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纪实小说文体命名与文类划分的争鸣，以下几个方面可能算是新世纪纪实小说评论的焦点：
在故事背景方面，纪实小说与虚构而成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点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都追求真实、客观地表现人物所在的社会情形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过，虚构而成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是虚拟的，不具有时间的具体性和地点的准确对应性，这与现代主义小说中对社会背景的处理方式是颇为相似的。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社会背景具有“模糊性”，正如赖骞宇所说：“许多现代小说中事件的背景模糊，事件往往发生在一个未被特别指定的世界中。”[24]而纪实小说的特点是作品中故事情节是生活真事，事件所涉的时间、地点是具体的，人物活动的背景也是清晰的、具体的。
在展示社会面貌的方式上，虚构而成的现实主义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来反映生活本质的，“现实主义小说主要通过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描写人物，塑造形象……主张从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通过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形成过程的描写，全面真实地展示现实生活及其本质特征，反映整个时代的风貌”[25]。所以人物就承担了表演社会内容的功能，使得“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通常都十分贴近生活，且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他们常常是某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在他们身上显示了社会历史的盛衰。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心理也往往与生活中的人一样丰富而复杂”[26]。但是，纪实小说却不刻意塑造人物，因为纪实小说中人物是还原事件的一个元素，事件的原始本相才是作品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纪实小说中人物形象特征都不怎么鲜明的原因。因为作品注重塑造人物形象时，也就可能是作品丢弃“纪实”本性走向虚构小说的开始。
在情节结构上，赖骞宇认为：“在情节结构上，现实主义小说讲究情节的完整性和情节发展的严密性……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安排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来决定情节的取舍。”[27]而纪实小说的情节结构是由生活事件决定的，如果作者随意改变情节，就会跌入虚构小说的套路。
在作品真实性的自我证明上，司建国的论文《美国非虚构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语法对比分析》认为：非虚构小说是通过作品本身具有的“内外双照应”系统来证明的。司建国说：“非虚构小说具有内外双重照应领域，而现实主义小说只有内照应而无外照应。”[28]而谷红丽的《诺曼·梅勒非虚构小说中历史的虚构策略》则论述了美国非虚构小说家诺曼·梅勒在非虚构小说中是通过设计“超文本”“叙事策略”来自我证明的，这些“超文本”包括“脚注和说明”以及“副标题、前言、后记、引言”等。谷红丽认为这些“超文本”是“叙述者的声音在文本中的间接体现”，作者这样安排的“本意是想强调其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谷红丽似乎更支持琳达·哈钦的观点，认为“超文本”的“效果都是使历史叙事非自然化，使作者的虚构意识凸显出来”；“超文本”的“这种叙事策略却透露了作者的参与痕迹，因此使之显示出了明显的主观虚构特点”[29]，使非虚构小说中反映的历史成了“小说化的历史”。其实，“超文本”是纪实小说自我言明真实性的一种很好的策略，它至少比那些没有用任何手段来证明自身纪实的小说更能证明自身的纪实特性，也能比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从结构元素上更能证明纪实小说的“不一样”。
在纪实小说的价值上，王晖认为纪实小说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新创作原则的确立”；二是“文体的重大影响力”；三是“文化转型的深刻反映”[30]。由于王晖如此界定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为考察对象。时代意识变了，文学价值功能的内涵也随之变了，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的价值来套评新世纪纪实文学的价值，可能有失公允。况且王晖先生所总结的纪实小说的价值是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传记所共有的价值，不是对纪实小说价值的具体对应，所以，参考尚可，挪用则不当。
张瑷认为：“实体化”的写实、新闻的叙事立场和观点是纪实小说的信息价值，主体化的写实、亲历与经验的介入是纪实小说的思情价值，边缘化的写实、文体的交叉融合是纪实小说的艺术价值[31]。这种判定可能会引人质疑，因为新闻强调的是对事实的及时准确的报道，是不主张“观点”的；“思情价值”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张瑷一面慨叹：“当前最高学术水平的两部当代文学史新著（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均未对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记文学等）在20世纪的兴起、繁荣和发展状况进行描述与评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32]一方面又认定“边缘化的写实”风格是纪实小说的艺术价值，这种用语实际上未能规避语意上的矛盾，对纪实小说价值的评定带有一些歧义。就像在张力趋向一致的戏剧气氛中，有人跳出来以严肃的面孔插科打诨，不能不令人对整个戏剧情境气闷。
张素珍的《纪实小说：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兼评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和中国的纪实小说》把纪实小说的价值归结为“历史文献价值”“现实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33]三个方面。这种判断是因为张素珍教授在界定纪实小说和遴选纪实小说作品时有放大纪实小说外延的倾向，所以对纪实小说价值的论定就迁延上了报告文学和具有纪实特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某些元素。
从这些论者发表这些意向的时间可以看出，当代文坛对纪实小说价值的研究需要从片面逐渐走向全面，从感性逐渐走向理性，从一己之见逐渐在向纪实小说本质价值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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