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青树坪大捷”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领第1兵团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长沙，不仅打乱了白崇禧的阵脚，也严重震撼了国民党残余势力。

慌乱之中，白崇禧及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采取了以下四项应变措施：

第一，于8月5、6日两天连续派空军战斗机前往长沙、湘潭、株洲、邵阳等地上空对起义部队进行追踪轰炸扫射，散发传单，进行策反宣传。

第二，通过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宣布任命黄杰取代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兵团司令，令其前往前线收容第1兵团的反水官兵，重新组建第1兵团。同时以代总统李宗仁的名义下令通缉程潜、陈明仁。

第三，命令第3兵团副司令官王景宋指挥第236、第176师，由衡阳紧急开往邵阳及其东北地区，以挽救湘西危局。

第四，为了防止其他部队效仿，白崇禧还在衡阳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陈明仁率一部投向‘共军’后，已被全部缴械，程潜、陈明仁均已被扣留，押送武汉去了。”白崇禧的欺骗宣传，当时居然发生了立竿见影的作用。［63］

程潜、陈明仁起义是在秘密中进行的，陈明仁在起义之前虽然也对所部将领进行过一些工作。1949年6至7月间，陈明仁先后召见所部军、师长进行个别谈话。先后召见的有：第14军军长成刚，副军长胡镇随；第10师师长张用斌、第62师师长夏日长、第63师师长汤季楠；第71军军长熊新民，副军长彭锷、鲍志鸿（后熊升兵团副司令，彭锷升任军长），第87师师长杨文榜，第88师师长刘埙浩，第232师师长康朴；第100军军长杜鼎，副军长刘光宇、邓定远；第19师师长卫轶青，第197师师长曾京，第307师师长张诚文等人，其中有些人好多次被召见。陈明仁和上述那些人谈话时，因限于当时环境，既不能公开动员，也不便于一下子就坦诚相见，每次谈话都是拐弯抹角地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开始，然后了解部队的情况，往往最后才转到当时的局势，含蓄地表达他本人再不想打内战、不愿意湖南乡梓再受战祸的意思，并叮嘱他们要有思想准备，看清形势，随时应变，只要跟随颂公走，大家才有出路等。被召见谈话的军、师长们，那些追求进步的将领对陈明仁的谈话自然是心领神会，但一般不表示意见，唯唯诺诺而已；而那些思想顽固的将领，也因为陈明仁的表面姿态是反共的，一时也搞不清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以为陈是在试探他们，也就故意做出对陈恭顺的样子，连连称是。陈明仁通过对各军、师长个别谈话之后，多少摸到部队的脉搏，和各军、师长对待战与和的态度，并密切了他和下级的关系。［64］但这种起义动员和思想准备工作毕竟是很不够的。直至起义前，陈明仁始终是以主战派的姿态出现的。陈明仁突然宣布起义，部队官兵大都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起义部队外有白崇禧的欺骗宣传和利诱，内有国民党政工特务的煽动和鼓噪，种种因素，使起义部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陈明仁的第1兵团各军情况十分复杂，除第71军是陈的基本力量外（但因为远离身边，也未能确实掌握），其余部队都是临时拼凑而成，各军军长各有后台，第100军军长杜鼎是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的人，第14军军长成刚是黄杰的老部下，他们思想反动，对兵团起义抱有严重的抗拒情绪。第1兵团司令部的几位副司令官刘进、熊新民、彭壁生、张际鹏等与陈明仁也是貌合神离。陈明仁宣布起义后，刘进、熊新民、彭壁生、张际鹏4位副司令官叛逃，并以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先后拉走了第1兵团的不少部队。

8月4日，驻防邵阳的第14军军长成刚，副军长谷炳奎、李精一、胡镇随、方定江率军部和第14师（师长张用斌）、第62师及63师1个团，共6个团叛变向湘西方向逃走，准备逃往广西。只有第63师师长汤委楠是程潜的旧部，他没有追随成刚叛变，率领第63师的两个团与驻邵阳城内已宣布参加起义的省保安司令部和邵阳警备司令部的人员及1个保安旅取得联系，会合后开回长沙。［65］

8月5日，第71军军长彭锷、副军长鲍志鸿率领军部和第87师（师长杨文榜）、第88师一部，共6个团从湘潭驻地叛变逃走。第88师师长刘浩勋在驻地召集部队宣布起义时被顽固分子、该师第264团团长倪中纯劫持绑了起来，倪中纯当场散布谣言说：“程潜主席、陈明仁司令官均被共产党扣押，担任长沙城防的第232师亦全部被‘共军’缴械。”倪中纯随即带领该师官兵叛变，并将师长刘浩勋押走（刘浩勋后来逃回长沙参加起义）。熊新民、彭锷、鲍志鸿是陈明仁最信任的助手，第71军是陈明仁的基本队伍，他们的叛变，对陈明仁的打击很大，他感到很痛心，觉得无法向共产党交代。［66］

8月6日，第100军军长杜鼎、副军长刘光宇、参谋长刘文楷率军部和第19师3个团、第197师1个团，共4个团从长沙岳麓山驻地附近逃走。

第1兵团3个军9个师，先后叛逃的有3个军部、4个整师，另外1个师（第62师）被缴械，其师长夏日长被俘。以上叛变部队官兵约4万人。［67］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面，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立即调整部署，一方面设法稳定巩固陈明仁兵团，并掩护起义部队东撤休整；另一方面，命令第四野战军第49、第46、第40军和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军长张国华），乘势争取和追歼叛军。其部署是：以位于益阳、桃花江（今桃江）、安化一线的第49军全力南进，其中第146师向宁乡前进，第145师向湘乡方向前进，第147师向宝庆方向前进；第46军除留守长沙、株洲的部队外，其余向衡阳前进；第40军除酌留部队维持醴陵秩序外，主力向攸县前进；以位于江西永新地区的第18军先遣师向湖南茶陵前进。并要求以上各部在发现叛变部队后，须先完成迂回包围，断其退路，然后实行政治争取；如叛变部队继续逃跑则追歼之。

以上各部队，于8月8日起分头向反水的叛军展开猛烈追击：第46军14日占领攸县，18日占领安仁；第40军18日进到安仁以北渌田，与第136师会合；第18军第54师15日进占茶陵，18日与第136师会师于安仁以东地区；第49军第145师于8月8日21时占领宁乡，11日进至湘乡，12日，第147师占领新化，第145、第146师奉命向永丰（双峰）、界岭及其以西之宝庆地区追击前进。

这时，白崇禧已命令桂系主力第7军、第46军、第48军等部秘密进驻衡宝一线，其中第7军布防于界岭、青树坪一带，准备伏击解放军四野追击部队。8月13日，林彪得到白崇禧主力进驻衡宝一线企图反击四野追击部队的情报，立即命令第46军停止前进，令第49军迅速查明情况，不得盲目前进。

但第49军第146师于8月14日在永丰歼灭敌军1个连100余名官兵后，产生了轻敌情绪，乘胜由永丰向界岭前进，第49军首长知道后，命令该军第145师迅速跟进。15日下午4时，第146师进抵青树坪单家井时，遭到桂系第7军的伏击，双方随即展开激战。17日晨，白崇禧集中第7军第171、第172师以及第236师，凭借有利地形和预先设立的工事，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分数路向四野第49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在战斗中，桂系第3兵团司令张淦命令1个重迫击炮营到前方对解放军部队施放化学弹。［68］解放军第49军发现处于不利态势，被迫撤出战斗。

这场战斗，从白崇禧一方来说是事先安排好的伏击战，而对于解放军四野部队来说则是一场没有准备的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在3天的激烈战斗中，四野第49军遭受了相当的损失，其中第146师损失800余人，第145师伤亡470余人。［69］桂系第7军伤亡684人，被俘69人。［70］

青树坪战斗，规模并不算很大，桂系军队也只是赢得了小胜，但对于处处吃败仗的国民党军来说，这一个小小的胜仗无疑是一剂很强的兴奋剂。白崇禧及其国民党残余政府出于分化瓦解起义部队、稳定残余官兵的需要，借此大肆吹嘘和夸大虚假的宣传，他们声称“已全歼‘匪军’一四六师”，“无一人漏网”。［71］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和报纸吹嘘说“我3兵团主力大败林彪的1个军及1个师于青树坪”，是“自徐蚌会战以来‘国军’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从而打破了林彪不可战胜的论调”等，这些宣传一时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甚至连美国老板也被这种夸大宣传迷惑了。李宗仁对人说：“湘西的战事很好，美国人认为健生在军事上有办法，愿意援助我们。”［72］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还说：“入侵‘共军’竟坠入白氏预设的包围圈中，被‘国军’包围于宝庆以北的青树坪。血战两日，‘共军’终被击败。为徐蚌会战以来，‘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73］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和报纸还大造谣言，说林彪在作战中被炸断了一条胳膊。

随后，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残余政府宣布将扣压起义的第71军第88师师长刘浩勋的264团团长倪中纯提升为第88师师长，奖励264团官兵1万银圆；授权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对青树坪战役中的“有功将士”如第7军军长李本一、参谋长郑宏昌等授予勋章并给予奖励。［74］在衡阳、广州、桂林等地接连召开祝捷授勋大会，白崇禧还派人将在战斗中缴获的解放军武器搬到衡阳，让中外记者拍照，以期争取更多的美援。白崇禧本人煞有介事地向中外记者夸下海口：“还有大的胜仗在后头哩！”［75］

在白崇禧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3兵团司令张淦建议乘胜反攻长沙，与解放军进行决战。不过，白部大多数将领还是清醒的，反对如此冒险。白的副长官夏威且主张立即退回广西老家固守。白崇禧权衡之后裁定，部队仍在衡宝、衡耒线采取守势，静观解放军下一步行动再做进一步处置。［76］

8月18日，叛逃的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成刚、第71军军长彭锷、第100军军长杜鼎联名发表通电，宣布反对程潜、陈明仁实行的“局部和平”。国民党残余政府随即宣布重建第1兵团，以黄杰为兵团司令官，进驻邵阳整训。

追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的第1兵团余部则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由陈明仁任司令员，仍保留3个军，番号为第1、第2、第3军，下辖9个师，官兵36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