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电网敦煌心

高墙电网敦煌心

当著名的敦煌学家谭蝉雪站在我的面前时，一种揪心的疼痛传遍了我的全身。她就是我的校友吗？那个曾经震动甘肃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昔日聪明漂亮、活泼开朗的广东倩女到哪里去了？如果仅仅看外表的话，这分明是一位老年的白毛女，现代的祥林嫂。而她今年也不过60多岁!像她这般年纪的女士，好多人还面容细嫩，光彩照人哩。十四年的大狱，这位“资产阶级小姐”确实脱胎换骨了。而这一切的造化，仅仅是为了一个原因：敦煌。

这是一种很奇异的敦煌情结。16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谭蝉雪看到一本介绍敦煌的书籍。富于煽动力的文字，更具诱惑力的壁画照片，在纯真的少女心中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憧憬，或者说是一种宗教式的感悟：到敦煌去。那片神奇的土地正是她潜意识中寻觅的“家”。从此她的命运便和敦煌若断若续地联系在了一起，四十年的荣辱沉浮，七千里路风雨泥泞……

就是为了这点“敦煌情结”，高中毕业后在填写报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写上了兰州大学。因为兰州大学离敦煌近。按照她的学习成绩，她完全可以考取广州或者上海、武汉的重点大学，但是少女的心已经飞到了甘肃。她以最高分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背着大包小包，兴冲冲地来到了丝路重镇兰州。下了火车，随着公共汽车轮子的转动，少女的心渐渐地凉了下来。这个号称“小上海”的省会城市，还不如广东的一个县城繁华。特别让她失望的是，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兰州大学，还是个略具雏形的“小弟弟”。她所在的中文系师资严重不足，资料少得可怜，和名牌大学的要求相去甚远。怎么办？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混上四年，混个大学毕业的文凭万事大吉呢，还是争取改善教学条件，真正地学得一点本领，为将来敦煌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呢？四十年后回顾往事时，谭蝉雪淡淡地笑了笑，自嘲地说道：“都怪我们自作多情。其实呢，这些事情和我们到底有多大关系？管人家师资足不足，资料多不多呢!我们班上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同学，还不是照样毕了业，许多人后来当了大官，做了教授，活得很滋润。哪像我们几个，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现在活着在国内的，就剩下我一个了。临退休时才勉勉强强地评了个副高职称。你说我们傻不傻？”我问她：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签名上书，赴京请愿吗？她想了想，笑笑说：“这可说不定。许多事情都是性格使然，我太认真了。”

当年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高材生为了将兰大中文系办得像个样子，要求将兰州几所大学的中文系合并，充实教师力量，充实图书资料。仅此而已!为了使这个建议显得有些分量，天真的学子们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饱蘸青春热血的名字，以后便无一漏网地成了反右祭坛上的供品。建议书递上去后石沉大海，同学们又选出代表，自费上京到教育部请愿。这样一件在今天看来合情合理的事情，当时竟然震惊兰州，成为全国教育界的最大事件。不想谭蝉雪临上火车时生了急病，未能和其他代表一起去北京，这反而救了她的命，她“幸运”地“从宽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请愿的结果当然是明摆着的：一律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送天水地区农村监督劳动。是党员团员的还开除了党籍和团籍。

如果仅仅是这个结果，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国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是因为一年以后，他们的问题忽然升级了。由右派分子变成了“丧心病狂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集团”。1980年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为此案平反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调查表明：这些被发配到天水农村改造的大学生，和农民接触以后，了解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社会现状：土地荒芜，村庄凋敝，农民饿死街头，干部虚报浮夸。农村远不是报纸上所说的那样美妙。这些让对社会主义满怀憧憬的青年学生糊涂了，迷惘了，不知究竟是咋回事。有时候聚在一起，免不了就要议论，要探讨，要发泄心中的苦闷，要倾吐自己的看法。有的人甚至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在日记本上。最使谭蝉雪痛心的是，武山县一位年轻的宣传部长，本来是监督他们改造的，后来竟然也和他们同病相怜，同声相应，成为这些“右派”学生的朋友。这位有良知的共产党员最后也被打进“反革命集团”，判了死刑。他们最重的一条罪状是“疯狂诬蔑反修斗争”。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这些吃了豹子胆的学生却议论说：什么修正主义？人家恰恰是发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病！1980年复查时，甘肃高院的一位同志翻阅尘封二十年的案卷，看着看着，泪花便模糊了视线。多么有良心多么有头脑的一群青年啊!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已经看出了我们社会肌体上存在的许多痼疾，发出了第一声稚嫩的呐喊!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被判处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谭蝉雪是判得较轻的一个，好歹活到了今天。

她的敦煌梦就这样地被耽误了。1973年刑满释放后，有关方面准备将她安置在兰州，或者兰州附近的单位，被她婉言谢绝了。她的心还向着敦煌，她要圆一圆从少女时代就开始的敦煌梦。然而以她当时“劳改释放犯”的身份，是不可能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于是她便去了酒泉，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在她看来，到了酒泉，也就等于到了敦煌。因为敦煌属于酒泉地区，快要接近梦的边缘了。在酒泉的十年时间里，她一边做工，一边研究酒泉和敦煌宝卷——古代酒泉敦煌一带的民间文学。为了研究的需要，她如饥似渴地搜求着各种卷子。一个来自广东的知识女性，在举目无亲的西部小城，用脱土坯、缝纫换得的浸透了汗水的钱，一本一本地收集着散失在民间的敦煌古书，二十年如一日，心血沥沥，矢志不移，终于成为我国个人收藏敦煌宝卷和酒泉宝卷最多的学者。一位台湾的著名敦煌学家在观看了谭蝉雪的藏书后，感慨万端地说：“谭女士，从你的身上我明白了什么是敦煌精神，什么是中国心，也懂得了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真谛。”

三中全会后，兰州大学提出为谭蝉雪一案平反。原判法院拒不平反，他们说：要是给这些人平了反，中国就没有反革命了。兰州大学又将此案写了专题报告，呈送省委领导。报告送到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手里，宋平书记批示：认真复查，并报结果。在宋平同志的亲自关注下，这一沉冤二十年的错案彻底平反了，已经枪毙了的同志，每人作了经济上的赔偿。活着的人，除了赔礼道歉之外，又重新安排了工作。就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经过兰大校友施萍婷等人的推荐，谭蝉雪终于在她的晚年实现了少女时的志向，圆了她半个世纪的敦煌梦，成为一名蜚声中外的敦煌学专家。

在敦煌研究院的十多个春秋里，谭蝉雪争分夺秒，拼命做事，以抢回被耽误了的时光。她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民俗学的研究上面，因为早在酒泉劳动期间，就在这方面打下基础了。她的心血之作《敦煌婚姻文化》，洋洋数十万言，发前人之所未见，一出版就受到了日本、祖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敦煌学界的重视和赞誉，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作品奖。和人合作的《敦煌文学概论》则获得了甘肃社科研究一等奖。而这些只不过是她的庞大的敦煌民俗学研究花园中的第一批果实。《敦煌岁时文化导论》是一部论述敦煌在唐宋时期一年到头都有哪些常规性活动的著作。这部著作问世后，对研究整个古代中国岁时文化产生了启迪和推动作用。采访谭蝉雪时，恰逢台湾著名敦煌学家潘重规先生来访。潘先生是专门搞敦煌变文校注的，对敦煌的俗字很有研究（即对敦煌卷子中人们不认识不理解的字加以注释），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了。他此行来兰州，一是为了参加学术讨论，二是为了向谭蝉雪请教几个问题。这位在国际敦煌学界享有盛名的大教授长期以来为一些敦煌变文中的俗字困扰，不知所云，特来和谭蝉雪女士商榷。敦煌变文中有一句“三更夜已停”，不知这个“停”字是什么意思。还有“今过某公来此间”，也不知道“今过”作何解释，诸如此类。谭女士不假思考，即侃侃而谈：“这两个俗字都是古敦煌酒泉一带的方言。所谓‘三更夜已停’，就是到了夜半时分。‘停’是停分，过半，一半的意思。至于‘今过某公来此间’则更好理解。‘今过’者，今个，今天也。敦煌一带的老乡至今仍然将今天称为今过，昨天称为夜过……”

潘教授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连连击节称赏：“蝉雪，蝉雪，吾之师也!”

谭蝉雪毕竟已经老了。十四年的监狱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对于计划中的系列工程是否能够完成，连她自己也没有把握。她的态度是：活一天就做一天。她既然是为敦煌而生的，那就要死在敦煌的事业上。为此她竟好多年没有回过广东老家了。广西的妹妹来信叫她去桂林玩玩，她也一直拖着，总是回信说：明年来，明年一定来……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句唐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谭蝉雪用她的整个生命谱写了一曲哀婉凄恻的敦煌恋歌。只要敦煌的石窟不倒，只要民族的精神不垮，这支歌就会世世代代唱下去。

如果说，上面所写的几位是打不走、压不垮的敦煌人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则是饿不散的敦煌人。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李贞伯和万庚育就是这样的硬骨头。这对夫妇是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艺术系主任徐悲鸿亲授的弟子。抗战胜利后，徐悲鸿组建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又将两位高足带到了北京。李贞伯当讲师，万庚育做徐先生的助教。这是一对豪门望族的子女。李贞伯是江西大学者、大绅士李证刚的公子，万庚育则是有名的万家小姐。1995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到万庚育时，仍然为这位73岁老人矫健的身材、犹存的风韵、轻盈的步态感到惊异。莫高窟的老工人吴青善告诉我，当年万庚育来到敦煌时，其风采照亮了整个莫高窟，给长期在沙漠中工作的人们带来了由衷的喜悦。

徐悲鸿非常喜爱这对入室弟子。每个星期天，都用车将他们接到公园去玩。1948年李贞伯和万庚育结婚时，徐悲鸿做他们的主婚人，并且当场泼墨挥毫，为两位新人画了一幅气势非凡的奔马图。一代宗师气贯长虹的遗作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我在万庚育的客厅里看到了这幅画，画面上，一对年轻的骏马遥望西天，昂首嘶鸣，义无反顾，一往直前，我似乎听到了隐约奔腾的蹄声，眼前扬起阵阵尘埃……这幅风骨凛然的作品，实际上正是李贞伯、万庚育夫妇此后几十年生活的写照。

几十年的坎坷，几十年的辛酸，一切都是因了那张可憎的党票——国民党的党票。学生时代的李贞伯为了争取公费留美的名额，经陈果夫、傅抱石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当时执政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他本人将这事早就淡忘了，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对于政治并无兴趣。然而政治却忘不了他，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为这张党票吃尽了苦头。在难言的厄运之中，徐悲鸿的《奔马图》几乎成了他精神上的护身符。“文革”开始后，李贞伯成为莫高窟的第一号“牛鬼蛇神”。他每天都要接受一次“战斗的洗礼”：跪在坚硬的沙石上，大声地向毛主席请罪，众多的红卫兵手持皮带，排着队从他的身上打过去，直打得他在地上滚，鲜血染红了黄色的沙粒……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趁造反派不注意，从关押他的土屋里跑了出来，爬上莫高窟九层佛殿的最高处。远处是滚滚的沙丘，下面是神圣的佛地，只要眼睛一闭，纵身一跃，他就涅槃了，清静了，永远地跳出三界之外了。

“贞伯……”一个声音在唤他。

李贞伯回头一看，妻子披着满身雪花，轻轻地向他走来，眼里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是……”李贞伯嗫嚅着说，“土屋里太闷了，出来透透气。”

“哦，”妻子想说什么，又咽下去了。

或许是这样吧。这间土屋只有门，没有窗子，丈夫被关在里面已经整整半年了。

她抓住丈夫的手。手是那样的冰凉，一直凉到了心里。

“贞伯，”妻子用温柔的口气说，“我们下去吧。”

“好的，好的。”李贞伯说着，但没有动。他的目光仍然注视着脚下的那片圣地。他还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着。

“我把徐先生的画藏起来了。”妻子悄悄地说。

李贞伯的心猛然一动，眼睛不由得发亮了。

吴作人、李可染、傅抱石、李苦禅赠给他们伉俪的画都被抄走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徐悲鸿的那幅《奔马图》。

“真的？”

“真的。”她把恩师的画藏得很深很深，一直藏到了心底。

李贞伯不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挽住了妻子的胳膊。

北风怒号。他们仿佛听到了奔马的嘶鸣。漫天的雪雾中，分明有两匹骏马并肩驰奔，义无反顾地冲向大漠的深处……

“走，我们下去。”李贞伯决然地说。夫妻相搀着，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下了九层佛殿，向着黑沉沉的石窟走去。

此时此刻，他们对于当年离开中央美院，来到莫高窟工作，并不后悔。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一段生活，是极具光彩和挑战的。作为李可染的助手，李贞伯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工作。为了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流的英雄浮雕，李贞伯跋山涉水，几乎考察了全国所有的古代浮雕作品，并绘制成图像，为李可染的艺术构思提供了最好的参考资料。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有着青年画家李贞伯的心血和汗水。1954年，常书鸿到文化部要人，而且特别说明要一个搞美术摄影的。文化部找了好几个人，人家都不愿意去。常书鸿早就和李贞伯认识，也知道他业余爱好摄影，便抱着一线希望去找李贞伯。李贞伯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为此他作出了双重的牺牲：丢掉了绘画的本行，去从事并不精通的摄影工作，同时还将年轻的妻子从首都带到了遥远的敦煌。

敦煌人永远忘不了这对夫妇的贡献。李贞伯背一副沉重的照相器材，每天翻山越岭，钻上钻下，拍摄了492个洞窟的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而且将莫高窟的整个外景连接了起来，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除千佛洞外，还照下了月牙泉、鸣沙山的原貌，以及著名文物景点阳关、玉门关遗址的原貌。这是李贞伯献给敦煌人民也是献给全国人民的一份厚礼。而他的妻子则做着更为艰辛更为细致的敦煌石窟档案建立的工作。档案包括每一个石窟的修建年代，供养人是谁，有多少壁画，多大面积，什么内容，破损情况，何处龟裂，何处起甲，甬道多长，主室多大，窟顶多高，有无四披，彩塑几尊，所塑何人，现状如何等等。有文字说明，有图表示意，每一个洞子就是一本厚厚的资料，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万庚育每天端着小板凳，拿上小画板、记录本、手电筒，带上红蓝铅笔、绘图墨水和碳素笔，从洞口开始记录起，一直记到洞子的深处。天亮进洞，天黑回家，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终于给所有石窟建立了一份完整、科学、细致的图文并茂的档案!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一笔使世世代代的敦煌人都为之自豪的巨大财富。万庚育为此失去了她的青春、容颜和舒适安逸的生活。有一次，肖华上将来莫高窟参观，看到一位女工模样的人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记录，便静静地站在她的身后，观察着，一站两个多小时。而那位“女工”似乎并未发现一位将军站在自己的身旁，神情是那样的专注。肖华感动了，小声问道：

“女同志，你不急吗？”

万庚育轻轻地摇摇头。

当然。她已经完全进入境界了，什么都忘了，包括将军和自己。唯有佛窟，唯有艺术。

将军大概还不知道，早在1949年中国文联成立时，这位满身尘沙的“女工”和她的丈夫李贞伯，就已经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了。

万庚育另一件为人所称道的业绩是发现了一批北周洞窟。气势宏大的第428号佛窟，在张大千先生为莫高窟分期时，根据其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认定是北魏时期建造的，一直划在北魏石窟里。细心的万庚育为千佛洞立档时，在428窟模糊不清的画面上，发现了一行供养人的名字：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她将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她决心要在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中查出“庆仙”这个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有人说：张大千先生定了性的，还能有错吗？难道你比大师还高明？万庚育微微一笑，继续埋头翻书。如果能够证明庆仙是北魏时期的人，那不是更好吗？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里发现了北周时代沙门庆仙的写经，庆仙是北周人!这一开创性的发现，将428号洞窟从北魏石窟里分离了出来。然后以此类推，又分辨出15个北周洞窟。于是人们便开玩笑说：万庚育呀万庚育，张大千如果在敦煌，一定要拜你为师了。万庚育笑着回答：还用你们说!大千先生如果在中国，我一定要拜他为师。

1960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甘肃大饥。号称金张掖、银武威的河西走廊饿殍遍地，牛羊鸡狗都死光了。地处河西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粮食定量从每月30斤压到14斤，每顿只能吃到一个二两的窝窝头，而且没有其他副食蔬菜和油水。这点食品，对于从事繁重的石窟艺术研究的脑力劳动者来说，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的。许多人都水肿了，研究所开始死人。为了挽救艺术家们的生命，常书鸿决定放两个月的假，让大家到外地觅食。研究所的学者们大都是南方人，当时南方的情况要比甘肃好得多。敦煌人至今还在赞扬常书鸿的这个决策，称其为“救命假”。李贞伯和万庚育回到了南昌老家。江西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当时南昌一斤大米才九分钱，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足。李贞伯的哥哥李世璋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见弟弟的耳朵都饿干了，便挽留他们在江西工作，不要再回甘肃了。江西省文联、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江西省文化局、江西省委宣传部，先后来人和李贞伯夫妻商量，要他们留在家乡，工作由他们挑。特别令他们感动的是，江西方面表示，如果他们同意留下来，就不必万里迢迢地再回敦煌去搬那些坛坛罐罐了，江西给他们做一套新家具。几十年之后，当他们说起这件事时，连自己都觉得奇怪：面对如此丰厚的条件，怎么竟然连一点点动摇、犹豫、徘徊都没有？两个月期满，就那样自觉地回来了，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依然饥寒萧瑟的敦煌。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不仅李贞伯、万庚育夫妻按时回来了，而且所有的敦煌人都回来了，回来吃那每月14斤的杂粮。无一人逾期，无一人掉队。这便是敦煌人，这便是敦煌精神!

我不无感慨地想：这样的情况如果放在今天，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还会回来一人吗？这时，万庚育的儿媳妇——一位从事人事工作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插嘴说：“那还不是你们太傻了呗！”是的，也许他们太傻了——整整的几代敦煌人！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傻”艺术家，还会有今天的敦煌吗？还会有这颗中华民族“皇冠”上的宝石吗？敦煌人打不走、饿不散的精神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