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保定军校深造

1912年1月，白崇禧随广西学生敢死队由孝感乘火车到汉口，参观了黄鹤楼、楚望台等地，休息3天后，乘拖轮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全队先住进南京陆军小学所在的小营，后迁至市中心鼓楼附近的原两江总督端方的公馆。刚到南京时没多少事可做，于是白崇禧偕队游历了南京城内外的明故宫、明孝陵、雨花台、秦淮河、莫愁湖等风景名胜，心情十分愉快。

不久，广西学生敢死队奉命解散，全体队员转入南京入伍生队，为升入军官学校做准备。当时当局有意让愿意解甲者“荣归故里”，因而有许多队员不愿继续从军，退出了入伍生队，如黄绍竑和黄天择。但白崇禧认为自己既已投笔从戎，就决心在军队里闯出一番天地出来，选择了继续留在入伍生队。

在南京受训半年后，南京入伍生队奉命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设在武昌的南湖，白崇禧又被送回武昌。黄绍竑这半年在外颇不如意，这时也想方设法加入了进来。

陆军预备学校即前陆军中学的变相，所教课程有国文、物理、化学、几何、三角、代数、历史、地理、图画、步兵操典、外国文等，其程度相当高中水平，学制两年。学校对外国文非常重视，英、法、日、德、俄5种可任选1种，所占课时很多，目的是想培养能精通外文、了解外国军队情况及国际形势的军事将领。

1914年冬，白崇禧等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奉命由汉口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入伍见习。这是白崇禧第一次来到与岭南风物迥然不同的北国故都。他被分配在驻北苑的北洋陆军第10师（师长卢永祥）见习半年。当时陆军部对入伍后的教育并无计划，只是任各师军官随便规定。虽然下级军官对学生军官很客气，但白崇禧仍感到与他们格格不入，也感到由旧式军队改编过来的北洋军的陈旧腐败。

1915年6月，在结束了学习和见习后，白崇禧踏进了设在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

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保定，人们习称保定军校。它是在前清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和速成学堂的基础上创办的，于1912年10月1日正式开学，隶属于陆军部。根据学校条例规定，学校是“造就初级军官之所”，“教训初级军官必修之教育”，全校设立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5个兵科，每科之下设立学生连，其中步兵有7个连，骑、炮兵各2个连，工、辎重兵各1个连。［4］

保定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性质的军事学校，从1912年至1923年共招收了九期学生，毕业生共计6574人。有人统计，在国民党将领中，保定军校毕业生占有很大比例，其中一级上将3个，二级上将10个，上将（包括追赠上将）14个，加上将衔12个，中将（包括追赠、加中将衔）220个，挂中将衔53个，少将137个，挂少将衔21个。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方面的影响也很大，有40多人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行政职务，包括行政院代院长、副院长、内政部部长、经济部常务次长、监察院副院长、交通部部长、副部长、航政局局长、驻外公使。还有十几个重要省份的省政府主席。更多的人担任过民政厅长、实业厅长、农业厅长、建设厅长、财务厅长、土地厅长、省公安局长、市公安局长，等等。很多人还当选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5］

白崇禧被编入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第4连，同期共800多名学生，与他同一连队的有黄绍竑、夏威、张治中等人；其他连队还有广西同乡俞作柏、吕焕炎等人；外省的有何键、张定璠、徐庭瑶、毛炳文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名噪一时的高级将领，有的是新桂系的主要军事干部和首脑。其中张治中与白崇禧同一宿舍，关系极为密切，后来两人都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显要，也都是蒋介石倚重的助手，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趋向完全不同，两人围绕与中共关系问题发生过严重冲突。张治中后来对人说起白崇禧这位同学：“在保定军校时，白和我是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至为密切，而入世以后，就分道扬镳，南辕北辙，真正志同道合的人是很难求的。”［6］

保定军校步兵科的课程主要有三大类：学科、术科、和外文，此外还有汉文、史地、算学等。其中学科主要是以学习战术、筑垒、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术科则以学习器械、枪术、剑术、马术等。上课时既有课堂讲授，又有实地操练及野外演习。军校的各种制度比较严格，若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学生，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白崇禧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他对战略战术思想的学习最感兴趣，认真研读了《作战纲要详解》、《阵中条令》等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

保定军校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校方借口“军人不干政”，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校内不允许阅读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校方甚至还规定，所有的学生来信，须由值星官拆阅检查，然后盖戳交给本人，以免学生参与外界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对于第二、第三期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来自南方，而且很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因而袁世凯对他们很不放心，借故将较得学生信任的校长曲同丰更换，派他的亲信王汝贤任校长，学兵都由北洋军保送，或从北方各省报考，其目的是在保定军校之外另立一个系统，培养忠实于他的军事干部。

王汝贤不学无术，很为学生鄙视。虽然他对伙食问题十分注意，稍有不好就指责厨师，以至学生伙食办得很好。但他秉承袁世凯的意旨，用手段压制学生的言行，并大肆灌输对袁世凯的迷信、崇拜，为袁氏称帝摇旗呐喊，这引起了进步学生的愤怒。一天，一位学生偷偷阅读经常登载反对袁世凯称帝文章的《顺天时报》［7］，被王汝贤查出。王氏认为看《顺天时报》的人，就是反对帝制的革命党人，于是他把全校学生集合起来，命将那名看《顺天时报》的学生责打40军棍。此举起了学生的公愤，当时就是一片喊打之声。王汝贤见势不妙，慌忙退入校本部，并用电话调附近的驻军，将学校包围起来。愤怒的学生冲进了校本部要打王汝贤，但他跑得快，已避往他处。于是学生捣毁了他的办公室，并把他的照片撕碎扔进厕所里，发泄出了对帝制的怒火。

在附近驻军的镇压下，这次事件被平息。学生配发的所有枪支都被缴去，大炮也被卸下了炮栓，每一个班军校学生派一排士兵武装监视。直到一个星期以后，见学生们并无举动，才将武器还给学生。［8］

虽然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但两年的军校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16年冬，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参加毕业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文凭。对于这批学生的出路，北洋政府陆军部没有一个如何使用的计划，虽说由各人志愿，但大部分被分发回本省。因为北洋政府对这批学生根本就不信任，分发本省，任由本省自行安排，亦即这班学生自寻出路。

白崇禧因为自己是回族，所以自小就特别关心中国的边疆问题，进入军校后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资料。在与同学交谈中，总是时常谈起边疆问题，流露出将来毕业后要到边疆去建功立业的志向。白崇禧的毕业论文也是论述边疆问题，洋洋数万字，因为交卷时间已到，未写完就交了卷。［9］

对于毕业后的去向，白崇禧首先选择的是去大西北新疆。他与徐培根、陆权等20多个同学约好，在分配志愿上填写自愿到新疆见习，他们的目的是“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此举得到陆军部的批准。年轻气盛的白崇禧一心想在边疆建功立业。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解释此举是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叫家人不必为他担忧。信中充满了豪情壮志。［10］

但白崇禧等人的西北之行终未成功。他们首先来到北京，在陆军部每人领取了旅费500元，计划从北京出发，乘火车经京奉路到东北，再乘火车经俄国的西伯利亚到中亚的阿拉木图，然后换汽车到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此行虽然绕了一个大弯，但因火车快捷、便利，实为入疆最佳选择。但是，当他们在北京准备动身时，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西伯利亚的铁路交通随即断绝。无奈，白崇禧一行只好改由经陕西、甘肃去新疆。但出人预料的事又发生了，控制陕西的皖系军阀陈树藩独霸一方，不服从北京政府的管辖，扬言要扣留北京政府派出的途经陕西的人员。这样，白崇禧等人入疆的另一途径也被隔断，西北之行遂成泡影。［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