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远离了饥饿

1994年,一位美国人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中国将因为粮食的短缺而成为世界的一个负担。他不无恐怖地预言,下一世纪,将是一个饥饿的世纪,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则是中国。据他计算,“如果仅仅考虑中国人口的增长,中国在2030年的粮食需求将增加到4.79亿吨。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使肉、蛋、啤酒的人均消费水平增加,中国粮食产量届时预计也会下降20%,只有2.72亿吨,从而导致2.07亿吨的粮食供应缺乏。这一数字大体上相当于1994年全球的粮食出口总量(2.0亿吨)。”

他进一步指出:“但是,中国新富裕起来的千百万人口当然不会放弃他们对进一步增加畜禽产品消费的需求。如果2030年上升到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那么中国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令人恐惧的地步(6.14亿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的缺口将达到3.69亿吨,几乎相当于目前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两倍。”

对于如此大的粮食缺口,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得起,“即使中国买得起,世界也无法供应,无论以怎样的高价……”由此,他认为中国的粮食短缺必然引起全世界的粮食短缺。“在国际经济一体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将导致世界粮食涨价;中国的耕地不足,将变成世界的耕地不足;中国的水荒,也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说这番话的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他最早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农场种西红柿,后来担任过美国国际农业发展局局长、美国农业部部长顾问。他拥有美国数所名牌大学的学位,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创建了世界观察研究所并自任所长。鉴于他在推进全球环境运动方面的作用,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奖”、“蓝星球奖”、“麦克阿瑟基金会才华奖”等,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其论文和手稿。

据布朗自称,他从1988年开始关注中国的粮食前景,1994年开始发表关于《谁来养活中国》之类的论文和书籍。

布朗的预测一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使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但是,如果全面而理智地分析,布朗的预测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说中国人,就是他曾经任职的美国农业部也对他的预测持怀疑态度。1995年7月22日,布朗先生访问中国时,也承认自己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有些观点过于极端,需要修正。

不过,虽然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总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他对于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一些具体分析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据布朗研究,影响中国粮食供需平衡的主要是五大因素。

一是人口增加。在1982年,中国的人口达到10亿,使其人口数量高居世界榜首。到2017年,其人口数量预计将达到15亿,这相当于1900年的世界总人口。现在中国人的人口增长率虽在减慢,但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45年,总数达到16.6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40年里,中国平均每年将给世界增加1200万人左右。布朗认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负担发生在一个与一两个世纪以前截然不同的时代,已经没有人烟稀少而且仍然可以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国家或国家群会愿意接受每年1200万中国人。”英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压力,都通过移民的方式而得到妥善的解决。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了新大陆,像移居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超过了爱尔兰本土;同样,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后裔,超过了西班牙本土。显然,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而只能靠自己消化自己增长的人口。

二是耕地减少。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其耕地面积还正在急剧缩减。从1990年至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已从9080万公顷猛跌到8570万公顷。4年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5.6个百分点,同时,人口总量反而增加了5900 万,提高了4.9个百分点,这一减一增,使人均粮食播种面积迅速减少10.5%。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阶段,大量的耕地还将不可避免地被新建的厂房、住房和道路占用。

三是水资源短缺。本世纪中叶,相对于需求而言,中国的水资源仍比较充裕,地表水和地下水都能充分满足全国5亿人口的需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灌溉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以及工业化的进程,时至今日,用水量已增加了6倍之多,水资源的供需之间失去了平衡。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水资源匮乏的困扰,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超过了河流和蓄水层所能维持的持续开采量。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保持高速的工业化势头,则不仅要面临大量占用耕地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工业和生活用水要挤占灌溉用水的困境。最终,这些问题都会加速中国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

四是消费增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度提高。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膳食结构的改善,最突出的则是畜禽产品消费的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主要以大米之类的淀粉业粮食为主,它们所提供的热量约占摄取量的70%以上。现在,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已变得更加丰富,其中已经包括有肉(猪肉、鸡肉、牛肉、羊肉)、蛋、奶、黄油、奶酪和冰淇淋等。伴随收入增加所导致的食物花样改变,这在所有社会都很普遍。显然,中国将要消费更多的肉食,中国为此必须寻找更多的粮食。这是因为,消费更多的肉,意味着更多的粮食——2公斤或更多的粮食才转化为1公斤鸡肉,4公斤粮食转化为1公斤猪肉,7公斤粮食转化为1公斤牛肉。加上酒类的消费,中国的粮食消费必然会大幅度攀升。事实上,一些沿海地区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产率的提高已非常有限。在一个耕地面积不再增加的国家,如中国,未来粮食增产只能靠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在中国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生产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类。30年前,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仅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90年代初,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已超过了每公顷4吨,大大地缩短了与日本的差距。从1977年至1984年,粮食总产量由1.99亿吨猛增到3.06亿吨,仅7年时间产量就增加了一半以上,这一成就是任何其他粮食主要生产国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一成就主要依赖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化肥施用量远远低于化肥报酬递减的临界点,而现在,化肥的施用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难再期望利用化肥来刺激粮食的增产。中国的小麦也有相似的现象。自1950年至198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小麦产量,并使之超过了美国。而由于缺水,北方小麦产区灌溉量下降,产量的增加逐渐变得困难起来。玉米的单产虽然还只有美国的60%,但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玉米产量可以达到美国“玉米带”的产量水平。美国玉米带具有深厚的土层,适宜的温度和日照长度以及几乎最适宜的降雨量。因此,中国的作物产量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会提高,但幅度不可能太大。实际上,某些作物产量的年增长量可能已经不太明显。

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分析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指出的这些影响中国粮食发展的障碍因素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障碍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就难以有大的发展,而由此出现布朗预测的那种局面也未必没有可能。不过,布朗认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些障碍因素的,而我们将在以后的分析中,会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证实,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中国的吃饭问题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因此,我们与其一口否定布朗的预测,不如认真研究布朗的一些有价值的分析。而中国是否会出现布朗预测的那种自己养不活自己的尴尬局面,关键还看我们将来在粮食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与所采取的措施。一句话,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