等为标志，当下彝族现代诗人群体的梯队结构逐渐形成，其诗歌创作也日益显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预示着彝族现代诗歌掀起了新一轮高潮。或者可以说，以彝族文化为根脉的“彝族现代汉语诗群”在我国诗界异军突起。

首先，几位代表性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倮伍拉且，自觉地运用汉语或彝汉双语来进行诗歌创作，逐步融入文学主流，成为国内外当代诗坛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彝族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吉狄马加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其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诗选译》（彝文）、《吉狄马加诗选》、《鹰翅和太阳》、《秋天的眼睛》（马其顿文）、《“睡”的和弦》（保加利亚文）、《吉狄马加诗歌选集》（塞尔维亚文）、《时间》（捷克文）、《天涯海角》（意大利文）、《彝人之歌》（德文）、《自画像》等，多次荣获国际、国家级文学奖，成为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吉狄马加的诗歌既有深厚的彝族文化意蕴，又有通达的人类文明意识；既有宽广的胸襟与深邃的哲理，又有诗意的呈现与精神的诉求。他的代表作《自画像》写道：“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的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诗中饱含着诗人对民族深沉的爱，同时也自豪地向世界传达了“我是彝人”，以表明民族身份的体认与延续文化的使命。他的诗歌成为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耿占春的《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李鸿然的《彝族文化身份与世界文化意识——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龙彼德的《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论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等，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族群记忆、人类意识与表达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当代民族诗歌的独特现象与发展路径。

阿库乌雾是能够用彝汉双语进行诗歌创作，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代表性诗人，出版诗集《冬天的河流》（彝文）、《走出巫界》《虎迹》（彝文）、Tiger Traces、《阿库乌雾诗歌选》《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神巫的祝福咒——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等。他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虎迹》开彝族母语诗歌和散文诗之先河，并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他的这些母语诗歌打破音节押韵的传统格式，以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和多样化的创作手法，表现了彝家自然景观、历史人物、文化意象、社会发展等命题，尤其是《黄昏，我思念母亲》《招魂》《虎皮》等优美诗篇不仅在彝族读者中有广泛影响力，而且在美国发表后也取得一定反响。他的汉语诗集以其对神秘的彝族文化意象和人类文明进行诗化阐述、美学诠释和哲学思考，而受到学界的青睐，对于其诗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众多学者运用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分析了阿库乌雾诗歌的文化意象和美学旨趣，肯定了其诗歌内涵的价值和创新的贡献。

倮伍拉且是中国当代诗坛上一位重要的彝族现代诗人，他的诗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等，以自然的灵性、独特的意象和丰富的情感，在民族传统与现代诗艺的结合上，开创了“互动空灵的自然之诗”的新局面，从而三次荣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继吉狄马加之后，获国家级文学奖次数最多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对大自然和图腾的描绘与审视，以及同人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触摸与思索，不仅有其独到之处和深刻内涵，而且把衔接历史与融会文化相结合，获得了担当时代召唤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诗歌受到好评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这几位代表性诗人，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彝族诗人托起了彝族现代诗歌的蓝天，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彝族现代诗的中坚力量，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这一群彝族诗人的诗歌源于对彝族古代诗歌的承继与现代诗艺借鉴的融会贯通，也源于诗人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强烈的表现欲望。王红彬、禄琴、沙马、俄尼·牧莎斯加、阿卓务林、柏叶、阿苏越尔、霁虹、阿洛可斯夫基、杨佳富、赵振王、李智红、马德清、普驰达岭、巴莫曲布嫫、吉木狼格、鲁弘阿立、贝史根尔、李骞、李军、李毕、施袁喜、海讯、吉狄兆林、周祖平、丁长河、吉布鹰升、孙锦屏、阿苦里火、沙辉、琼梦石加、王国清、阿克鸠射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诗人。

其中，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禄琴的《面向阳光》、沙马的《梦中的橄榄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柏叶的《彝山恋歌》、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李军的《我的村庄》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阿洛可斯夫基的《黑土背上的阳光》、俄尼·牧莎斯加的《部落与情人》、阿苏越尔的《阿苏越尔诗选》、霁虹的《霁虹诗选》、贝史根尔的《我的甘嫫阿妞》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此外，巴莫曲布嫫的《图案的原始》、李骞的《彝王》、普驰达岭的《临水的翅膀》、海讯的《海天密语》、马德清的《三色鹰魂》等无不体现出彝人丰富的文化符号、情感世界和个体经验，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审美属性，在诗歌圈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彝族诗人有相同点，更有各自的独特性。在个体表情达意方面，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实体的感受、体会与沉思，不同之处在于对意象的描摹、捕捉与表现。

阿苏越尔对雪域世界精神张力的表现手法，沙马对南高原文化场域忧郁的抒情风格，俄尼·牧莎斯加对传统与现代诗歌结合的探索，巴莫曲布嫫对彝族历史文化符号代码的解读，禄琴对清新淡雅、意蕴深邃的诗歌的驾驭，李骞对生命本质的独特认知，柏叶对哀牢山的书写与歌颂，普驰达岭对漂流在外的游子的思乡之情的表达及其对族群文化变迁的深沉忧思等等，都有其个性化的风格和多元化的程式，这也是彝族现代诗歌的魅力所在和独特价值。

如果考察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年轻的“80后”彝族诗人似乎更热衷于现代诗歌创作，他们活跃的创作态势和对诗歌的热爱值得关注和期待。

鲁娟是新生代女诗人，有着自觉而独立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归属，她的诗歌唯美而浪漫，飘逸而轻巧，诗集《五月的蓝》是女性诗歌创新的成果，她用美的方式表达苦难与爱憎，蕴藏着特有的民族经验、开阔的现代意识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赞誉。

此外，发星主编的《彝风》对彝族青年诗人的培养，对“地域写作”的积极探索也有其不可替代性。目前，活跃在诗坛的新一代彝族诗人，如阿索拉毅、俄狄小丰、羿子伊萨、吉洛打则、麦吉作体、阿景阿克、拉马文才、阿力子杰、沙也、所体尔、马子秋、麦吉木呷、马海吃吉、阿支赤布嫫、马晓东、孙阿木、吉尔色尔等，绝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起步。相信他们只要坚守住诗歌的精神家园，追求纯正的审美境界，不久的将来，在现代诗歌版图那片浩瀚的星空上，定会闪现着他们的名字，成为大家所认同的诗歌新秀。

彝族现代诗歌的繁荣昌盛是彝族文学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例证。彝族现代诗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文本，这是当代彝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种凸显的创作业绩对我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影响力甚强，也必将载入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