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

瞿　赳

我于1918年7月22日生于江苏靖江县城（今靖江市）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祖上于明朝由常熟迁靖。清兵打到江南，一祖先绝食殉节。幼时每年清明都随长辈到关帝庙院内墓地祭扫，县里也去祭奠。父亲是独子兼祧，亲祖父是个秀才，民国后任文、武庙董事，每年主持春秋祭孔，必带我去观礼。我名赳，字武哉，是祖父据《诗经·周南》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我取的。1923年我进小学启蒙，祖父带我到孔庙拜了孔子。嗣祖父是拥有七爿当铺的剥削阶级，清末去世后，“管事”中饱，当铺倒闭。父亲自幼娇生惯养，终成败家子。家道中落，生活艰难，常靠典当和至亲资助度日。母亲温厚贤惠，虽不识几个字，但能背诵《大学》《中庸》给我听，这些都在我思想品德上打下封建孔孟之道的烙印。大哥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大学时，由于闹学潮被开除。1926年春，由宜兴彭城中学老师侯绍裘（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南洋公学1922届校友）介绍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旋即在军阀统治下的家乡秘密宣传“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张贴“打倒军阀”标语，演出“文明戏”。由于我家是活动点，所以都看在眼里。1927年“四一二”清党前，侯绍裘被蒋介石逮捕戳死，尸体和黄石一起装入麻袋投入长江。大哥对老师极其敬佩，闻讯痛哭不已，从此失去一位引路人，这件事使我童年的心灵上萌发了对共产党的敬仰。大哥的思想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的影响颇深。他常鼓励我用功学习，将来报考交大，钻研工程技术，为国家多做贡献。

自我上小学起，国家即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军阀混战，国外还有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战争耽误了学业，也从反面教育了我。1931年春，我从镇江实验小学毕业，考进省苏中初中部。“九一八”事变后，初中部主任在讲台上演讲，痛哭流涕，使我深受感动。我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反对国民党不抵抗。还参加了支援抗日义勇军马占山等的募捐活动；跟高年同学查日货，烧日货。学生被称为“丘九”，商人也没奈何。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淞沪抗日，不久撤至苏州，贴出反蒋标语，反对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后来在体育场开大会，我们学校都参加了，我就站在戴戟后面。会上还有世界弱小民族代表，印度代表发言赞扬十九路军抗日，寄厚望于我国。我心中深感十九路军是我们的民族英雄。1933年，生活比较平静，童子军到苏州虎丘、无锡惠山和杭州西湖露营，野外自炊，爬山涉水，乐趣无穷。

1934年我考入苏高中，一年级时参加了在镇江卅六标的第一届军训。半年军事生活，对体质还是有些好处的。

高三时，对交大心向往之。那时想考交大，还得自习Lonley三角、Daming化学、丁燮林大学普通物理，以及《论语》《孟子》。勤奋拼搏，每天只睡五六小时。可惜毕业考试前，得了伤寒，没能参加毕业会考。随后“七七”事变，我目睹几十架日军飞机俯冲轰炸江阴炮台。不久我家附近被炸，看到遇难者血肉横飞的惨状，不胜悲愤。12月28日，县城沦陷，我们便开始过逃难生活。沦陷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受土匪、部分国民党游击队、日军三害之苦，尤其是日寇奸淫掳掠杀，禽兽不如。这些苦我算都亲历过了：土匪将我吊成“老鸦飞”，逼着要钱；国民党游击队，把我背绑起来，想敲诈勒索；特别是日军抓住我，几乎使我送掉性命。

1938年，我们家从泰州乡下迁回家乡一个市镇。秋季的一天，日伪军从几十里外的驻地突然来到这个镇上。他们闯进我家翻箱倒笼，搜到我在苏中的草绿色制服和林语堂的《三民主义》英文读本。当即把我五花大绑起来，连同被抓的一个店员和两位据说是国民党游击队收税的带到日伪军驻地，在汉奸的维持会审讯。那店员被保释放。我和另两人被押到日寇警备队。一位带黑边眼镜的军官，看样子像个中学教员，问我会英语吗，随即用英语和我问答。我着重解释了我原是一个中学生，那制服是苏中的校服，纽扣上还有“苏中二字”，等等。他听后，说我没事了。另两位于是要我帮他们说说。我念同胞之情，就说他们是商人，是良民等。但那军官却说一会儿要把他们“刺啦刺啦”。果不一会儿，日本兵把我们三人都拉了出去。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军官来了，拨出刺刀把一头各系着一人的绳子砍断，把我拉了进去。不久，我听到两声枪声，心想又两个同胞死在敌人的枪下了。翌日，我被带到维持会释放。一些汉奸说我真算幸运，抓进警备队的十之八九都被枪毙的。奇怪的是，我始终很镇静，心想既成阶下囚，也只有听敌人摆布了。只希望不要杀头，枪毙就枪毙吧。因为曾听说日本鬼子在城里杀人，有时一刀头还砍不下来，我想这可能是够痛苦的。

1939年春，我到上海苏中补读了半年，旋即报考了交大。不过那时心里也有点打鼓，逃难荒疏了两年学业，能不能考取？

进交大前，和两位绍兴朋友一起，租住成都路浦行别墅。考取交大后，因路远，乃和胡家麟、范广中、王伯伦、杨文霖在震旦大学南侧大陆坊一号租住了一间前楼。大家一起在隔壁一家天津小馆吃饭。

二年级时我得以住进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二楼大礼堂，上百人济济一堂。我们班的还有程心一、章复、胡家麟、范广中、陈莱盛。对着楼梯两排面对面的书桌是我们班的，顶头一张面向楼梯的是程心一，他和孟庆华几人打起桥牌来真热闹。他的嗓门最高，讲话急而快，一口常州话，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但他一停下来，即潜心学习，人家再吵闹，都置若罔闻。真是一动一静，专心致志。我还跟他学过打太极拳。

大二时，每个星期天上午，老校长唐文治在震旦教室讲古文，座无虚席。老校长虽双目失明，犹鹤发童颜，气貌堂堂。我常去听讲，有一次讲《伯夷列传》，我印象尤深。他讲完，还用一唱三叹法朗诵，声如洪钟，感人肺腑。

课余，我常和胡家麟、章复、朱保如去看夏衍领导的中华剧艺社演出巴金的《家》《春》，还有曹禺的《北京人》和《蜕变》，丁西林的《妙峰山》等，也看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演出曹禺的《日出》《雷雨》等。我们还去黄金大戏院看过周信芳主演的《明末遗恨》等。有时散场太晚，只好走回学艺社，大家边走边高谈阔论。有时我也一人到霞飞路一家小电影院看苏联电影。

1941年12月9日，天还没亮，便听到炮声“隆隆”，飞机声、轰炸声。我和床靠床的王伯伦谈开，猜想日本特使莱西和英美谈判未成，现在打起来了。早晨走读同学带来号外，果真昨晚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和英美不宣而战。我赶紧到公共租界一位同乡家取钱。到四大马路时，看到日军耀武扬威地列队分路进入公共租界。这一学期读完就放寒假了，总算又读完三年级下学期。放暑假前，听说日军同法国巡捕秘密搜查过学艺社，使人感到学校也不安全了。记得沈三多先生上最后一堂“机械设计”时，曾沉痛地说：“这可能是最后一课了。你们有路子就帮我介绍点工作。”我听后凄然，不禁回忆中学英语课本中的《The Last Lesson》，感慨万端。

大学还剩一年怎么办？正好我一个表弟从重庆回到上海，告诉我去重庆的路子。朱保如约我同行。我于1942年8月10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14日和保如三兄弟乘“常山丸”离沪去汉口。一上船就看到范喆、刘近义也在船上。15日凌晨船过家乡八圩港，我在甲板上凭栏远眺，晨光熹微中，笼罩在云烟深处的树林房舍，那里有我的慈母和亲人。不禁沉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思绪万千。8月17日过南京，24日到汉口，住进租界的一家旅馆。经打听，有两条路可走。我和保如三兄弟决定经新堤到三斗坪，范喆他们去湖南常德。8月29日乘船离汉口去新堤。到新堤一上岸，日伪军搜查甚严，翻箱倒笼。幸好我的证件已由我表弟寄重庆上海医学院他的表妹处，他们什么也没查到而放行了。新堤旅馆旅客满满的，大都是来来往往跑单帮的。旅馆管住管吃，八人一桌，大鱼大肉。过封锁线是雇的小船，带点烟和罐头，到时船老大拿上岸“孝敬”日伪军。日伪军到船上装模作样地看看，也就放行了。经过一段三不管的地带，到了洪湖。过湖上岸，才有国民党的部队。一路经监利、石首，由新厂渡长江到藕池口。在这里意外地遇到许国志，他像是上岸跟船活动活动筋骨的。大家行程匆匆，略事交谈，即各奔前程。再经闸口、公安、松滋、枝城到三斗坪。行程不下350公里，一路山清水秀。江山如此多娇，也无心欣赏。保如一人乘滑杆，我们步行。“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9月24日我们到达三斗坪，住湘西旅社。在那里又遇国志一行，包括贾观熙、金邦年、毛家驯、过昂千，乃同船去重庆。在甲板上摊开铺盖，晚上睡觉，白天席地而坐，谈东说西，饱览三峡风光。三峡波涛汹涌怒吼，两岸群山峭拔。有块“对我来”石碑，船逆水上行，到此必对“对我来”，眼看快撞上石碑，一个波涛却把船拨正航道，真是惊险奇妙。大概是过巴东，轮船上不去，就挂球与岸上过载行谈价，岸上甩下牵绳拉牵，牵夫助轮船一臂之力，也是奇事。船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过万县。自此一路常看到被国民党拉的壮丁陈卧在两岸烈日之下，瘦骨嶙峋，奄奄待毙，不禁感愤。

10月初船抵重庆朝天门，住松鹤旅馆暂歇。由于保如弟弟急于报考大学，随即去歌乐山取证件。6日我们迁住小龙坎交大，当晚和国志在甜食店一下就吃了五、六样甜食。

交大在重庆还没四年级，打算借读中大。不日又有十位同学到达，机械系主任柴志明先生立即筹办四年级，揽聘了一些名师，如张德庆、柯元恒、杨仁杰、马明德诸先生。10月16日，迁入九龙坡新址，11月2日开课。已到的16位同学分住两间宿舍。宿舍是篱笆墙抹白灰，床是双层。晚上看书是豆油灯，一下雨道路便成黄泥浆。吃饭不用花钱，八人一桌，盛饭的大木桶有半人高。国志和定国、邦年和泽田、重阳和观熙、家驯和我分别是同室上下铺。近义、范喆、庆臻、昂千、燮和、友洪、肇鎏、学礼住一间。不久长庚、敦孟赶到，住另一排宿舍。我们一间八人，号称“八大山人”，加上常到我们房间的长庚、敦孟，言结芝兰“十兄弟”。

1942年，有时还有日本飞机“光临”，我们跑到学校后面丘陵地带，在树荫下聊天躲警报。课余，常到附近田野散步，有时顺手牵羊摘点蚕豆到学校对面山东小铺炒一下，就些大饼，来一杯白干；有时在野地上搭个灶，烹调我拿手的红烧肉，买些山东大饼，十兄弟干一杯；也有时花一元钱买一百个柑橘，边吃边聊，颇有滋味。这些都是校园生活之乐趣。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晚上到教室看书，家驯常暗暗给爱妻写家书，关山阻隔，自多情话。长庚有一绝技，能由家驯笔头的横竖撇捺的动作说出家驯的秘密。因此，家驯只得以左手遮盖笔头的动作，我们名之曰“护姆牢妥（ü）”。我们常到柴师家坐坐聊聊，喝点茶，有时吃顿饭。我们常谈到班上的“状元”程心一。有时还到吴保丰校长家小坐，吃点茶点；张德庆先生也邀过到他家作客。九龙坡的这段生活，虽颇艰苦，师生融洽，倒也其乐融融，颇值回忆留念。

毕业前，王学礼脸颊上起了个疙瘩，以为是蚊子叮的，大家也没在意。后来他自己可能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一人到市里医院去看，医院没收留；又一人去歌乐山找了我在上医的朋友，得以住进中央医院。遗憾的是不日病故，是疔疮血中毒。学校安排班长国志和我几人去办后事。学礼不幸早逝，我们甚为惋惜悲悼。

1943年毕业，同学都选定了去向，领着学校借给的路费（不要还的），依依惜别九龙坡，各奔前程。

【注释】

[1]原载：《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1999年9月，第117—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