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是否太多

1.1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是否太多

1.1.1　外资依存度并非太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利用外资过多，现今外资依存度(实际使用FDI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40%以上，大大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与地区，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过高。^[2]

其实，“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这种说法是虚幻的夸张。

所谓“外资依存度40%以上”，只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FDI的总和占某年GDP的比重。但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各年使用FDI简单相加没有意义。外商投资企业倒闭、撤离、资产折旧等影响外资存量的因素很多，至今在国家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实际在册运营的仅有约33万家，有超过一半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有名无实，把各年FDI相加得出FDI总量明显夸大了存量外资规模，夸大了外资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应该是当年实际使用FDI占当年GDP的比重，比如，2004年我国实际使用FDI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3.65%，2005年是3.5%。^[3]因此，把各年FDI相加与某年GDP相比，是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

另外，所谓中国的外资依存度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也是断章取义。根据2003年和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世界上FDI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国的国家比比皆是，2002年英国、德国FDI占GDP的比重分别是9.5%和10.1%，一些转轨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很成功。2003年FDI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是25%，发展中国家是13%，亚洲是12%，非洲是8%，拉丁美洲是21%，中东欧是18%。^[4]

而且，中国FDI占GDP比重还与利用外资结构有关。1985年以来，在利用外资中，中国内地一直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其他许多国家利用外商间接投资的比重却很高，如果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综合起来看，世界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规模都在中国之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投资的多少，取决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状况和外商投资的意向，而不取决于中国内地单方面的意愿。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更多外资，但外商可能不来投资;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更多的外商投资，但外商看中中国内地市场，愿意到中国内地投资，我们只能主要利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制度，引导外商投资，间接调控外商投资的结构和规模，而无法直接规定外商投资的规模。

1.1.2　“双缺口”理论不能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

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游资增加，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外汇“双缺口”已经消失，资金十分充裕，利用外资的现实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还应该继续积极利用外资。

第一，解决资金缺口并不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根本目的，外资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也不在于解决了资金缺口，而在于推动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目前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体制转轨。经验证明，改革攻坚仅靠内生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引进外商投资不断输入外部的改革推动力。

第二，即便从资金缺口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资金富裕只是表面现象，资金相对短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一方面，个人储蓄存款规模庞大是在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经济体制转轨加速、改革全面进入到攻坚阶段后，大量的冗员被排挤到劳动力市场，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也使许多职工面临结构性、摩擦性失业，就业风险加大，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保险、教育、购房等预期支出上升，由于预期恶化，人们不得不被动储蓄。

在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扩大地方的自主权，设置了预算外财政体系，即除了预算内财政体系外，还有预算外，以及允许地方政府自收自支的预算外之外的资金。但是，在改革已经全面启动了地方政府追求利益的动机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任意设立收费项目，扩大预算外收入范围，并把收入转出账外，设立“小金库”。1994年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力度，打击“小金库”，实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控制预算外资金膨胀，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便采取了“公款私存”的对策。目前个人储蓄存款中有许多就是属于私存的公款。

商业金融机构夸大储蓄存款余额，虚报储蓄数字。为了达到银行监管机构规定的控制金融风险，降低不良债权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获得上级银行的奖励，商业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储蓄所和农村信用社人为夸大存款规模，为了应付上级金融机构的检查，拆借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资金，表面上显示储蓄规模大而且坏账率低，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存款。^[5]

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规模大，本身就与利用外资直接相关。正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在国内市场销售，能够满足部分投资和消费需求，替代了进口产品，节约了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才使得外汇储备大量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就不得不动用外汇进口更多的投资品和消费品，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必然减少。另外，外商投资企业本身的投资和进出口活动也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和投资“双顺差”，是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

至于温州等地民间游资增加，是因为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中，有很多是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市场无处不在的短缺机会，在简单加工制造和服务领域粗放经营扩张中积累起了财富，在20世纪90年代末“短缺经济”结束后，市场竞争加剧，原有的经营领域利润率下降，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或提升技术水平，但资本所有者又不掌握适宜的技术和新领域的管理知识，其结果表现为资本过剩。这种资本过剩只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资本追求高利润率和资本所有者自身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而言的过剩，并非发展社会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已经满足、资本真的太多。正因如此，中国才需要继续积极利用掌握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外资。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目前，中国县及县级以下财政较普遍地存在着巨额债务，累计达到6000亿～90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率超过2%(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债务负担率(公开负债加上潜在负债占GDP比重)在50%以上，直逼60%的国际警戒线。正因为财政拮据，利用外资才显得更加紧迫。另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要解决窘迫的社会失业难题，资本缺口还相当大，中国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现实的迫切需求。

第三，要不要积极利用外资，实质是要不要参加经济全球化。

“双缺口”理论存在着明显缺陷，不能解释许多发达国家在资金充裕的同时大量利用外资的现实，也不能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唯一理论依据。即便中国出现如发达国家那样资金富裕、闲置资金越来越多的局面，也必须利用外资。发展市场经济和参加经济全球化才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根本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企业就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寻找市场和投资场所，外资也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合适的投资领域，中国就必须参加经济全球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存在要不要利用外资的问题了，利用外资已经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急剧扩大，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容之一。适应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选择了实行对外开放、参加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和政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参加经济全球化的既定内容。

1.1.3　结论

“双缺口”理论不能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理论依据，发达国家一般都不存在“双缺口”，但它们却在大量吸收外资。只有参加经济全球化，才是我国吸收外资的理论依据。

以参加经济全球化作为吸收外资的理论依据，并不是为了参加全球化而参加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就像发展生产力本身不是目的一样，参加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不是目的。但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效参加经济全球化，才能更快地提升我国社会福利水平。

在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及WTO的规则体系，成为我们必须遵守的律条。为此，我国修改了一系列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法规，不断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每年能够吸收多少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愿望，而且取决于境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判断和其自身的投资能力。

就中国自身管理外商投资的手段看，除了法律手段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外，主要是运用产业政策。行政手段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约束，不仅将越来越少，而且不能单独对外商投资实行行政管制，而应主要以国民待遇原则为基础，对内外资采取同等待遇。宏观经济干预手段调节投资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商投资，而且包括所有的投资者。产业政策是管理外商投资的重要手段，但产业政策也无法控制外商投资的规模，它主要是调节外商投资的结构。我们把外商投资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类。鼓励和允许类的外商投资，规模到底多大，是我们无法左右的;限制类投资的流入是受我国经济政策约束的，但我们无法决定其投资的具体数量;禁止类投资是不允许外商投资的。综上所述，按照我国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范，外商投资的规模到底多大，并不是我们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政府干预体系能够掌控的。

就外国投资者而言，对中国投资多少，与其对中国综合投资环境的判断、自身的投资能力紧密相关。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产寻求型和政策寻求型。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决定了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增长;看中中国某些资源的优势，如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决定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增长;看中投资后的资产整合能力和由此带来的效率改进，决定了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增长;看中有价值的核心资产，资产寻求型投资会增加;政策寻求型投资则看中优惠政策、汇率的变动。我国即便取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政策寻求型的外商投资会减少，但这并不能决定外商投资的规模。

外商投资多少，受投资者能力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期，跨国公司投资能力提高，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会增加;反之，在经济衰退期，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也衰退，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随之也会减少。

我们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以为自己能够决定外商投资规模，在市场经济下是行不通的。因此，经济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资源，去研究一个既没有决策参考价值，又没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