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总体战”

“总体战”概念首先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提出来的。1935年，他出版了《总体战》一书，阐述总体战的理论。鲁氏在书中指出，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该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在战争中可采取一切极端野蛮的手段。这一理论是德国法西斯军事学说的重要基础之一。白崇禧对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学说极欣赏。在抗战期间，白崇禧写了《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一书。鼓吹总体战理论。但当时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白崇禧在指挥大军“围剿”刘邓部队时，深感单凭军事力量不可能战胜中共军队，而必须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配合才行。他指出：“中共采取‘三求战术’，即求食、求兵、求战。中共军队有理论，有组织，有国际背景，有战斗经验”，因此，“单靠‘国军’去‘剿’是不成的，单靠军事也不可以，必须把地方自卫力量组织起来，必须把民众真正动员起来，必须政治、经济、文化都能配合起来才行。”1947年秋，白崇禧回南京，主持国防部作战会议，命令第三厅针对“‘共军’流窜”的特点，研究“总体战”作战方案。

第三厅奉命后即在厅内召开会议讨论“总体战”方案。他们认为：共产党军队以强大部队，渡河南犯，深入国民党军队防线内，不能携带行军作战全期所需粮食，只能在所到之处，临时征集；且深入以后，对国民党军队情况的发展、变化等情报，也只能从当地群众中搜集。据此得出结论是：共产党军队是运用社会全部人力物力，支持作战行动。国民党军队仅凭军队对抗，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必须控制社会的全部人力物力，来保证守势作战的顺利进行。白还指示起草人员：“人力的控制，用移民办法太困难，可就我们‘三自三寓’政策精神和保甲制度一起参酌研究，拟出就地控制的办法。”根据白崇禧的指示，国防部第三厅拟出“‘绥靖’作战方案”初稿。

1948年2月，行政院召开会议，讨论总体战方案。白崇禧在会上就“总体战”方案精神作了发言。会议最后一天，白崇禧又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是要以‘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产党军队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加强基层组织，能对付敌军裹胁。在经济方面军，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的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58］

1948年3月17日至21日，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华中“绥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白崇禧，次长秦德纯、郑介民、刘士毅；代参谋总长林蔚，次长刘斐、方天；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以及国防部各厅局长，苏、浙、皖、赣、豫、鄂、湘六省主席王懋功、沈鸿烈、李品仙、王陵基、刘茂恩、万耀煌、王东原；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刘汝明、张轸、夏威、李觉、丁治盘、霍揆彰；以及南京政府党政负责人陈立夫、李惟果、张厉生、谷正纲、李敬斋等，共计50余人。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任大会秘书长。

蒋介石亲自主持17日上午的会议，并致开幕词。蒋介石指出：“我们在‘绥靖’区内，政治、经济、不能配合军事，其原因：一是因为受了中央或地方的法令规章的牵制；二是因为地方上各种力量，不仅不能协同一致，反而互相摩擦，互相牵制，以致力量分散，为挽救上述两个缺点，我们此次加定一套新的法令，授权‘绥靖’区司令官，统一指挥当地党政军，俾能发挥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力量，对‘共匪’实施总体战。”“蒋并指示，总体战”先由省以下的绥靖区先行实施，以军事命令达成预定的计划”。“至于省的一级将来拟增设‘绥靖’公署，省政府主席对‘绥靖’区司令官可以‘绥靖’公署主任地位，指挥监督他们。”

蒋致词后，即由代理参谋总长林蔚报告国防部拟定的华中总体战方案。随后，会议分军事、政治、经济三组就该方案进行审查，会议最后通过了华中总体战方案。

华中总体战方案的三大原则是：军事方面“以机动对窜扰”，政治方面“以组织对裹胁”，经济方面“以封锁对劫掠”。关于政治力量的发挥，是提高省主席，专员县长的责权，同时实行“绥靖”区党政军的一元化；关于社会力量的发挥，是强化地方组织，组训地方团队，以“自清、自剿、自卫、自富”的“四自政策”来打击中共的“求衣、求食、求兵”的“三求战术”。同时厉行“剿匪”战士授田条例及“绥靖”区地处理办法，以打击“共匪”以“分散参军”对民众的“裹胁手段”。条例原则规定每一兵员可授田五亩左右。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致分为三点：（1）“绥靖”区中小富农之土地，本由佃农耕种者，应由土地所有人收回自耕；（2）“绥靖”区自耕之土地，仍应保留其所有权；（3）业已为“共匪”所分配予农民之土地，仍应由其继续耕种，唯须以每年所得租金，分15年缴交政府，以做为所得土地应缴价款之本息，另由政府发行土地价券，予原地主收执，于15年内兑现。

所谓“四自政策”，“自清”就是发动自卫队及驻军保甲，实行乡镇户口总清算，并随时突击抽查，以切实防杜“奸宄”，廓清闾里；“自剿”就是做到有民皆兵，人不离枪、枪不离手，随时痛剿；“自卫”就是以卫身、卫家、卫乡号召民众，无分男女、无分老幼，全体动员随时防“匪”，绝不使之入境；“自富”就是寓兵于农，寓农于兵，不误农业，竭力耕耘，增加农产，以裕粮糯，促进建设，解决民生，自筹全理财源，减少中央负担。

白崇禧所策划的这个总体战方案，曾被吹嘘为“消灭‘共匪’的唯一对策”。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总体战方案通过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体战如果能早日实施，华中战场局势必然迅速改变……这种新措施将使‘国军’有更多胜利机会，将缩短戡乱时间。”

1948年4月，白崇禧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了实施“总体战”的命令，并在华中地区首先推行，妄图藉此来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终究只是徒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