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立”

纪实小说要让读者看到事实，不注重去听或恩爱或悲苦的倾诉，注重于人物身边发生和消失了什么，注重的是人物的行动。所以纪实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尽量让故事中的人物少感慨、少抒情，尽量让那经历了事件的人客观起来。曹文轩曾说：“现代小说倘若要给人们留下‘零度写作’的印象，仅凭作者‘离场’和在感情上不介入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做到这一点：小说中的人物也必须是一些缺乏感情色彩的人物，小说的内容也不能再像从前的小说那样永远将感情作为自己的题材。”^[25]曹文轩先生强调“零度写作”是指小说不在于情感上打动读者，小说可以采用一种高度客观的叙述姿态。小说中人物的功能不是满足人们情感回应，而是能支撑人的求知之欲，能承担起读者的理性追问和哲理探求。纪实小说正是在完善小说的这种品质：作家是“零度写”“写零度”。王天明也强调说：“非虚构小说家强调‘零度译释’（zero degree interpretation）。他们认为，作者不应该给读者强加任何看问题的视野；相反地，作者应该只提供一个本身是‘中立’的文字材料，自己也采取‘中立’的态度，让读者自个儿去寻找角度与视野。”^[26]这样，阅读纪实小说时才能让读者充分地感受事实，让读者的认知判断来自事实，而非来自人物情愫的感染，保证读者认知判断没有受到作品人物和叙述者的情绪的束缚，而主要来自对事实的辨认、比较、思考。

纪实小说中，作者的身份和姿态很重要。既然在纪实小说中大都表现的是社会问题，通过对一些事实的描述和呈现来引起读者的思考，那么作者就会有“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思维，创作纪实小说也就应该秉持“社会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时所持的“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立场。“价值中立”在国外的社会研究中是项广受重视的准则，从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的“是”与“应该”的划分，提出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是”与“不是”推导出“应该”与“不应该”，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演讲《以学术为业》，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的人或事，已证明“价值中立”是社会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和心理咨询中。

纪实小说创作已接近于社会行为的研究，因为作者经过社会考察研究才下笔创作，作品出来后读者又拿这些作品来研究社会。所以，作者在转述、呈现别的人和事时，无论自己的纪实小说对其他人是否有利，无论自己的创作对他人改善人生、改变命运、改革社会多么重要，都既不能根据自己的观察刻意推导出什么应然的判断，也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些经历了事件的“当事人”和讲述故事的“知情人”。作者要有一种“融进去”再“跳出来”的过程和意识，可以先与那些“当事人”和“知情人”打成一片，再从他们的诉说和倾诉中跳出来，将他们视为表现对象或是表现“材料”，将自己的角色从“聆听者”“观察者”变换为“转述者”，保持一种客观、中立、敛情、谨慎的态度。

譬如梁鸿发表于《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上的《在梁庄》是近年很多论者都举例提及的“非虚构作品”。该作品于2010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中国在梁庄》出版，2011年4月出了第2版，并印刷多次。该作获得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还得了《新京报》“十大好书”、《亚洲周刊》“非虚构十大好书”和新浪网“十大好书”称号，梁鸿也先后接受国内多家媒体的采访。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被李敬泽、阎连科、温铁军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把《中国在梁庄》提到了“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的高度。李敬泽他们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在于肯定这部作品在揭示中国农村和中国国情上达到了一定的真实度。但是，从作品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性来看，笔者认为这部作品更主要的是展示了“作者的真实”。现实主义小说多年来都是借助讲述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来让读者领悟某种道理，最终是要读者说话而不是听作者感慨，“小说是一种具有叙事连续性和自身结构特征的文体形式，它的叙事指向，在于小说叙事自身内在的文学性，而不是为了说教”^[27]。《梁庄》的作者更看重的是“启发性”，在展开叙事之前就已设定了“俯瞰生活”“俯视读者”的关系和视角，先入为主地为城市和农村界定了某种标准，有些生硬地把从鲁迅那里搬来的“启蒙意识”抹在了“梁庄”的风土人情上。所以那些既爱又哀、不掩愠怒的抒情指向几乎要掩盖读者对作品中事实的辨别和思考，从而把作者想对读者的“启发”凌驾于“事件”“事实”对读者的启发之上。或者说在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判断和作品中人物及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之间，作者是有意将自己的判断定性为优势判断，结果让作者偏重“个体的”“个人化”的“意志”带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恋”倾向。这部旨在表达作者的“主体意志”的作品，无论再版时做了怎样的修改，都没改变作者注入作品中的那种强烈的主体意志。正如有论者分析《中国在梁庄》时认为：“文本最终呈现的只有作者的声音，其他的叙述话语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声音。”^[28]所以说，“主体意志”本该是作品的“画外音”，被张扬过头了，就改变了作品的韵味和性质。作者过度张扬“主体意志”，显然是对非虚构文学叙事伦理有所误解，也无意中贬损了作品的魅力，费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