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大报告的新修改

三、十五大报告的新修改

在与王道玉书记彻夜长谈后，我返回兴福镇。经过前后48天的调查采访，我完成了一组五篇共计两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以自己亲手调查来的材料为“兴福现象”背后的所有制理论提供了依据。重点稿件《欠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新思路》和兴福镇调查（一组三篇）刊出后引起反响。

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在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认为兴福的“真经”是抓住了人的要素，找到了农村发展的突破口，这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典型，是山东农村改革的新鲜经验，应当予以重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认为这是个好典型，并批示责成省委副书记韩喜凯抓好这个典型的公开报道。1994年8月11日，姜春云在听取我汇报后专程至博兴调查，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个典型不仅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深化改革方面找到新思路，而且在基层党建方面有新的探索。”

刚刚搞完“兴福现象”，回到济南，我便接到省委通知，让我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调研。在飞机上，胡锦涛问我还有什么好典型时，我向他介绍了兴福镇。胡锦涛说：“这可作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典型，有特点。不过先要放一放，过一段再说。”

为了使这项报道形成规模效应，我在访谈录、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又完成包括长篇通讯、消息、评论员文章和一组照片在内的“六个一”工程，不同体裁的文字稿计达4万多字，照片24幅。我带着这一大堆材料，到北京找到南振中、范敬宜、徐光春等老熟人当面汇报。经新华社总社各编辑部发出后，为国内外报纸纷纷采用。

1994年11月7日至9日，一个规模大、层次高的“‘兴福现象’与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研讨会”在博兴召开，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民日报社及山东省农委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紧接着，滨州地委、行署又召开一次“滨州现象”研讨会。会议上，王道玉书记介绍了“兴福现象”的调研过程，称赞我为山东省的大手笔，北京的专家学者发言时也纷纷盛赞我在群众中调研的功夫，说了些鼓励的话。

这是滨州在建国后召开的理论层次最高的研讨会，当时市委副书记黄学军安排宣传部副部长庞允悌和研究室李延典到北京请到不少人。玉珏、刘伟、贾春峰、魏杰、范恒山、马建堂、艾云航、范照兵、郑秀满、叶光庆、马传栋等知名学者齐聚一堂，阵势浩大。

“兴福现象”的推出使兴福镇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内参首次推出后，从中央、省、地到县先后有13个部门派出工作组到兴福镇进行调查，从不同角度提交的调查报告就达16份，体改委、建委、农行、工商局等部门纷纷把兴福镇作为全国或全省试点单位。同时，学习兴福镇的活动迅速由滨州地区向山东省乃至全国各地展开。截至1994年11月底，来兴福镇参观取经的已有11个省的3万多人，既有来自政策研究部门的，也有乡镇干部，其中自费来参观的个体户就达4000多人。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将走向何处，人们期待着这次会议能作出明确的答复。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调整，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十五大报告还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把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从理论上回应了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结合的难题。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五十年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以至于有人将其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我到兴福镇调查研究、总结出“兴福现象”，早于十五大三年。十五大的召开，终于回答了国人对于所有制问题的困惑，随着十五大对姓“公”姓“私”争论的终结，兴福镇再一次成为山东人的朝拜之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姜春云说：抓出好典型，一要靠典型自身硬，二要党委政府抓，三要靠高水平的记者与理论家。只有深入到事物内部才能抓住本质，讲起话来才有说服力。“九间棚沂蒙精神”与“兴福现象”都离不开李锦同志，他肯深入群众，也会深入群众。

实际上，从“兴福现象”开始，我就把兴福镇当作了自己的“思想实验区”，跟踪10年。通过兴福镇的实践，我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新闻记者老路，集政策探索、理论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身。此时，我已经学会运用献计献策直接参与典型培养、运用内参渠道参与政治、运用新闻媒体推广思想的做法。

1997年10月，十五大一结束，山东省委副书记韩喜凯就带领30多个厅级干部直奔博兴县兴福镇，研究兴福镇民营经济现象，以此作为对十五大精神的响应。此时的我，早已远赴西藏担任分社副社长，然而那次研讨会上，众人还是不由自主地说起我在兴福镇的深度调研，说了不少好话。